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就是政府放权。要把办学权、评价权、监督权交还给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进入倒计时。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月8日表示，《纲要》文本会在春节过后、两会之前向社会公示。

我们注意到，从去年1月和10月，由新华社刊发的温家宝总理的两篇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到最近座谈会中，温总理提到的四方面教育改革意见，都谈到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其实就是教改的“牛鼻子”。我国这次教改纲要能否“出彩”，就在于是否抓住了这一“牛鼻子”。

推进教育体制改革，首先，需要清晰界定政府、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力（权利）和责任。近年来，我国教育出现行政化倾向，家校矛盾、师生矛盾加剧，教育质量下滑，都与政府和学校之间、学校与教育者之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没有理清有关。其中，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尤为关键。具体表现为政府部门将举办权、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独揽手中，造成学校对行政的严重依附，失去办学特色与个性。

其次，需要落实、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教育者教育自主权、受教育者评价、监督权的机制。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都早已明确规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也规定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益，但是，这些法律条文并未得到实施。究其原因，一是没有对应的机构，二是缺乏问责机制。

以大学办学自主权来说，相应的治理机构，应是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大学的校长应由理事会（或董事会）遴选，重大战略决策由董事会（或理事会）制订。可我国大学，一直没有具有决策与遴选校长功能的理事会（董事会），那些号称有理事会（董事会）的学校，其功能主要是拓宽学校办学资源，用理事或董事的头衔去换取资源。

落实教师的教育自主权，相应的机构，应是教师委员会（对中小学而言）和教授委员会（对大学而言），教师委员会负责学校教育与学术事务的决策，负责教育质量监控以及教师教学、学术评价。我国中小学，目前教师的评价基本上由行政领导做出。我国一些大学，虽设有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但基本上是摆设，由于学术共同体的缺位，导致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频发。

而保障受教育者的权益，则更是我国教育的最薄弱环节。从基本的制度设计上，我国教育给受教育者的选择空间十分有限，以“统一高考、集中录取”为最突出，学生在考大学时不能自由选择大学，进入大学后也不能申请转学，使学校间的竞争大大削弱。另外，中小学中没有代表受教育者利益的家长委员会发挥监督、评价学校办学的作用，大学中没有维护学生权益的学生自治组织，也使受教育者的权益一再受到侵占。因此，要保障受教育者权益，需要建立具有竞争性的考试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扩大学生的选择权。

在这次教改纲要制订中，上述机制的设计难以绕开。除此之外，建立问责机制也很迫切。1993年，我国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明确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４％。”可直到2008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3.48%。这一前车之鉴提醒我们，如果没有严肃的问责机制，哪怕这次纲要写得很完美，但没有监督与问责，目标均未达到，方案提到的措施都未落实，是不是只有期待下一轮的《纲要》呢？

概而言之，教育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就是政府放权。要把办学权、评价权、监督权交还给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如果这次教改纲要的制订，能抓住这一“牛鼻子”，明确政府部门的教育举办与监管责任，切实赋予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保障中小学校本管理的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建立保障大学自主办学的理事会治理机构，推进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将教育的发展纳入依法治教轨道，那么，这次教改纲要将值得期待，而这“出彩”的教改纲要也必然给大家带来教育发展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