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学通史》自序

　　识我者多以为我是治朱子学的。其实，我发表的首篇学术论文是《论慧能的禅学思想》。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此后的整个肋年代，我用了主要精力教研禅宗史，撰编的《讲义》和有关文献资料印刷过数次，运用这些教材在僧俗高等院校进行教学活动。由于接受胡适先生有关禅宗史考证的某些观点，总认为从达摩至僧粲一段(称为南天竺一乘宗)是神话传说式的，以史学的观点难于成立。由于自己对禅宗的这一环节讲不清楚，90年代对禅宗史就置而不论了。

　　人生处事确实是有缘分的，几乎是10年后又有了研究禅宗史的契机。那是199年上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应邀到九华山佛学院研究生部、佛教研究所讲学，住在当代高僧仁德大和尚住持的只园禅寺里，住房跟他比邻，只要是他未外出，是朝夕相见、同桌共餐的，不断地得到他的开示，耳濡目染，使自己对佛教由义理之信解进入身心之体验，虽不敢说有所开悟，总觉得前后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判若两人了。离开九华山时，曾作偈日：“晨钟暮鼓听惯了，破灭了种种机关；一生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此外，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应化道场，以名列中国四大佛教名山而闻名丰世。全山99座寺院自己朝礼了一大半。南宋朱熹在今福建泉州为开元寺撰写的“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联语失传后，弘一大师补书的木刻匾印入拙著《朱熹事迹考》迄今已有15年，我来九华山后才真正体会到朱熹此联语之真正含义。九华山是当今佛国，满街都是僧宝(圣人)，对朝礼者之教化真是潜移默化的了。

　　不仅如此，对我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其间九华山佛学院研究生部几位导师和我本人，带领师生们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禅学活动：朝礼天柱山三祖圣迹，宣讲启悟《信心铭》。九华山西北约100多公里之潜山县天柱山，古称皖公山、皖山，与其不远皖鄂交界处之黄梅双峰山，是当年二祖慧可、三祖僧粲、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等活动之地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转移到这一带，广开禅门，接引群品，使达摩之楞伽宗传承和兴盛起来。我是带着困惑了10多年的、阻碍研究禅宗史的大问题，以极大的兴趣参与了这次禅学活动。我们先到天柱山脚下的三祖禅寺。此寺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原名三谷寺、乾元寺、岘公寺等，因隋朝僧粲大师立化于此，更名为三祖禅寺。最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祖洞，位于大雄宝殿后山脚下，洞内竖立着一大块用洁白玉石阴刻的三祖像，庄严净肃；洞口有亭。我们顶礼膜拜之后，我不由自主地口占一绝：“达摩指心传，禅宗由祖证；僧粲遗像在，别传见根源。”环崖之洞，幽泉潺潺，沿级上行100多米即是三祖立化处。僧粲就是在这里涅盘的，后人建立此立化塔。塔上没有刻字，有三米多高，至为破旧，看起来至少有数百年了；塔底层有烧香口，火种不熄。唐净觉记载了僧粲大师立化之情形：“大师云：‘余人皆贵坐终，叹为奇异。余今立化，生死自由。’言讫，遂以手攀树枝，奄然气尽。终于岘公寺，寺中见有庙影。”三祖之骨塔在立化处上方50米处，日觉寂塔，在一群护佑寺宇之中，高达数10米，至为壮观，是潜山县以至天柱山之象征。据唐智炬《宝林传》所载，僧粲立化后即建墓立碑，唐房琯撰写碑文。《宝林传》是禅宗最早之文献，宋代著名的禅宗文献道原之《景德传灯录》、契嵩之《传法正宗记》等皆取材于此，其记载僧粲史事有很大的真实性。随之，我们在天柱山脚拜谒了马祖庵。现寺宇三间，前有霹雳、牛头两巨石，左有马祖洞，周围．竹杉环抱，至为幽静，能想见当年马祖道一大师在此敞开禅门之情形。因马祖道一大师原住洪州(今江西南昌)开元寺，其禅法被称为洪州禅。他们常住在奇松、怪石、流泉飞瀑、峡谷幽洞之间，其禅法带有明显的自性而然的特点。由此，他们便把慧能“即心是佛”发挥为“平常心是道”。在登山的过程中，我们拜见了天柱大佛像、天柱大卧佛、天柱佛光、云涌莲花峰等，这对佛陀的信徒来说是至为有福报和感到自豪的!其中，天柱佛光特别使登临者流连忘返。登临至天柱山某一至高处，面前便呈现出一座蘑菇状巨峰，其上无一毫草木，石质全是金黄色，跟僧人所著黄金色袈裟相似，在半腰云雾中有尊巨佛站立着隐约可见，慈悲的面容半开金口。这一眼福佛徒们是享受不尽妁。这使我想起在峨眉山绝高处金顶观佛光之情形。早晨太阳快出山时，大家都引颈往东方观望，在一刹那间，有人看到佛光，有人看到的却是初升的太阳，或者什么也没有看到。此时此刻，真能验证出众生的缘分了。在天柱山观佛光正是如此，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的。我们不由自主地登至天柱山绝顶，陷入云海之中。天柱峰凡人是上不去的，只能到此可望而不可即。这里海拔1500多米。天柱峰顶天立地。大家似在云雾中，无自无他。圣君法师即兴之作反映出大家当时的体认境界：“岚雾绕天柱，奇哉皖公峰；我今凌绝顶，信心冲苍穹。”“苍穹”即天空，“信心”即三祖《信心铭》。于是，下山后便信解《信心铭》了。大家由圣迹到文子，由文字到圣迹，互相印证，对《信心铭》得到了正解。

