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禅修之路

　　谭旭峰

　　他想开始做一个自己认为的好人

　　这几年梁文道越来越多地在大陆和香港之间飞来飞去。他定居香港，每月却必定要来北京一次，待上几天。他在大陆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在大陆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他受到数量庞大的大陆读者的关注，无论在哪里的讲座都是场场爆满。

　　于是，你在大陆的各大报刊都能看到他的文章，在北京的各种场合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忙碌的工作伴随的是他睡眠时间的减少。在北京紫竹院附近香格里拉饭店的咖啡馆里，梁文道从容坐下。彼时咖啡馆里空无一人，梁文道先是接受了一家时尚杂志20分钟短暂的采访，采访者业余时间是个说唱歌手，问的都是“嘻哈”的问题，诸如日本AV的研究，冷笑话等。聪明如他，应付自如，还是一副坦诚的言语。待到我们聊到香港知识分子是“难民”和“习惯失败”时，他仍然是一副坦诚的模样，并没有因为问题的不同而改变了心境。

　　白天打架，晚上看存在主义

　　从头说起。

　　4个月大的梁文道被父母从香港送到台湾，由爷爷奶奶照看。那是1970年代的台湾，政治与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年轻人开始追求个人自由与思想解放。在这一环境中长大的梁文道是个反叛、放荡行羁、满嘴粗话，喜欢打架的少年。

　　今天再回忆那段青春的狂躁岁月，梁文道说， “我那时打架很厉害，我从台湾回香港的一个理由就是打架。当时我初三，成绩很糟，高中部不收我，我就跑去私立学校，但刚进去，人家就说，你就是梁文道?马上赶出去。我打架很出名，附近人都知道我是个超级小混混。”

　　梁文道从小和外公、外婆住。外公在大陆时是商人、国民党官员和青帮老大，也是爱读书的人，梁文道从小跟着外公屁股后面，外公就教他读古书。外公对他影响非常大，梁文道从外公那里学会了对朋友要讲义气， “这个很重要”，梁文道说。今天，不管在香港、大陆的朋友中还是普通读者中，这都是让他广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梁文道说自己很奇怪的地方是，哪怕当时打架那么凶，每天打好几次，看到邻班的某个男生不爽就打一架，但说话却斯文，白天打架，晚上回去照样看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从小他就迷恋哲学。

　　16岁时梁文道回到香港，相对温和的环境让他的少年冲动渐渐平息，那一面“逐渐脱落，掉下来”。在香港读到高三，他开始写文章，搞艺术。1989年考大学，本来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录取他，只要他参加考试有三门及格就可以上大学，但考试那天他去“创造历史了”，就此落榜。

　　隔了一年，家人对他说： “你去美国碰碰运气吧!”他就背着行李去了美国，住在亲戚、朋友家，先在波士顿住了半年，后来去了纽约。那时他已经开始写很多东西。在美国的叔叔告诉他，你可以用你写的东西敲开哈佛大学的校门。他就在美国混，一面恶补英文，一面继续写东西。第二年，父母说，快考试了，你回香港准备一下吧。他回去，准备了几个星期，考了香港中文大学，没有再回美国。就此，一个以评论写作为主的年轻人在香港渐露头角。

　　把放过的子弹搁在一起有什么意义

　　2008年12月26日，梁文道38岁生日这天，他在大陆的第一本书《常识》进了印厂，这距离他18岁开始写文艺评论，整整20年。说到他今天写评论的影响，陈丹青初见他时说， “他非常迅速，短兵相接，会立刻对昨天甚至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反应，人们立刻会想到，(这件事)梁文道会怎么说?”

　　但梁文道对自己的评论文章结集出书却一直抱着犹豫的态度，在《常识》的序言里，他开篇就说， “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为什么要出书呢?梁文道说最简单的理由是，他和朋友开了出版社。“自己当老板，老板自己都不出书，怎么找作者呢?我们非常诚意地邀请一个作者把书给我们出，他说，算了吧，我看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还给你出不太好吧?”

