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佛教分别从印度和汉地大规模正式传入西藏。为使佛教在西藏驻足并得到宏传，于是佛教道场的兴建也随之而初兴。其时西亚、南亚和我国汉地的建筑风格与建筑艺术也不约而同地传入雪域圣地。现存于西藏拉萨的大昭寺、小昭寺，就是汉地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首次在藏区佛寺建筑中与藏式建筑结合的成功尝试。藏传佛教形成后，特别是自元代以来，由于历代中央王朝在对藏区的施政中，皆对藏传佛教采取扶持政策，加之藏区与汉地以及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致使藏传佛教开始向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汉地伸延和传播，于是，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在这些地区出现。其中在少数民族地区较为突出的是今内蒙古自治区承德市以及辽宁沈阳市等地区。这些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不仅仅是藏传佛教在这些地区传播的基地，更重要的是成为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一、五台山藏传佛教寺庙建筑
　　山西五台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传为文殊菩萨讲经说法的根本道场。据《清凉山志》记载，早在公元58－75年（东汉永平年间），五台山已有寺庙建筑。隋唐时期，五台山不仅在国内盛名，而且声播国外，吸引了国外佛教僧人前往朝圣观光。“唐龙朔年中，频敕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五台山）检行胜迹……赜等既承国命，目睹佳祥，具已奏闻，深称圣旨。于是，清凉圣迹，益听京畿，文殊宝化，昭扬道路……项又以此山图为小帐，述略传一卷，广行三辅云。”《五台山图》问世后，于中唐时期最早传到日本。之后不久，又传到西北敦煌，并绘制于敦煌石窟的壁画上。关于吐蕾派使到五台山求取《五台山图》一事，汉文《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均作了简略记载。在藏文史料中，记载较详的当推《巴协》，其中记述了吐蕃使臣桑西等5人为求《乎尔加经》前往汉地。在汉地求得佛经后，还到“德乌山”（五台山）顶的文殊菩萨殿中求取寺院图祥。在西藏桑耶寺“乌孜”大殿底层东壁至今还可以看到绘制特别精细的《五台山图》壁画；在布达拉宫日光殿西门南侧也还保留着《五台山图》的壁画。
　　自元代起，藏区藏传佛教高僧及信徒到五台山朝拜者日益增多。元代，在五台山进行佛事活动的代表人物一是益西仁钦；再就是大名鼎鼎的萨迦第五祖大元帝师八思巴；还有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三世活佛攘迥多吉也曾到五台山朝山布道。致使五台山逐渐成为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一大中心。明、清两朝，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公元1406年，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却贝桑颇应诏前往南京，次年，来到五台山“建大斋，资荐大行皇后”。公元1423年，萨迦派尚师昆泽思巴应诏去南京之后，又到五台山云游朝拜。公元1414年，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矢亦曾到五台山传扬佛法。清顺治年间，世祖诏命藏族高僧阿旺罗藏前往五台山，敕封为“扎萨克”大喇嘛，“总理五台山番汉僧人”。至新中国成立时止，历任五台山“扎克萨”大喇嘛为19任。清代，曾经前往五台山圣地的藏传佛教高僧还有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章嘉·若必多吉作为雍正、乾隆两朝国师，到五台山的次数最多，时间也最长，后圆寂于五台山，乾隆皇帝特令予以“金顶玉葬”。至今，其灵塔仍矗立于镇海寺的永乐院中。公元1908年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到五台山，在此处停留时间达半年之久。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后，在其扩建的金色颇章的格桑德吉二楼，令画师绘制了五台山图，以表达对五台山的怀念之情。
