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东来与八思巴字的文化影响
　　一、藏传佛教“掀天官府”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已包含了藏传佛教高于汉地诸教的意思。八思巴曾为忽必烈和察必皇后举行灌顶仪式，使之皈依藏传佛教，由此确立“掀天官府”的权势。忽必烈修建了大都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上都大乾元寺、涿州护国寺等一批藏传佛教寺庙。前二者又成为忽必烈等帝后的祭祀影堂所在。大都大明殿又设白伞盖，举行“游皇城”仪式。置崇天门金轮，意思是：金转轮王统制四海。忽必烈朝喇嘛佛事坐静等多达102次。有时还在皇宫大殿举行，且获得巨额赏赐。八思巴通过授教戒、赠诗、祈祷等活动，使皇子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忽哥赤、奥鲁赤及其子孙大多信奉了藏传佛教。
　　二、杨琏真加祸害江南与藏传佛教上五台山
　　至元十四年，八思巴门徒杨琏真加于担任江南释教都总统，掌管江南佛教。他在杭州灵隐寺对面飞来峰修建起一大群藏传佛教石像，“气焰熏灼，延于四方”，恶迹主要是：戕杀平民，攘夺盗取财物；纵佛寺影占编民为佃户；毁南宋宫室而建佛寺，挖掘南宋诸帝陵墓，暴露遗骨，筑“镇南塔”压之。尤其是掘宋帝陵墓，在民间引起普遍愤恨和不满。此举却得到忽必烈的纵容支持。元末陶宗仪曾颇困惑不解。忽必烈如此行事，与他个人年迈及真金太子的健康有关。至元二十二年，忽必烈已七十岁，春秋已高。真金体弱多病，是年十二月病逝。宋恭帝赵顯却已十三岁，从年龄上说，对忽必烈父子构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年届古稀和即将失去嗣子的忽必烈，或已相信杨琏真加“厌胜”、“镇南”之类的说法，无非是欲藉藏传佛教僧徒掘陵以建佛塔、佛寺之举，破坏赵宋的王气龙脉，使之永远丧失复国的希望和能力。
　　在此前后，还发生了藏传佛教上五台山和全真道教转移晋南等此消彼长的变动。
　　三、八思巴蒙古新字与汉人的文化认同
　　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字或“国字”。还命令以八思巴字拼写一切文字，“上则王言制命，纶綍涣汗，符章篆刻，下而官府案牍之防闲，丝缕斗升之出纳，政刑兵戎之调发，悉用其字书”。普遍设立蒙古字学，专门负责八思巴字的教学训练。忽必烈甚至企图以八思巴字统一全国的文字。
　　不少汉族士人对八思巴字表示理解与认同。首先是一批汉族士人积极学习八思巴字，藉蒙古字学以仕进。据不完全统计，世祖朝至元末有张震等46人学习八思巴字，充当官府译史、蒙古字学教授。甚至形成“人知国字之足以进身而竞习之”的风气。连许衡之侄许师义亦步入此途，八思巴字书写及口语无不精通，以殊祥院译史入仕，后任检查驿站的脱脱禾孙副使。其次，程钜夫、黄仲元、吴澄、吴师道等有名士人纷纷撰文赞誉八思巴字。尤其是吴澄充分肯定八思巴字“为国音之舟车”“欲达一方之音于日月所照之地”的政治文化功用，着重从语言文字类别特征上分析了传统汉字“主于形，故字虽繁而声不备”的不足，也分析了八思巴字“主于声”“字不盈千，而唇齿舌牙喉所出之音无不该”的特色优点。所论精辟透彻，对八思巴字给予高度褒扬。江南文学名士贡奎，仰慕蒙古字学合乎时尚，赋诗赞扬其“谐音正译妙简绝”，“照耀后世推名科”。同时哀叹蒙元统治下汉文化的衰落，哀叹自己专事章句而为儒冠所误。
　　四、结语
　　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引入藏传佛教，找到了比较亲和、容易接受的他族文化伙伴，大大丰富了蒙古草原文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原始、落后和不完善的弱势状态。
　　由于藏传佛教几乎成为元朝的国教，元帝国的蒙古、汉地、西域回回多元文化构造中，又增加了另一种吐蕃文化。后者还是以藏传佛教为纽带与蒙古文化更为近密的文化。从而使多元文化构造更为丰富多彩，名副其实。
　　蒙古统治者开始找到了与汉地佛教有亲缘联系且可以与汉地先进文化相抗衡的另一种较强势的吐蕃文化。或许是拥有了文化上伙伴和同盟者的缘故，尽管在汉地文化的影响下元中期以后已经形成包括不少蒙古人色目人在内的“多族士人圈”（萧启庆《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2004年8月），可蒙古人在整体上并没有完全被 “汉化”，并没有被先进的汉地经济文化所“征服”。他们得以选择了一条特殊的“外汉内蒙”的政治文化模式，藉此最终大体保持了蒙古文化本位。
　　忽必烈、帝师联手创制八思巴字和汉族士人对八思巴字较广泛理解与认同，说明忽必烈以八思巴字统一全国文字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且较深刻地影响到汉族士人对蒙古文化的态度。由于掌握八思巴字的人数不少，元代部分汉人蒙古化或半蒙古化的现象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