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者眼中,万物皆美

　　黄灵

　　弃医从文的鲁迅试图用手术刀般的深刻来剖析时弊,而文道则走出用艺术来点醒世人的幕后,直接走到台前通过镜头和文字来表达观点。

　　梁文道,看到他的名字,就会想起凤凰卫视,或者说打开凤凰卫视有人就在寻找他的痕迹。总是黑白两色的着装,青黑的头皮,含而不露的表情,收放自如的谈吐。现代的我们和未来的历史都会如此记载:梁文道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他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却俨然已被业界推崇为“出土文物”般的高人。

　　2009年,梁文道一连出了三本书:《常识》、《我执》和《噪音太多》,翻阅内容笔者一下就对《我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冷静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原来也曾是个愤青、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2006年至2007年间,在香港一家财务问题不断的报刊上,出现了“密学笔记”这个专栏,并得到城中文艺青年上瘾般地追捧。那个专栏呈现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梁文道——一个撂下“挟泰山而超北海”之势,内心深沉、柔软,焦虑并纠结着的真实男人。《我执》正是以这段时间梁文道的杂文为主打,以发表的时间为序编纂而成的读物。在人们被其意境迷惑的时候,文道本人则称之为“虚构散文习作”,读来委实真假难辨。

　　梁文道在跋中写道:

　　那年我十八岁,正要参与人生第一部实验剧场创作,正想把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郁闷和刚刚学到的青涩理论全部呕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长也比我成熟的伙伴却在争论这台戏还该不该演。“艺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问,“难道不就是为了回应时代,甚至呼唤那未来的世界吗?如今,世界就在这黑匣子外边,时代已然降临。我们竟然还要演戏?这岂不是太过自私!”

　　很多年后,我在已故台湾学者吴潜诚的书里初次读到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的《契诃夫在萨哈林岛》(Chekhov on Sakhalin),乃能逐渐逼近这个问题的核心。契诃夫和鲁迅一样,是位医生作家。不同的是,这位短篇小说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诊治俄罗斯,而且从未放弃过行医救人。饶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于自己的失责;世间苦难深重,他却放纵自己的艺术才华,这实在无异于一种轻佻的冒犯。于是他决定走一趟萨哈林岛(也就是今天的库页岛),那是沙俄时期的监狱岛。

　　起行之前,朋友赠给他一瓶顶级法国白兰地。他就把这瓶昂贵的琼浆放进行囊,一路摇摇晃晃,在登陆岛上的第一个晚上,他才终于打开了这瓶白兰地。希尼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兰地。在周围弥漫着迫害气息和残酷音乐当中,他品尝着浓郁的醇酒和奢华的放纵。”

　　梁文道自谦道:这本书,不妨看作是我在途中偷偷舔舐酒瓶的结果。路上太过颠簸,天气阴晴不定,再好的酒也难免走味;就更不要说自己深深珍重的,也许只不过是一把破敝的扫帚。

　　俗话说敝帚自珍,更何况作者如此谦和地捧出了一本真诚的集子。在这本书里,最值得品鉴的是“杂稿拾遗”中的《我的病历》。此文是应其老友胡思威所邀,为剧团“进念之二十面体”的《断章记》场刊所作。时值1995年年尾,张爱玲几个月前去世,《断章记》是献给她的剧场悼文。可是全文与张爱玲根本无关;“如果有关,顶多就是背后那种冷酷的态度”,这是梁文道自己的评价。

　　文中这样描述病历:

　　病变是最与自身血肉相连,却也最不属己的异物。电视里常有气急败坏的末期癌症病人向医生大吼:“你能不能干干脆脆、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他们总不明白,疾病是以陌生文字写在肉体上的铭刻。

　　病有它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疆域,像一个个国家,在人体上展开它们的统治。病历是一幅历史地图。医学和它的体制向我们陈示,那种种的专技语言,在我们身上拥有主权,世代相承。正如我们是祖先的血裔;我们的分裂,我与自我并不明了的那一部分的斗争,是在我出生以前就被注定的。

　　关于对待疾病的观点,与他本人的信仰也不无关系。从医学角度而言,遗传因素是其中之一,但或者他指的也不仅仅如此。谈到疾病,医生能冷静地解剖他人,却很难冷静面对自己甚至是亲人的疾病,更不消说而今的医生常常将病历写得眼花缭乱,只有症状却无诊断结果。即使有了结果,也渐渐成了个人私密的一部分,如何能坦然公之于众,且不乏睿智之词。

　　如此私密的文集,最后并未用专栏的原名,以讨好媚俗读者,而是取用了“我执”的梵文。作为南传佛教上座部的宗徒,梁文道每年都要短期出家。这个梵文标题本应该用巴利文书写最为合适,但是南传佛教中只有“执”而无“我执”的概念,也就没有对应的巴利文单词,不得已选取了属于雅语的梵文。如此雅名令全书的格调,淡化出无穷的张力。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这就是本书,或者梁文道本人的魅力所在。■

　　出自: 《检察风云 》 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