　　五台山寺庙林立，汉系佛教寺庙与藏传佛教寺庙并存，故有黄庙和青庙之分，黄庙即指藏传佛教寺庙。“据统计，清世宗雍正时，五台山仅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就有26所，僧人千余之多。到民国时仍有‘黄衣僧’（指藏传佛教僧人），大寺六七，中小数十，综计僧徒约三四千人”。据妙舟法师所撰《蒙藏佛教史》载，五台主要藏传佛教寺庙为文殊寺、镇海寺、寿宁寺、普乐院、目罗睺寺、台麓寺、金刚窟、涌泉寺、七佛寺、三泉寺、善财寺、普恩寺、慈福寺、十方堂。在上述寺庙中，规模和名声最大的当数位于灵鹫峰的文殊寺（又称喇嘛宫），“此寺位于台怀镇海拔1789米的灵鹫峰上，红墙黄瓦，金碧辉煌，气势宏伟，规模巨大。”该寺占地45亩，殿堂400余间，最盛时有千余僧人。”
　　二、北京藏传佛教寺庙建筑
　　北京，自元以来为元、明、清三朝京都，是中华各民族文化荟萃之地，同时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出现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其原因主要如下：一是前述北京的国都地位；二是藏传佛教在藏区的特殊地位；三是自元代起，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后，中央王朝在对藏区的施政方略中对藏传佛教所采取的宽厚、优待的特殊政策；明、清两朝又均连续采取元代的施政方略，这种连续性，使得在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有了一个较长的相对稳定发展时间和空间，并得以保存下来。
　　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始兴于元代，而且与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有关。公元1252年，自八思巴代替萨迦班智达前往六盘山与忽必烈会见之后，就一直追随忽必烈左右。公元1252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忽必烈登基后于公元1260年迁都北京，同一年设置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的总制院，又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理总制院事。八思巴一生在内地的活动，特别是在北京的活动，进一步巩固了西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推动了藏族与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中，其中妙应寺和护国寺都与八思巴有着直接关系。“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在辽代所建的永安寺舍利塔中发现了舍利，时值新都大都城落成，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建塔，为新建都城祈福，定塔名‘释迦合利灵通之塔’，定寺名为‘大圣寿万安寺’。塔建成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寺建成于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据元史载，八思巴曾请尼泊尔工匠来西藏建塔，并命阿尼哥“监其役’，次年塔成。随后，阿尼哥又作为八思巴的弟子来到大都，主持修建了该寺。该寺建成后，成为北京“首屈一指之大寺”，元朝帝后多次临此，而且成为“百官习仪之所”。寺内“释迦舍利灵通塔”是寺内主要建筑，为典型藏式佛塔，塔高50．86米，是北京地区最大的古塔，由于佛塔在寺内的主要建筑地位，故该寺又被民间习惯称之为白塔寺。护国寺建于元朝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原称大都崇国寺。寺内有藏式佛塔一座，“俗传为帕布喇嘛之塔”。帕布喇嘛即八思巴，据《佛祖历代通载》记述，八思巴于公元1280年圆寂后，“上闻不胜震悼，追怀旧德，连建窣堵玻（塔）于京师”，即是指护国寺中的帕布喇嘛之塔。据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载，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有雍和宫、嵩祝寺、福佑寺、黄寺、黑寺（慈度寺）、隆福寺、大隆善护国寺、妙应寺、五塔寺、普度寺、宝谛寺、永安寺、阐福寺、宏仁寺、资福院、净住寺、新正觉寺、圣化寺、慧照寺、化成寺、三佛寺、长泰寺、慈佑寺、梵香寺、同福寺、吗哈噶拉庙等30余座。上述寺庙中规模最大建造最精美、豪华，至今保存最完好的寺庙当数雍和宫。雍和宫藏名为“甘丹金恰林”，意为“吉祥威严洲”。