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萍：最近，保护动物立法的呼声特别高，因为有民间法律专家版《动物保护法》正在征求意见。今天我们有必要来谈谈我们社会中的人与动物关系问题，谈谈人对动物的责任。最近出版了两本新书，一本是《物我相融：中国人的信仰、生活与动物观》，这本书里呈现的是中国古人孜孜以求的与天道和自然万物相合的生活与理想，作者要追寻的是那些被湮没的历史——那些值得珍视的宗教传统、爱物哲学和深厚的仁爱与慈悲精神。另一本书是《追求无残酷的文化》，里面收录了许多当代作者反对残害动物的文章。

工厂式养殖 正在被禁止

Joyce：我在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工作，主要关注的是农场动物的福利状况。在我们协会的英文名字中有“compassion”一词，意为“仁慈、慈善之心”。这个慈善之心激发我们想为动物做一些事情。对于动物的关怀和尊重，其实是在几千年前中国文化和历史中就存在的一种观念。我曾经读过一些中国著作的英译版本，比如《道德经》这样的著作。通过对这些著作的了解，我非常理解善待自然也包括善待动物这样的理念。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西方发展出和以前十分不同的养殖方式，我们叫做集约化养殖或者工厂式养殖。之所以称做“工厂式”，是因为人们把动物当做一种工厂中生产的产品来对待和提供的。这种养殖方式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廉价的鸡肉、猪肉以及其它，但是对于我们的精神世界来说并没有任何好处。在西方，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现在西方很多动物福利组织及动物保护组织都开始揭示真相，努力工作来影响政治方面人士和做许多事情，来告诉大家这些动物是多么具有感知能力，我们应该如何去善待它们，改正我们的错误。同时我们也正在设立一些相关的法律，来说明如何保护这些动物和禁止那些虐待它们的行为。

但是很不幸的是，在亚洲和非洲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正在积极发展工厂式养殖。这些做法在西方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做法，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制定法律、在某些领域禁止发展工厂式养殖。

曾经有人对我说，中国人是很残忍的，因为有一些事件被媒体报道出来，场面确实很悲惨，这让人感到中国人是残暴的。但是在中国，我却遇到了这么多真心关心动物关爱动物的人，他们为动物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关爱动物、保护动物远远不只是西方的概念，而是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信仰当中。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中国传统中有深植于民族内心的对动物的关怀观念。

在唐朝每月 有十天禁屠

莽萍：实际上我们确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对动物的关怀和同情。中国历史上对动物有过的同情和道德实践真的让我吃惊。老实说，我们这代人对历史的了解非常可怜，在我翻查中国的历史时，我们确实发现，中国古人曾经有过非常好的道德上、政治上的爱护动物实践。最令人动容的就是从南北朝开始，一直到整个唐代都在实行的“断屠”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很少会发现这种思想和实践。但是在中国，同情动物的思想方式导致治理上的实践，历代都有，直到清代。在诏书、法典、律例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防止动物受到过度利用的规定。今天，很多人认为，保护动物立法是西方的东西，但其实，保护动物的律令诏书和法律，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早已经存在了。有一些很好的法律规定，比方断屠、不能屠宰孕子母兽、幼兽没有长大不能宰杀等等。

在唐朝的近290年历史中，如果不是战乱年代，一年里有三个月、每个月里有十天是要禁止屠宰动物的。这个仁慈的制度固然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历史上仁民爱物的传统，没有一种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伦理关怀也不可能出现。断屠制度在别的国家有没有出现过，我没有研究，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延续很长时间。大唐的历史能够那么辉煌，我想跟她具有非常深厚的慈悲和仁爱精神是很有关系的。

中国文化是讲究仁爱的，成就君子人格，仁民还不够，还要爱物，所谓仁民爱物。因为在中国的早期传统中，人与动物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孟子所讲的不忍之心，就是从人对动物的不忍开始的，人的不忍之心是要推及到动物的，他看到梁惠王对作为牺牲的牛生出不忍之心才讲一番道理，并把这种不忍之心和实行仁政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历史上比比皆是。

到宋明理学，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更进一步了，民是我的同胞，物包括自然、动物是我的朋友。这种关系我们今天理解起来都非常难。对照今天的中国人，我很难相信我们曾经有那么好的历史。今天的社会里有那么多对动物的虐待。一直到新儒家，仁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血脉。这个血脉如果断掉了，我们文化的血脉也就断掉了。

现在讲恢复传统文化，很多只讲汉服唐装和琴棋书画，这些固然是中国文化，但其实更重要的是贯穿中国文化中的仁爱精神，如果缺乏这个，恢复的传统文化不过徒具形式，没有精神血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