　　但是他对出时评集仍有保留， “我真不觉得自己的书有什么价值。我写很多文章，但我没有从头到尾去写一本书。我写的大部分都是评论，不像电影、音乐、艺术、书，评论有时间性，时间一过，就没什么意思了。”梁文道像一个不能停下的推土机，“我永远都在写新东西，我停下来把旧作整理成一本文集的时间，能写出五六篇评论。对我来讲，新的评论比整理旧作更重要，因为写评论都是在切入当下的问题。那才是我最大的关怀。”

　　答应出书前梁文道渐渐开始想明白了，“出来一个什么事，我马上写东西去回应，像开枪，那么，放过的子弹搁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后来我发现，把它们重组一下，能变成一个‘定时炸弹’，这个定时炸弹可能需要时间稍微长一点，比如一两年后才能发挥作用。在这样的理由下，我觉得，好吧，可以出。”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些时评的结集和重新整理，能够找出一些“后面的东西”。什么叫做后面的东西呢?“就是一些我们平常思考、看待、处理我们跟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关系时背后的假设和概念。我发现这些或许还有一点留存的价值，虽然写得很不好看，因为我写得太快了。”他要写11个专栏，这些专栏有很多是重复的，因为有些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专栏大陆读者看不到，而大陆的，其他地方也看不到。他笑称自己在中间做“倒买倒卖”的工作。

　　书终究还是出了，两个月后，销量已经超过10万本。

　　难民一样的香港文化人

　　香港的文化人大都多产，知识庞杂，具有独特看世界的能力。梁文道说， “这是逼出来的。香港文化人出路不多，我们都像难民，海上遇难了，抱着一块浮木，身边有任何飘过来的东西都想把它拉住。所以我们做不同的亭，写很多东西，这是生活所逼。第二，传统的西方文人，包括中国文人，其实也是这样的，像苏珊·桑塔格，什么都会碰，什么都会谈。以前中国文人也是，像苏东坡，他写文章，画画，写诗，什么都有，评论时事有，发掘古典有，谈历史也有。第三，就是香港人敢写，大陆这边的文化人，我感觉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看法，但他们不敢写，怕“丢范儿”，我们香港文化人比较‘不要脸’。”

　　林夕，林奕华、欧阳应霁、汤祯兆、李照兴、陈冠中……梁文道一篇《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引起很大争议，他解释，他所谓“最后一代”的意思是，这是最后一代仅在香港本土成长、发展、文化背景是纯香港式的文化人。“不是说香港以后就不会出文化人了，而是说那已经是中国的文化人了。在我之后更年轻的那些文青，他们会看很多大陆的东西，他的整个知识结构、文化背景里会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东西。比如谈唱片，我会谈西方的、外面的，但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讲左小祖咒或周云蓬。”但梁文道还是在香港看到新一代年轻人的希望，香港的“独立媒体”近几年让梁文道很快慰，甚至很欣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一方面用知识分子态度读书、写作、发言，另一方面很在乎对社会的实际参与。这是一个

　　很好的现象，香港过去其实一直有这个传统，五四时期、民国时期的读书人都这么做，大家都实际参与一些事情，而不是坐而论道。”

　　如果说“独立媒体”是新一代，梁文道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以西西为代表的老派作家则是旧一代，也是最苦的一代。 “谁认识她?没人理她。”梁文道这话说得残酷，但谈到香港女作家西西，梁文道说现在还在香港的老房子里，她最好的小说全是她在厕所里写的，厕所太小，她拿一块板子，放在膝盖上写。一般大陆作家，家里藏书万册。 “我来北京，发现北京文化人日子过得太好了，大家太疼他们了。”

　　相比之下，梁文道认为香港文化人是习惯了“失败”的，“写一个专栏太曲高和寡会被停掉，写一本书卖几百本，出版社也倒掉，杂志也倒闭，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一部分，我们每一个香港文化人都曾经碰到过。今天林奕华的戏能满座，但是当年都经历了一个场子里空了五六成，写一篇文章出来几百人看的过程。就是这样，我们太习惯了。”梁文道2006年在香港出的第一本书《溺水三千》，据说已经破了香港有史以来最高的书评图书的销量，也只是一万多册。