该寺座落于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占地6600多平方米，始建于公元1694年，初为雍正皇帝继位之前的行宫，公元1744年，朝廷为“缅忆过庭，以昭崇奉”和“安邦治国”，遂改为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的总体布局、形态处理、空间结构、装饰艺术和色彩，既保留了明清时期汉式宫殿建筑的风格，又融汇了藏式建筑的艺术特色，成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在汉地的典型建筑形制。该寺在后来的改扩建过程中，仿西藏正规寺院的“四学殿”，分别建造了专供研习医学、天文、历算、显宗、密宗的药师殿、数学殿、讲经殿和密宗殿。密宗殿的密宗塑像、唐卡和壁画均系藏式风格。主体建筑之一的法轮殿为十字形布局，殿顶有5座藏式馏金宝塔，金光熠熠，气宇轩昂，昭然一幅汉藏建筑艺术结合之作。藏式佛塔在北京的宗教建筑和塔类建筑中独树一帜，例如妙应寺“释迦舍利灵通塔”、护国寺中的“帕布喇嘛塔”、北海琼岛永安寺白塔、西黄寺中的“清净化城塔”等。
　　三、承德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
　　承德避暑山庄是清代建造的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它除了供清代皇帝避暑消夏外，同时也是处理重大政事的地方。山庄自公元1703年动工兴建，至公元1708年初步建成，之后又经乾隆皇帝进行大规模扩建和改造，先后经历80余年，直到公元1790年才大功告竣。外八庙的经营时间，大体上与避暑山庄同步，是自公元1713年至1780年间陆续建造的。共为11座寺庙，分别为博仁寺、博善寺、音乐寺、安远寺、普宁寺、普佑寺、须弥福寿寺、普陀宗乘庙、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当年的11座寺庙中，因有8座为八处“下处”管理，故习惯上称之为“外八庙”。“据记载，当时我国漠南、漠北、青海、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东以南广大地区）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以及台湾的高山族等边远地区的兄弟民族上层人物，都曾来避暑山庄朝觐。”承德外八庙是清王朝为解决我国北京、西北部边疆和西藏问题的历史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在外八庙中，规模和影响较大，而建筑形式直接与西藏建筑有直接关系的寺庙有3座，分别为普陀宗乘庙、须弥福寿庙和普宁寺。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其建筑形式是按西藏布达拉宫的形制建造的；须弥福寿庙是外八庙中建造时间最晚的一座寺庙，是六世班禅从日喀则专程到承德为乾隆70岁生日祝寿，乾隆皇帝下令“肖其所居”，营建该庙。由于历代班禅居住于扎什伦布寺，故仍以扎什伦布为名，汉译为“须弥福寿”。普宁寺的建筑法式则基本按照西藏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桑耶寺之式建造的，其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及其四周的一组建筑均是据桑耶寺的佛教宇宙修建的，大乘之阁代表宇宙中心之须弥山，其余四周的建筑分别有红、黄、黑、白4塔，代表月亮和太阳的“日殿”和“月殿”，还有象征“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的众多建筑物。
　　承德外八庙融合了我国汉、藏等民族的建筑艺术，独创了一种集我国汉式传统建筑和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建筑有机结合的新的格调，并成为承德避暑山庄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八庙在建筑艺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在世界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突出特点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汉、藏建筑艺术的有机结合外，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建筑布局上充分利用地形特点，从总体来看，外八庙与山庄构成众星捧月之势，并与山庄交相辉映；从局部来分析，各寺庙中的每一建筑物都充分利用建筑物高低起伏的变化，以显示出建筑物的强烈的节奏感和时空感；特别是各寺的主体建筑物，一般都依山势建在最高处，以突出其主体位置，给人以崇高、神圣之感。二是大部分寺庙的建筑物都采用了中轴线对称或局部对称的手法。三是采用了融入园林建筑的手法于寺庙之中，故园林气氛较浓。四是在建筑材料上除使用砖、木、石等大宗建材外，还大量使用了琉璃瓦和鎏金铜瓦，增强了寺庙的华丽感。五是在建筑造型上极其丰富多彩，殿、阁、楼、亭、廊、塔、台等，琳琅满目。六是各寺庙的主体建筑造型独特，艺术感染力特别强。七是在建筑色彩上，大面积使用红、黄、绿、白、黑等单色或间色，不仅对比度十分强烈，而且从强烈对比中又寻求和谐与统一。
