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小林鞋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小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告诉记者，在他们这个拥有七八百人的企业里，基督徒就占了200多人。这些教徒员工每周末会有组织地到教堂做礼拜，每当遇到与宗教相关的节日，企业还会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让教徒们参加。“当然，很多非教徒员工也参加这些活动，其中有一些后来也成为信徒。”蔡小东说。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中，教徒具有传播本宗教的义务。所以有类似信仰背景的企业，在将私人信仰公众化的过程，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但有一些宗教更强调个人的修养，其对与企业的影响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被动作用。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是一个佛教徒。她表示自己不会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刻意渗透到企业中。“身教胜于言教。”她说，“不要求所有人都要信，或者所有人都对这事都感兴趣，没这个想法，但是后来慢慢周围的人都会觉得有兴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如果你做的真正的好，那别人自然就会有兴趣，就跟比如你吃了一种保养品，然后自己气色比较好，别人自然就会问你吃了什么了。”

　　李向平认为，私人信仰经由职业群体的表达与实践，呈现了现代公民信仰所应当具有的社会分享特征，并且在公司、企业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生活领域，打造了一种特殊语境中的公共信仰，或准公共信仰。

　　从宗教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而言，一种宗教伦理的基本功能，往往是如何使它的信仰群体呈现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同，或者是群体的，或者是个人的，并能经由这种认同方式而将宗教-信仰初步构成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社会生活态度，促使该宗教所具有的意义关联和利益关系制度化，最终建构一种从伦理的理想主义到实际的理性主义，从而才能转变为直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

　　重塑商业伦理？

　　宗教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对学术界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命题。自从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以来，关于此二者关系的探讨就从未间断，在中国亦是如此。但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企业界很少过问精神层面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实践当然是少之又少，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界在企业管理、商业伦理和财富观等各个层面上的功利主义盛行。

　　实际上，极端的物质主义倾向，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误读。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但是，随着信仰的介入，这样的局面正在逐渐被打破，有信仰背景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渐趋明显。

　　根据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高师宁的调查，天主教企业家的私人信仰转化为企业的公共价值之后，企业就有了一种精神，一种灵魂，一种超越了经济利益的目标。而且，转化为公共价值的天主教信仰为企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企业相对稳定，很少有员工跳槽，员工对企业家“百分之百信任”；在与政府职能部门的交往中 “理直气壮”——按时按要求纳税，积极配合管理部门工作；在竞争中多了一份无形的力量——客户、供货商对“天主教”的信任；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有一种反省和平静——参加宗教活动后会获得心灵的平和、信心和警醒；在各种不良社会习气的包围中多了一种抵抗力——不会去干同自己信仰相违背的事；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经常、长期地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不忘回报社会。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认为，由宗教信仰所引发的心灵渐变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企业家的思考模式。“我现在已看不到残酷的竞争，我看到的都觉得就是自然而然，都挺正常，当然可能也有冲突，但是如果你心态变了，你看这个世界可能就变了，你不觉得这个中间有什么特别残酷。”耿峰说。她认为，当一个人有特别长远的思考，或者对人类真的有贡献的时候，他的企业才能兴旺，如果每个点都看得太短，就会陷入急躁，“你以为你抓到了很多，但你不知道你损失了多少，你看不到你损失的东西。”她说。

　　被称为“中小企业代言人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从管理学角度诠释了这种变化在商业领域的意义。他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更能够以人为本，比如善待企业的员工，因为所谓的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那你就要善待别人，真诚地对待人别人。在这一点上，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有很多的区别。此外，他们对手合作的过程中，他往往也会比较善良，就是强调了共生共荣、合作共赢，并不是非要把竞争对手置于死地。

　　经济学家赵晓是将宗教引入市场经济的坚定鼓吹者。本身即是基督徒的赵晓曾发表过《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有十字架的市场经济和没有十字架的市场经济》来阐述宗教信仰对于商业伦理建立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劳动来理性获取财富，并以此荣耀上帝，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在这一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作用下，创新动力变得最大化，而且致富的目的和手段变得一致，市场交易者最良性的自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成本，并使得公平交易的 “市场秩序”有可能出现，从而形成公平与创新齐动的市场秩序内核，进而使市场经济像朝阳般蓬勃向上。

　　然而，与韦伯证明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背景不同的是，中国的宗教信仰者大多半路出家，而非是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信仰来推动整个商业社会的前进。韦伯式命题的中国阐释是否能够行得通，中国是否必然经由宗教来改变现有的商业伦理，这目前为止尚无法得到印证。但是至少，正如高师宁在其调查报告的最后所表达的那样，“宗教信仰是有利于企业家‘信任’观的建立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场经济活动走向正常，走向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