　　在这样的环境下，梁文道成了香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对他来说，是诚惶诚恐的。这也是他学佛的原因之一。

　　从哲学到禅修

　　2008年5月初，在香港的一家寺庙里，梁文道“出家”了一周。“我们早上起来，先行禅。行禅一个钟之后，坐禅一个钟，再吃早饭。吃早饭是这样，观赏食物，观完了洗钵，用钵吃饭，用手。跟着再去行禅，坐禅。坐禅完之后再小参，见师傅。小参完之后再吃饭。过午就不食了。就这样不停地行禅、坐禅。到晚上会有一个开示，也就是讲经，我们听经。”窦文涛说，梁文道私下里告诉他，那是他平生最快乐的一个礼拜。

　　2007年底，36岁的梁文道遇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危机，他发现自己和20年前变得不太一样了，“我20年前就是一个单纯的文艺青年，一个读书人，后来慢慢变成一个名利圈里的人。”

　　近20年的持续努力——做电视评论、写文章、建书院，特别是2003年担任香港最大的商业电台台长的职务，使梁文道一下子成了众所周知的名人。现在他走在香港的路上，大家都认识他，“就是个文化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大众知名度呢?”这让他害怕，让他困惑，“这里面会不会有很多诱惑和迷失呢?我有没有变得虚伪?我有没有变得跟着这个圈的潮流走了?”梁文道对我说。然而更像是自问自答。

　　另一方面，梁文道从小读哲学， “当时觉得人生意义的问题太重要了”。20岁，梁文道考入香港中文大学读哲学。他对哲学的兴趣从小就开始了，可前年年初，他发现自己念了这么久哲学，却只是懂得理论概念和方法，而忘了人生的意义。他打了个比喻，“就像走进一座森林一样。走进去后，我熟悉里面每棵树的气味、形状和颜色，但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走进这座森林。”他警醒自己要记住做人该怎么做，但“这些东西并不是通过读书读回来，而是需要实践的。你要做一些事情去改变自己。人知道一些事情，要用在自己身上，但是我没有。”

　　梁文道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他曾是一名天主教徒，也曾立志做一位神父，但高中毕业时他放弃了天主教的信仰。去年底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梁文道第一次谈到放弃信仰的原因，“我觉得我在哲学上的知识使得我没办法再简单地接受上帝的存在，我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神的存在，或者严格地讲，上帝的存在与否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对天主教仍然充满了敬意”。

　　2008年的两次修行让他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体悟， “佛教不只是一种光说不念的东西，你真的要理解佛教的智慧，不能光是看书，还得修。不修会变得什么样呢?我举个例子，平时我们常常说我们佛教要怎么样普渡众生，但这个说法有时候说得多了，大家就觉得，好像专门做善事、帮助人，你就是一个佛教徒了。”

　　说到“修”，梁文道说， “我们知道，佛开方便法门，非常繁多、庞杂，但是在所有的方便法门里面，我们中国最流行的，比如净土跟禅宗我都非常佩服。尤其禅宗，我觉得是很难修、很深奥的一个法门。”

　　梁文道说，“想修行的话，我们可以从一些最根本、最严格的方法开始。我自己比较喜欢南传的传法。”他所学的正是南传佛教。

　　之后如我们所知，梁文道就穿着素黑，皈依佛教，开始修行了。修行对梁文道个人观点的改变很大，比如， “我更加关注到慈悲的重要，就是写时评也要慈悲，不要带着过强的情绪去批评。”他身边的朋友也发现，他粗口不说了，还禁了女色。他想开始做一个自己认为的好人——不迷失，遇到困难不沮丧，遇到压力不退缩，遇到称赞不自大，遇到批评不愤怒，很稳定地，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出自: 《热道 》 200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