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对佛教和会昌灭佛事件的态度

　　《樊川文集》卷七之《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向被认为是杜牧反佛的檄文，有论者以为此文“与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堪称双璧”。一般认为，杜牧此文揭露世人佞佛之危害，盛赞会昌灭佛之英明，正切中佛教发展到当时的种种弊端。

　　就事论事，杜牧对于会昌灭佛事件之本身当然是持赞许态度的，这点无可质疑。他对佛教负面影响的揭露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是世人竭尽财力事佛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这种行为来求得“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的结果；第二是广开寺庙、滥度僧尼给国家经济带来的沉重负担，所谓“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

　　这种对佛教弊端的揭露显然和杜牧本人的功业抱负有着密切的关系。杜牧出身名门，每以此自勉。在《冬日寄小姪阿宜诗》中，他勉励后辈要“仕宦至公相，致君作尧汤”，这其实亦是杜牧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当时唐王朝内忧外患频仍的背景下，佛教确有畸形发展之势，对国计民生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杜牧对灭佛持赞成态度，正是他求政通人和的用世之心使然。

　　但细读《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如下几点尤为可注意者：

　　第一，就文体而言，《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不同于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后者乃韩愈正式上呈宪宗的表章，系体例严正的议论文，故而可视为作者思想集中而系统的表达。而建筑物的“记”其实有所不同，它常以叙述某亭台楼阁之修建缘由为根本写作目的，虽然文章的风神往往取决于此种叙述过程中作者文笔荡开去时所表现出的情思识见，但毕竟这类情感思想还是以某一具体的建筑物为归依的。《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主要还是在叙述修建南亭之缘起，全文有一个从“世人佞佛”引起“寺僧泛滥”，导致“会昌灭佛”，最后成全了“修建南亭”的环环相扣的内在基本线索，最终还是归结到南亭之修建上。杜牧对佛教弊端的揭示及对会昌灭佛事件的态度固然反映在文中，但与韩愈的《谏迎佛骨表》相比，其实是“隔”了一层。

　　杜牧一生，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用世抱负，又确有真才实学。谈论时事，在他有着比一般文士更高涨的热情。对于自己关心的事件，比如藩镇问题和吐蕃骚扰造成的边患问题，他在诗文中曾反复展开议论。《罪言》、《上李中丞书》等文都是非常正式的谈政论兵的文章。而对于会昌灭佛，杜牧却无专文讨论，也没有如《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那样的诗歌专门来吟咏赞美其事。后人只是在一篇《亭子记》中看到他对此事的态度，似乎正能说明杜牧对灭佛之事虽然赞成，却未必有韩愈那般的冲天热情和严正立场。对于佛教发展到当时所造成的弊端，杜牧看得真切，因而能够客观地加以叙述分析，但却没有韩愈那样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的决绝。

　　第二，在述及文、武、宣三宗对佛教的态度政策时，杜牧基本上是采取述而不论的姿态。武宗固然对天下佛寺僧尼采取了几近极端的政策，宣宗却认识到佛教“亦可助以为治”，因而网开一面，使得佛教在不久之后又恢复了元气。杜牧对二者的政策都加以客观的叙述，而没有流露出自身的情感倾向。文章最后有“念仁聖天子之神功”之语，这个“仁圣天子”当然可以是指武宗，但似乎也可理解为对文、武、宣三位皇帝的统指。由此可见，杜牧在支持对佛教采取限制政策的同时，对于这种政策究竟当实施到怎样的程度则避而不谈，至少是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没有涉及，因此似不能轻易得出杜牧主张彻底排佛灭佛的结论。

　　事实上，杜牧有《还俗老僧》一诗，塑造了一个“秋寒力更微”、“不知何处归”的被迫还俗、出路无着的老僧形象。又有《斫竹》诗，描写废弃寺庙的衰败景象。凡此都寄予了作者的同情。陆游说“彼二公（按，指韩愈和杜牧）非欲纳交于释氏也，顾乐成而恶废，亦人之常心耳”。可见会昌法难造成的破坏对杜牧亦有所触动。

　　第三，杜牧对于灭佛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分析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逻辑过程，正是因为世人出于世俗功利目的而佞佛，才造成了佛寺遍地、佛教徒过多、寺院经济恶性膨胀的状况；而正是因为佛教泛滥使得国家经济不堪重负，所以会昌五年的灭佛才会发生。可见在杜牧看来，世俗大众功利性地奉佛事佛才是导致寺院及僧尼泛滥的根本原因（给国家经济造成的负担实为这一根本原因导致的直接结果），也是使他赞同灭佛的最为本质的原因。

　　佛教传入中土，其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作为一种宗教，其纯粹义理在佛教界内部的传承发展，主体是诸多高僧大德。二是作为一种影响精英阶层的文化，渗透于时代氛围之中，主体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士人知识分子。三是作为一种信仰，在民间普及，主体是芸芸众生，除了普通百姓，还包括诸如梁武帝、唐宪宗那样的帝王。杜牧批判的，实为佛教信仰中被简单化了的因果报应思想及信众所抱的庸俗功利心态。至于佛教在其它两个层面的发展，杜牧并不排斥。

　　综上所述，《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反映出，杜牧对民间佛教信仰中的消极因素及其给国家生民带来的危害有清楚的认识，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支持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但是这种支持亦并非滴水不漏、毫无保留。

　　会昌五年的灭佛运动其实背景复杂。武宗本人沉迷于服丹药、求长生，故而亲信道士，灭佛实亦隐含着佛道之争的因素。但杜牧对灭佛的赞成则是出于儒家知识分子为求国富民强的社会责任感。正由于这样的出发点不挟有私情私利，也不带偏见，所以一方面使他能有比较理性平和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并不妨碍他在其它场合频频接触佛教，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并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涉佛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