　　四、内蒙古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
　　我国北部的广大蒙古地区，在成吉思汗以前是由当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元朝建立以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相继传入蒙古。由于元帝室竭力推崇藏传佛教，所以，先后封藏传佛教高僧为帝师者达10余人，在“蒙古地区建寺亦多。如上郡开平有龙光华严寺、大乾元寺、开元寺、八思巴帝师寺等”。尽管如此，当时藏传佛教在蒙古还未产生多大影响，萨满教仍在民间占主导地位。直到公元十六世纪后半叶，蒙古诸部中的土默特部崛起，开始主动与藏传佛教发生关系，表示友好亲善。公元1578年，俺答汗在仰华寺召开法会，并迎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至呼和浩特，为大乘法轮州举行盛大开光仪式。该寺后来成为蒙古族地区最大的一座格鲁派寺院。在此影响下，呼和浩特一带相继建立了大召（无量寺）、席力图召（延寿寺）、庆缘寺、美岱召（寿灵寺）等寺庙。据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载，及至民国时期，我国内蒙（当时称漠南）的主要寺庙有（除承德外八庙外）开仁寺、汇宗寺、善因寺、会心寺、陀罗庙、无量寺（大召）、延寿寺（席力图召）、崇福寺（小召）、崇寿寺（朋苏召）、隆寿寺（额木齐召）、宏庆寺（拉布齐召）、延禧寺（绰尔齐召）、慈灯寺（新召）、宁棋寺（大平召）、广福寺、隆福寺（避兰召）、广寿寺（乌苏图召）、永安寺（哈达召）、庆缘寺、法喜寺、增福寺、慈荫寺、慈寿寺、崇值寺、广化寺、普会寺、尊胜寺（班第达召）、普安寺（岱海召）、善缘寺、灵照寺（美岱召）、福慧寺、广觉寺、永福寺、广法寺、吉特库召、都贵召。内蒙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从总体上看，汉、藏建筑风格兼而有之。具体分析，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建筑所占的汉、藏风格比例有别。藏传佛教初步传入时期，即元至明朝时期，寺庙多由汉族和蒙古族工匠建造，故汉式风格颇浓。清代以来，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鼎盛，故藏式建筑风格又占了主导地位。“呼和浩特席力图召正面两端墙壁采用青色琉璃砖，更为一般藏、汉寺院所未见，此乃蒙古族崇尚青观念的体现。因之蒙古族寺院乃蒙、藏、汉三族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是蒙古族人民的一大创举。”
　　五、云南丽江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
　　云南滇西北地区佛教传入时间较早。从唐凤仪三年（公元678年）至贞元十年（公元794年）间，滇西北地区均在吐蕃的统治之下，前弘期的西藏佛教渐次传入。云南丽江地区是我国纳西族主要聚居区，纳西族主要信奉本地的原始宗教——东巴教。由于丽江地区曾在历史上被吐蕃统治过，加之又紧邻滇西北藏区，藏传佛教的影响逐步扩大。丽江地区的纳西族主要信仰噶玛噶举教派，其兴盛时期大约于明代丽江木氏土司统治时期，丽江木氏土司在其统治势力扩张到滇西北藏区、四川康南和昌都地区东南部时，积极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其时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九世活佛和第十世活佛都曾加强对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联系，第十世活佛却英多吉还曾前往丽江宏法。红帽系第六世活佛却吉旺秋还亲自在丽江主持了藏文《大藏经》（称理塘版或丽江版）的编印工作。致使噶玛噶举派势力在丽江居于主导地位。丽江纳西族地区的噶玛噶举派主要寺庙有福国寺、文峰寺、普济寺、玉峰寺、指云寺等。其寺庙建筑风格从总体上讲依然系藏、汉合壁，同时也融入了一些纳西族的建筑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