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信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温州华福慈善基金会的一名负责人，他同时也是一名商人。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放弃了一笔100多万的政府生意，原因是这笔生意需要走关系，而这与他的信仰不符。周强调这个取舍过程并不痛苦，原因是“在这里失去的，上帝会在别的地方给我”。

　　这或许是温州的老板基督徒财富观的特殊之处。他们也有赚钱的冲动，但基督徒老板能比较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一位老板认为，“人的欲望也是没有底的，你现在赚1万，有了1万你会想10万，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寻找一种平衡，一种满足感。信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依靠，我们得到耶稣，其他东西就会看得很淡。”

　　老板基督徒多是大量财富的拥有者，但是在对个人财富的处理上，他们大多喜欢强调自己是在“替上帝保管钱财”。“说到基督徒赚钱的目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钱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钱是上帝让我们去管理的，我们是管理者，他是主人。那么我们这个钱怎么用得合意，怎么样用恰当，很要紧，所以我们不会花天酒地。但是我们对比如说公益事业、社会关怀，比如说教会的帮助，则是义不容辞的，有时候甚至会大手笔地拿出去的。”蔡小东说。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民营经济之所以这么发达，也是建立在一种社会诚信基础上，不是说国家的法律和国家意志强制它遵纪守法，而是一定要要守诚信，是发自内心的，“之所以能形成这种诚信的环境，我认为宗教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说。

　　信仰与世俗化的矛盾

　　凡世的人信仰超出世间的神，必然产生世俗与超世的矛盾。凡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处于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中，他追求超越，然而他还是必须解决肉体生存和种族延续的基本需要。在西方，宗教的确拖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于商业的融合中，宗教的世俗化倾向也愈加明显，其表现就是宗教观念同资本主义生产相一致，宗教伦理同世俗功利主义伦理相协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20世纪后半叶集中表现出来的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淡出”和削弱。这一点，在温州并非毫无征兆。

　　陈村富的调查中有一项，如果外出打工、经商而无法做礼拜怎么办，在被调查的248人中，有54人认为“可以免去”，认为可以在家读经代替者有166人，占66.94%。陈村富认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实际上许多年轻教徒开始把赚钱看得比信仰重要。

　　而老板基督徒面临的世俗化诱惑更为明显。一位老板基督徒说：“办企业会时常牵扯到利益和信仰上的矛盾，往往很挣扎。有的时候也会妥协，会按照世俗的方法去做。但是往往做完以后，自己的良心就会受到谴责，圣灵就会在里面感动——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实际上，类似的心灵困境时有发生，老板基督徒的化解方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很多老板基督徒在是否送礼、是否陪客户去KTV的问题上，采取了一套世俗化的解决方案。他们自身大多坚决不参与此类行为，但却会默许手下去做。

　　不可否认，很多基督教徒都试图用宗教教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在俗世大环境中，很多企业家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与《圣经》的教义背道而驰。在温州，大多数企业家在雇工劳动时间上都无法执行国家法定标准，甚至有的工人每个月只能休息一两天，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基督教企业。然而这些企业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行为在法律上和信仰上的不妥，因为 “大家都是这样”。我们无法确认这是无意识之过还是选择性忽略。

　　尽管赵晓等学者呼吁把基督教信仰引入市场经济，但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平担心，如果世俗化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可能会重蹈西方的覆辙，即经济越强大，信仰却越脆弱。“如果说基督教在中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因为基督教越来越衰败了，因为它越来越世俗化了，因为中国社会特别世俗化，中国的世俗能力特别强，同化能力特别强。”刘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