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佛教兴衰的缩影：以鼓山禅为例

　　“鼓山禅”自遍照以后的传承就已经不甚清晰，他们主要的联结点也早已经不是禅学方面的特色了，然就以鼓山特定道场而言，他们之间的关联还是有迹可寻的。

　　“鼓山禅”衰败的原因，我们大体可以从宗教与社会两个视角进行考察：首先，从宗教方面来说，当然是禅宗内部的纷争。自禅宗创立以来，宗派的纷争就是一大顽疾，从来就不曾消停过：“时当末法，人根下劣，学人既无真实为生死之心，又少真正师承，唯以拂子名利居怀，人我斗诤为事，充塞闾阎，成风成俗。先师尝言：‘今日临济不成临济，不待曹洞非之也；曹洞不成曹洞，不待临济非之也。’此言尽之矣。有志之士，一闻此言，痛心疾首孰肯受之。”陈垣曾言明季临济宗情况：“附不附者，犹言加入此团体否耳。当时天童派势力最大，不附即几无所立足，故虽有豪杰之士，亦不得不舍小团体而加入焉，反是则谓之未详法嗣。”此不仅在临济内有不良之影响，也波及曹洞，“甲乙两宗大讧”就是因有临济僧人竟然称无明慧经来源不明，元贤鼓山一脉更是未详法嗣。元贤和道霈都曾不遗余力批评此风，希望能够改变禅门中的这种陋习，因而“鼓山禅”的特色之一就是融合临济与曹洞，但这也并不能改变整个禅宗界的状况，各山门占据一方，排斥异己，形如水火（特别是临济对曹洞的排斥），严重影响了各宗向外的扩张。

　　其次，是佛教界净土宗独盛的形势。清政府（特别是雍正皇帝）对禅宗（某些派系）是一种破斥的态度，对净土则极尽称扬，因为禅宗里面多士子、遗老，而相对来说净土宗提倡老实念佛比较没有反抗政府的潜力。元贤与道霈，因为他们在禅学上还可以称为一代宗师（其实连他们也都要提倡净土，迎合世人），所以还能够吸引较多的信徒，而之后的禅师，往往就已是无能为力了，都朝禅净合一以净为主的路向走去，这样鼓山以禅学闻名的特色就名存实亡了。当代禅学大师净慧法师曾言及中国禅宗寺院的不振道：“现在的汉传佛教都成为‘百货公司’了，也打禅七，也打净七，也做水陆。从好处说，广泛接引信徒；仔细想想，那就是没有形成自己的宗风。”鼓山禅的衰败正是这最好的例证。

　　倘就鼓山寺院自身原因而言，第一，是由于丛林内部小派系的争斗。鼓山一直是曹洞道场，自博山大师以来，在涌泉寺就是寿昌法脉居多。但同是寿昌后裔，还是有各种的小派系的区别。博山之后有雪关道訚禅师，他是博山法嗣；其后是元贤大师；元贤以后是觉浪道盛，他是寿昌东苑系禅师，嗣法元镜大师；道盛之后，是道霈，嗣法元贤。就道霈以前诸师来说，真正对鼓山的兴复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元贤、道霈，其他诸师住山时间都非常有限。此后的历代住持，虽不定要元贤嫡系，但终是以元贤为鼓山正宗，这也是我们把“鼓山禅”限定为元贤一脉的原因。道霈曾举荐觉浪法嗣石潮大宁法师继主鼓山，但因内部向背不一，没能成功，后来还是由同是元贤弟子的惟静和尚住持鼓山，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鼓山是形成了一定的派系(同是元贤一脉也有嫡系与支系的区别)。

　　第二，这与鼓山的寺院经济（也涉及到派系问题）及周边环境有关。一般来说，寺院的经济来源不外有两种：一是寺院自己的收入，如田地、买卖香火、赴忏法事等收入；二是募捐所得，这在一定时期更为重要。元贤、道霈时期，寺僧戒律甚严，各执事精诚团结，内部经济管理井井有条，再加上大师与众士绅来往密切，鼓山周边的人家还不敢太肆意妄为。鼓山风水宝地，鼓山周围素有盗葬之风（福州及其周边地区都有此重风水的盗葬陋习），因为风水引发的纷争不在少数（如周围村庄以为是鼓山挡去了他们的风水，使得当地不能兴旺），当时的名士林之蕃就是因为看不惯鼓山周边的豪右在鼓山大顶盗葬而与村人理论，最后被群起攻讦，愤恨而亡的。元贤对于这类现象是有所预防的：“只恐乡曲无知，小民或盗批寺田，抗欠租谷，或砍伐树木，糟蹋丛林，或占据园山，盗造坟墓，均应先事预防，禀请分别示禁，以免临时周章。”到了后来，僧人日多，“持戒者寡，糜费之事繁，窥伺者众，侵夺之祸起。”“故山林木童然，香积所入渐为强有力者攘去，盖至是而舍利窟、圆通庵诸胜亦遂为荒蓝矣。”到了遍照当山，已是林木砍伐殆尽，田产也大部分流失。寺院失去大部分的田产林木，而内部资金管理又是一团混乱，院宇颓废，事在必然。

　　此外，“鼓山禅”的衰败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清王朝对禅宗的干涉与对佛教的限制外（特别是对江南曹洞的打击），还与时代转型的背景有关。明末清初时期，许多士大夫出于政治或经济考虑遁迹禅门，“在晚明，过出家人的生活成为士绅的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这为禅宗的兴盛提供了契机；而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诸朝之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固，社会得到很大的发展，科举道路重新成为士大夫的选择，僧人地位在公众形象中下滑，佛教（特别是禅宗）失去了大量高素质的僧人来源，其衰败在所难免。

　　马海燕《鼓山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