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律制，印顺法师说：“从修行解脱来说，律是不必要的；如释尊的修证，只是法而已。然从佛法的久住人间来说，律是有其特殊的必要性[1]。”在律制当中，有接纳新人成为出家僧团之一份子的办法，称为受具足法。印顺法师说，成立受具足法的目的，是“为了佛法的推行于人间”[2]。
　　据《摩诃僧祇律》卷廿三[3]的记载，佛陀成道以后，开始说法度众，其中有愿意追随佛陀出家的，佛陀对他们说：“善来！比丘！”他们就成为出家僧团的一份子；与此同时，佛陀也教导比丘们应该学习他，也接纳其他人加入出家僧团的行列，它的方法也是对新加入者说：“善来！比丘！”即可。“善来”的梵语是“Svagata”，就是“欢迎”的意思，是问候语。所以印顺法师说，这样的方式是制度建立之前的“道义的自由结合”[4]。
　　后来由于这种只说：“欢迎你！”就接纳一个人加入出家僧团的方式产生了一些不整齐的现象，因此应舍利弗的请求，佛陀建立了“十众受具”的办法，也就是用一个制度来审核新加入者的资格，并以十个出家众共同的接纳作为加入出家僧团的条件。
　　印顺法师说：“大众部是戒从大众得的；而上座部系，和尚为大众的主体，戒是应从和尚得的[5]。”对此，他表示“应重视《僧祇律》的独到精神”，因为这样表示了“在受具时，推与僧伽（十人为法定代表），使受具者在佛法（得戒）中，直接与僧伽相贯通[6]。”因此，他说：“依律制，如受具足戒的，成为僧伽一员，不只是加入当前界内的僧伽（现前僧），而是成为全体僧伽的一员。全体的僧伽，称为‘四方僧伽’[7]。”“四方僧，不为当前的时空所限，而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成为佛法住世，佛教延续的实体[8]。”
　　《摩诃僧祇律》卷廿三，又叙述了佛陀应亿耳的请求，考虑实际上的困难，允许边地受具，只要五位法定代表人的审核就可以了，称为“五众受具”[9]。
　　综上所述，受具足戒的意义其实十分单纯，印顺法师说：“受戒，只是在大众前，立定誓愿，决意受持某类（或沙弥、或比丘等）律仪，经大众认可，这等于参加党团，举行遵守党规的宣誓仪式。这是重要的、严肃的，但并不是繁杂的[10]。”“受戒的只要有衣钵、不犯遮难。双方条件具足，传授比丘戒法，一两点钟，究竟圆满。现在的西藏、锡兰、缅甸，还是如此[11]。”
　　若再进一步推求，受具足法的核心精神，只是“请求和接纳加入僧伽”而已，这在“善来受具”的不成文法中最是清楚；“十众受具”“五众受具”的成文法，只是在这当中规定了审核与共同认可的程序与条件。
　　中国作为一个接纳佛教的异邦，向来对于西竺的规定抱持著极端尊重的心情，对于经律上的规定往往视为神圣不可凌替和不容怀疑。这样的精神固然是敬法重法，是崇高宗教情操的表现，但是也造成了一些反效果。这个现象在传戒的历史中表现得相当突出。
　　佛教初入中国，度人出家时，因未满五人，新出家者只是剃发披服缦条。这些中国最早的出家人，是不被佛教史学家承认其僧格的。其实从他们是志愿舍俗出家，而且被传教的比丘接纳来看，怎能否定他们也是僧伽的一份子呢？
　　后来戒经不断的传入与翻译，五世纪初更掀起了律典翻译的热潮，诸部律典相继译出。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部份佛教徒不断以戒经中的规定来要求受戒的情形。其中，以比丘尼僧团成立的艰辛最足以说明问题。
　　西晋升平元年（西元三五七年）洛阳竹林寺净检尼等四人，参加昙摩竭多依《僧祇律》设立的戒坛，受具足戒。结果此事在当时受到强烈的攻击，因为戒律中规定女人必须在两众出家，而事实上那时候中国根本还没有合法的比丘尼，结果净检一行人只好逃到泗水，在船上结坛受戒。但这次受戒依然不受后代的承认，只得于刘宋元嘉年间，再度由锡兰请来比丘尼众，终于在西元四三四年才使中国的女性在二众边受了具足戒。《中国佛教人物与制度》中说：“世传汉代妇女阿潘出家但受三皈，晋时净检尼只在一众边得戒，都未得全戒；故中国尼众于二众边受具足戒的，以慧果、净音等为始[12]。”从汉末至刘宋，恐怕有将近三、四百年的时间，这些舍俗出家且被弘法者接纳的出家女众，只因不合戒律的成文法，就被否定其僧格，思之难免令人不平。
　　由此观之，可见中国佛教徒在“受具”这件事情上，其仪式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它的实质意义。这种重视形式的“中国佛教精神”一直到近代都没有任何改变。明代中叶以后，由于政府封闭戒坛，受戒轨则逐遭废弛。这对中国佛教徒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事。明末，一大批传戒仪式又被制订出来，其中，见月读体的《传戒正范》[13]是沿用至今的传戒典则。