　　这次朝礼天柱山三祖圣迹，使我体察到以禅学意蕴研究禅学史的方法。以慧能为代表的中国禅，是直证实相般若的，超越了言语文字和时间空间。它以顿悟的方式以心传心，所证得的是内在的生命境界，如果在生命的外在活动上兜圈子，即着眼于社会历史，就远离了禅，摸不着边际。禅的境界是空而不空，真空妙有，没有体现于社会人际的事实之中。因此，这种“心传”史(禅学史)，不能固滞于“心传”中某一环节具体事实的有无问题上，只用历史考据的方法是不行的。作为“心传”史，即使原始事实记载有所出入，甚至违反逻辑、理性，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却反映出其时代的宗教情感和宗教价值，代表了其时代该宗派的思想意识，应视为是正当的，是研究禅学史的根据。当然，理智的历史考据方法对禅学史的研究也是很必要的。

　　在天柱山获得了三祖僧粲等禅宗大师的实地材料，有了一些感性直观认识，并有了上述研究禅学史方法上的新理解，我进一步树立起继续深入研究禅学史的信心，决心完成《中国禅学通史》的撰写。回校后校内的工作刚告一段落，2000年3月，广东尼众佛学院院长宏慧法师邀请我去讲学。该院所在的清云山定光寺，离陆丰市有数10里，周围是崇山峻岭，几无人烟，惟念佛声与鸟声、水声相伴奏。宏慧法师给我多方面的关照，三餐我俩面对而食，日常生活全由学尼料理。我除每周上4次课和每天吃、睡几个小时外，全部时间都用在禅学史的撰写上。我充分地利用了佛学院的经论典籍。在那里的4个多月里，在过去《中国禅宗史》讲义的基础上，我基本上撰写成《中国禅学通史》初稿，回校后又边修改边电脑打字，遂成这部书稿。撰成这部书稿，前后时间合起来足足有10多年。

　　在这部《中国禅学通史》中，学术上我努力贯彻下列观点：达摩禅学是中国禅的先驱，中国禅的正式出现是道生禅学，慧能禅学标志着中国禅的真正形成，而从理论和实践上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践履规范则是圭峰禅学和百丈禅学，此后中国禅只是在如何体悟(方法)上兜圈子，在世界观上开辟不出多大的新意境，只是向儒、释、道三教融会的方向发展。到了近代，其主体人间禅学，是三教融会的最后归宿，也为中国禅在未来社会的发展开辟出方向。

　　以上这些观点，以及本书的诸多方面的论述，粗浅舛讹，祈请高僧大德和禅学家们批评指正。行文中引用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注明出处，间有概述者，仅向专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得到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闽南佛学院院长圣辉法师的关心和鼓励，至为感激!厦门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刘泽亮教授、副主任诚信法师、济群法师，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詹石窗教授，宗教文化出版社王志宏编辑，全面审阅书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促成出版。何绵山教授、薛鹏志教授、王荣国教授、定恒法师、安景法师、传明法师、则悟法师、智德法师、果宁法师、湛如法师、广普法师、果利法师等，予以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特此谢忱。

　　高令印 谨识

　　2003年3月5日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