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外派智圆
　　山外派中，智圆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同时还是个儒佛调和论者，是宋初融合儒佛的突出代表。
　　智圆(976-1022)，字无外，自号中庸子，又号潜夫，俗姓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自小知道孝顺父母，和睦兄弟，所以父母特别看重于他。他儿时的游戏，“以草木濡水画石，以习文字。”(《中庸子传》中，《闲居编》卷十九)又采来一堆花卉，布列出学生听课的阵势，自己给它们讲训。“龆龀之年，即毁其发，坏其服，而为浮屠徒也。”(《谢吴寺丞闲居编序书》，《闲居编》卷二十二)八岁时他在钱塘的龙兴寺受具足戒，二十一岁时受天台教观之学，授学之师是源清。这一年他本来是准备学儒书的，不过又想，既然已经出家为僧了，却不学佛法，倒去学儒，忘本背义，这样也学不好周孔之学。还是姑且先学佛，把儒学作为副修吧。又听说源清在奉先寺传天台教观，就前去从学三年。后来源清死了，智圆离群索居，到西湖边上的孤山之玛瑙坡隐居，圈内称他为孤山智圆，他则自号潜夫，在孤山潜心研习经论，也宣讲天台思想。在读经讲经之外，好读些周、孔、杨、孟之书，对儒家的中庸思想特别欣赏，因而又自号中庸子。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智圆“衣或殚，粮或罄”(《中庸子传》中)。缺吃少穿，因此常生病，又自称为“病夫”。智圆学习经论很有心得，但不喜卖弄，有人因此就说他又愚又讷，智圆听到后，只是说学道贵在本息愚心，如果一有所得，就夸耀其能，出去卖弄，那么“吾不如行商坐贾也！”(同上)
　　智圆感到天台宗自荆溪湛然中兴之后，其微言奥旨就一直不振，那些行天台说天台的，多违天台本旨，“违道背义亦众矣！”(同上)于是有意加以纠正，写了许多作品来申述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被斥为山外一系，他的老师源清就是山外系的，源清的老师晤恩也是。晤恩首先表达了“山外”的观点，他作《金光明玄义发挥记》，指出《金光明玄义》广本是伪，略本才是智□所作，批评广本所持的观心论。源清则作《十不二门示珠指》，主张真心观。针对晤恩的观点，知礼作《释难扶宗记》，重申广本中的观心论，主张妄心观。智圆和源清的弟子庆昭作《辨讹》参与辩论。天禧二年(1018)，智圆又作《金光明经玄义表徵记》，批评广本的观心论，他还写过《请观音经阐义钞》，指出智□在《请观音经疏》中讲的“理毒”(法界无染而染，为理性之毒)不是性恶。知礼为此撰文反驳。
　　智圆除了长于天台教观，对《涅槃经》也很有研究。他三十岁时得到一部《涅槃经》，专门撰有《涅槃记》，还讲授此经。有朋友曾问他，你于天台“劳其筋骨，苦其思虑，慈慈然有扶树心”，但对于《涅槃》，你没有师承，又是讲，又是写，能行吗？智圆说，有什么不行？师承并不是一定要面授。孔子没有面授孟子，龙树没有面授智□，但没有谁说他们之间没有师承。我的老师是湛然。湛然研究过灌顶的《涅槃经疏》，使之达到尽善，而我自己也研习这部疏(见《对友人问》，《闲居编》卷十六)。
　　乾兴元年(1022)，智圆入灭，年仅四十七岁，临灭前二日曾自作祭文挽词，嘱门人，“无厚葬以罪我，无建塔以诬我，无谒有位求铭以虚美我。”(《智圆传》，《补续高僧传》卷三)充分体现了他那“雪骨冰心，傲然物外”(同上)的品格。
　　智圆著作较多，是山外派中著述最丰富的一个。他自称有经、疏、记、钞等共三十种，七十一卷，主要有《金光明经玄义表徵记》一卷，《金刚錍显性录》四卷，《请观音经阐义钞》四卷等，另有《闲居编》五十一卷。
　　智圆所持的山外派观点，与其他山外诸家大致相同，知礼的著作中，还保存了智圆的一些作品中的观点。
　　智圆和庆昭合写了一篇《辨讹》，知礼在《观心二百问》中提出其中的一些观点加以批评，在性具方面的一个看法就是心具三千而色不具三千，因为色不能造心，换言之，心能具三千，是因为心能造色。“十界是所造，心为能造，全所是能，故观能造，即具诸法。”(《请观音经疏阐义钞》卷四)
　　智圆的老师源清立“生佛三千为事造，心法三千为理造”(见《忠法师天童四明往复书后叙》，《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这种看法是众生和佛只有事具而无理具，心只有理具而无事具。这些都影响到智圆的观点。
　　智圆在其晚年所写的《金光明玄义表徵记》也是和晤恩的《金光明玄义发挥记》一样，是批评广本《金光明玄义》的观心思想的，主张观真心，观净心，他在《请观音经疏阐义钞》中已表述过这种看法。“一心三观，能观心性犹如虚空，即具庄严，无染著。”(《阐义钞》卷二)
　　关于性恶，智圆认为性具善恶，“性中之恶，恶全是善。”因为善恶同依一体，没有隔异。他举例证明这个观点，“如云清具浊性，浊全是清；珠具宝性，宝即是珠。”(同上)以性戒而言，性中之善恶，持戒而有性善，犯戒而有性恶，“持之性自是善，犯之性自是恶。”(《阐义钞》卷三)
　　在性恶问题上，知礼主张理毒就是性恶，理毒有消伏的作用。“‘消’谓消除，‘伏’谓调伏。”(《阐义钞》卷一)智圆则否认这种观点。其次，关于“理毒”，智□在《请观音经疏》中以“法界无阂，无染而染”为理性之毒，智圆也持这种看法。他又以性中之恶皆善，性中之染皆净的观点来理解“消伏”义，说法性无染而染，称理毒，反之，能做到染而无染，就叫消伏，理性之毒，可以通过观心、神咒来消除，所以不是性恶。因此，他批评山家派的观点说：“或谓性恶是理毒者，毒义虽成，消义全阙。若无消义，安称用也？若云有者，应破性恶，性恶法门，不可破也。”(同上)智圆提出了一个二难选择，如果你认为理毒有性恶义，那么理毒中“消伏”的含义就没有了，没有“消伏”，何能去除理毒、事毒、行毒？如果要承认理毒中的消伏义，必然要与你的性恶论相违，将要破性恶论，但性恶作为天台的基本理论，岂能破掉？在此显示出和山家派的严格区别。
　　智圆在习佛之外，就是读儒书，他主张儒佛调和，儒佛互为表里，认为修身可以用儒，治心可以用心。他对老庄也不排斥，认为道教的东西，虽然谈性命、谈报应都不如佛教完备，但“于治天下，安国家，不可一日而无之矣！”(《四十二章经序》，《闲居编》卷一)他做《三笑图赞》，在该《赞》的序言里讲到，慧远在庐山时，凡送客只送到虎溪，皇帝来了也不例外，但是送道士陆静修和儒生陶渊明时，则送过此界了。后来发现过了界，就拉着两人的手，相视而笑，后人将此情形画出来，成《三笑图》。智圆赞曰：“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莫逆之交，其惟三公，厥服虽异，厥心惟同。”(《三笑图赞并序》，《闲居编》卷十六)这又是讲三教合一了。
　　智圆的天台山之学被视为山外派而不传，他以多病之体勤奋治学，不尚虚饰夸耀，都是十分可贵的品格。他的儒佛合一，则是援儒入佛，这也是当时佛学中的一大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