　　台湾光复以后，以白圣法师为代表的中国佛教会，以“传戒”作为改造台湾佛教的手段，不能不说是极有影响的。但是在我们来看，就在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会首次在台南大仙寺传戒的前夕，印顺法师在赞叹之余，也对中国佛教向来注重形式的作风作了针砭：“有人见到中国佛教（不但是台湾）的衰落，以为病在传戒太潦草了，于是发表高论，有以为至少要三个月，有以为要一年、三年。这些，根本不知道戒律是什么，传戒是什么[14]！”“而我们中国，把传戒看成天大的喜事；等到戒牒到手，谁也问他不到，让他挂单去，赶经忏去，这才是大毛病。怪不得隆重传戒，被讥为粉墨登场，做作一番[15]。”
　　看看台湾今天佛教的风气，印顺法师四十年前的针砭似乎仍然显得那样鲜明辛辣。看到《佛教新闻周刊》[16]上今年两家的传戒通启，标榜的东西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回想起如学法师在《法光杂志》第4期的专访中，对光复后的台湾佛教风气的评语就是“表面化、不实在”[17]，在这样的风气中，如果诸山长老们还继续振振有词，那么谁有力量挽回其万分之一呢？
　　【本文原发表于《现代禅月刊》第16期（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后刊载于“佛教现代禅网站”“现代禅论文专栏”（网址：http://www.modernze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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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释印顺，〈律制与教内对立之倾向〉，《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北市，正闻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初版，页一七七。
　　[2]释印顺，〈律制与教内对立之倾向〉，《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北市，正闻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初版，页一七六。
　　[3] 《摩诃僧祇律》卷廿三，大正廿二?四一二下。
　　[4]释印顺，〈摩得勒伽与犍度〉，《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台北市，正闻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月四版，页三六三。
　　[5]释印顺，〈摩得勒伽与犍度〉，《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台北市，正闻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月四版，页三八六。
　　[6]释印顺，〈摩得勒伽与犍度〉，《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台北市，正闻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月四版，页三八七。
　　[7]释印顺，〈部派分化与大乘〉，《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页三九Ｏ。
　　[8]释印顺，〈部派分化与大乘〉，《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页三九一。
　　[9] 《摩诃僧祇律》卷廿三，大正廿二?四一六上。
　　[10]释印顺，〈受戒难，受戒以后更难〉，《佛法是救世之光》，【妙云集】下编之十一，页四Ｏ二。
　　[11]释印顺，〈受戒难，受戒以后更难〉，《佛法是救世之光》，【妙云集】下编之十一，页四Ｏ一。
　　[12]林子青，〈中国佛教仪轨制度-传戒〉，《中国佛教人物与制度》，蓝吉富主编【现代佛学大系】第廿五册，台北县，弥勒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版，页三九四。
　　[13]见月和尚，《传戒正范》，【卍续藏】第一Ｏ七册，页一一──六二。
　　[14]释印顺，〈受戒难，受戒以后更难〉，《佛法是救世之光》，【妙云集】下编之十一，页四Ｏ二。
　　[15]释印顺，〈受戒难，受戒以后更难〉，《佛法是救世之光》，【妙云集】下编之十一，页四Ｏ二。
　　[16] 《佛教新闻周刊》第83、84期，一九九一年二月。
　　[17]温金柯，〈惜情念恩语佛教-访如学法师〉，《法光杂志》第4期（一九九Ｏ年一月）。并见本书页三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