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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教观相依”之渊源与时代意义
喜谛 － 慈光禅学院大学部
南岳慧思的弟子天台大师智顗，是天台宗的开祖。天台宗虽源于隋朝，但在中国佛教的诸宗中，是真正完备一宗之面目与真实的，智者大师的教学，虽为先驱列祖的相承，但其深妙法门，实是千古不灭的法炬。教观纲宗的作者虽为藕溢智旭大师；然溯其源，实乃相承于智者大师“教观相依”之立场；由是，教观纲宗一开始便揭示“佛祖之要，教观而矣，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综观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之兴衰流变，莫不由于各个时代之学人于教观有所偏执所致。佛法讲因缘，显现于现实即是业力，故佛教在人间之流布，不免要受到当时政治、社会文化风气、众生根机等共业之影响。时至今日，回顾中国佛教的来时路，比对今日台湾之佛教，鉴古以照今，是特别有深远意义的。无论是智者大师或藕溢大师，皆是因深鉴当时佛教流弊而击振聋发聩之警钟，而“教观纲宗”便是大师悲心之结晶。
拥有广大领土的中国，由南至北，因地域辽，而风土大有差异。据宋临川王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文学篇〉说：“北方人所学之长，是渊综广博；南方人的学问，是精通简要”。各偏其所长辗转影响佛教学人，亦如此各偏一方，而造成所谓“南北论争”。南朝是轻禅重教；北朝则重禅轻教。说到南朝重义讲的由来，除了是由于当时王室贵族的外护和奖励，亦因蹈袭清谈的好辩余习，徒然是一些重在纸上和口头上的谈论！是以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卷十上说：“夫听学人，诵得名相，齐文作解，心眼不开，全无理观。”智者大师这番批评可谓是恰当的！反观现代台湾佛教的主流学风之一，便是把佛法当成佛学来研究，只是一昧在故纸堆里钻研，荒废了行门上的著力，使得所熏习的佛法无法在心性上落实；更可悲的是往往经教学得愈多愈广，由于发心有所偏颇,无法和佛法解脱的根本立场相应，故脾气、架子愈大，所学皆成我执，徒增我慢高山而矣!
上述是南朝佛教偏重义解的一面，可是一至北朝，则以禅坐为旨趣了，尤以达摩门下一派，虽依《楞伽经》为传持，但对于文字，却不著文字相，唯以《楞伽》所说：“无我之理”，为修心而已。换言之，是以重证悟为旨趣的，这影响到后来的学徒们废弃义学之举，专以倡导不立文字为旨趣的学风，颇为密切。这种思想，导致后果的不良也不少。因为根机差些的，则难免堕落无知，而陷于蒙昧的邪行，更容易造出无学寄生的哑羊僧，唯依信仰福寿生天的卑浅因果报应外，真实的教义追究，似乎无人问津了。今天有很多人教禅、学禅，但通病就是不先建立坚固的正见，以致于有点异常的体验觉受，便狂妄得不知本来面目，“挂羊头卖狗肉”的禅师大行其道，他们不说缘起无我，不谈因果业报，不必深入经藏，不必持戒，只要几次“印心”，便立刻开悟。在此广告时代，一般众生若无经藏教的基础，根本无法分辨什么是真禅？如此尽管如何地“勇猛精进”，终难免著魔、发狂、退转之结局。这也难怪时闻某某人谓已登地、证果，佛菩萨再来；然而对于一个即使未曾修禅观，但曾留意于经教、明白各种禅定境界层次及果位次第的人而言，对于时下这种种光怪陆离、不伦不类的现象，便能有抉择判断之能力。智者大师尚谦称自己只有“王品第子位”，我们薄地凡夫如何能如此愚痴傲慢？以智者大师根器尚要以经教为禅观指引，何况我们此辈钝根众生？
智者大师痛陈南北朝诸宗浮谈倾向，婉拒朝廷的谏止，决然舍离金陆的繁华，入于天台山中；讲诸经时立五重玄义，必设观心释，努力究明文句义理实践的意义，都以禅定的实践为学道之本。然其禅定主义与禅宗所谓的直指单传立场并不同。直指单传，强调的是教外别传的“狂禅”，但智者大师是以教观相依为立场的，故说“非禅不智，非智不禅”，力倡“教观双运”、“解行双修”为旨趣，以“理论”和“实践”、“教相”和“观心”并行，双运圆融而统摄北地的偏重“实践”和南方的偏重“学解”，而显现佛陀本怀的真面目，销融了几百年来的南北抗争，树立中国独创的天台教学，导致唐朝佛教的盛极黄金时代，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师长评语：智者大师于当时，对于教理的判教、创宗，可说是一划时代的新创建，综合、圆融南北教理禅修之不足，且对于后人于修学上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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