编者按：一个商人首先是一个人，跟所有的人一样，想要从宗教与哲学当中获得归属感、敬畏感以及对于人的存在意义的深层认知。对于商人来说，能否理解以上问题是他们在商业上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关于企业家寻找心灵家园、企业家与宗教哲学之间关系的话题，当代最杰出的管理大师彼得•圣吉有着独特的视角——作为西方人，他曾师从著名佛学大师南怀瑾，对东方文化有深入体认，这让他能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融合。在有关企业管理的专业建设里，他致力于将系统动力学与组织学习、创造原理、认知科学、群体深度对话与模拟演练游戏融合，发展出一种学习型组织的蓝图。彼得•圣吉在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创立了“组织学习中心”，对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如微软、福特、杜邦等，进行创建学习型组织的辅导、咨询和策划。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炼》不仅带动了美国经济近十年的高速发展，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管理浪潮。近几年来，彼得•圣吉特别着迷中国的儒、道、佛思想，2003年－2006年间，他4次拜会南怀瑾，就禅宗的修持方法、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进行了深入对话。
2010年1月13日，彼得•圣吉接受了《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的书面专访。
宗教哲学对企业家有怎样的影响？
彼得•圣吉：实际上，宗教哲学一直对企业家有着重大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表面上并不易察觉。企业家精神在于挖掘人们的集体创造力，伟大的企业家总是能够将强烈的个人意志与他人的愿景与能力调和一致，这些都关乎精神领域与集体智慧，总是受到牵涉其中的人们的理念与宗教信仰的深重影响。有意思的是，如今在中国，这种影响可能变得更加明确，这既是由于中国悠远而丰富的哲学传统，也是由于当下的特殊需要—世界对于产品性质、工艺流程与商业模式激进变化的需要。
您认为，中国的道家思想或者佛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能够成为“第六项修炼”吗？或者，它可以运用到您的五项修炼当中？
彼得•圣吉：不，我不认为这些能够成为“第六项修炼”。因为这些哲学体系异常的广泛而深刻。特别是如果将儒家思想也算在内的话。实际上，他们从不同程度上都被融合于这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中。
佛教对于理解“思维模式”——我们形成概念与行动的认知过程——有着不同寻常的贡献。道家思想对于自然系统，特别是人类如何能够更充分的融入一个真正的“自然系统智慧”，有着同样深刻的见解。儒家思想是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的哲学基础，对于促进团队学习与建立共同愿景很有裨益。
但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哲学传统如何相辅相成，并且可能在实践中极大的丰富与深化五项修炼的意义？也许最重要的是培养整体精神，这是作为一个有效管理者与企业家的基础。我在过去几年中发现，人们试图“使用五项修炼”，仿佛这只是另一套管理工具，这也许是人们对此最大的误解。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选择“修炼”这个词，是因为它源自于拉丁语中的“学习”，并且指出了坚定、持续、深入学习的必要性。有很多人有天赋的能力，但是却缺少修炼而无法实现人类真正的自我提高。
作为一位管理学大师，您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宗教哲学感兴趣？您从中得到了那些启发？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中，关于宗教修行与商业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彼得•圣吉：我对中国以及亚洲文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还是一个孩子时，生长在洛杉矶，在那里我最好的朋友是日本人，并且经常呆在他家里。我不断地从东方文化学很多东西。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设法超越东西方表层的交流而进行深层的整合。我相信，在对自然界的分析理解与提高组织效率方面，西方文化有着巨大贡献；但是我也相信，东方文化在对自然界的更深刻的直觉认知方面，有着同样重要的贡献，甚至有更为全面的意义。比如，儒家的理想是不断努力造福全民，当然这也是佛教与道教的核心主题，而这一点在西方管理传统中却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后者的重点在于个人利益，有过分强调个人与集体的冲突的倾向。这不仅扭曲了组织的宗旨，同时也导致了人们的集体创造力难以被发掘。
您觉得一位商界人士成为一个修行者，是基于哪些诉求？
彼得•圣吉：一个商人首先是一个人，他们跟所有的人一样，想要从宗教与哲学当中获得归属感、敬畏感以及对于人的存在意义的深层认知。对于商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他能否理解以上问题？这是他们在商业上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在《第五项修炼》当中，我们的做法是强调集体精神、想象力、耐心、互利意识以及大局能力，这些都是建立学习型文化的要素。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逐渐加深了对以上问题的理解，这源于我们对于低碳能源的迫切需求，源于消除浪费与毒物的循环经济以及企业开始担当创造社会财富的和谐角色。行将结束的工业时代曾经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给生态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不平衡。这不能再继续下去。政府对于新时代的开创责无旁贷，但来自于商业领域的创新力与领导力同样无可替代。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其中的成功者将是那些具有很高学习能力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