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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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美学》近年 来 ,对儒道释三家进行研究的著作蔚为大观。在此基础之上,对禅宗这一印度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从文艺学角度和思想史层面进行阐释,则显示了研究在整体上的推进。此种致思路向说明,以综合的视野加以观照,或从学科角度,或从思想史层面,或从影响和接受双向维度,探究禅宗及其与儒道思想的关系,追溯其本源,清理其旁枝,才会使已有美学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化。但进一层而言,对禅宗美学的发生轨迹进行历史发展的宏观勾勒和审美经验的微观描述,以往的研究似乎尚未能尽人意。在这方面,张节末先生的近著《禅宗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或许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当前 美 学 理论界的一个倾向是,由形而上的问题(如美的本质)转向具体的审美关系或审美经验等方面上去,以求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禅宗美学》正是从禅宗论心、物及其关系人手,以审美突破为史的着眼点进行研究的。这是该书与以往以禅宗美学或佛教美学命名的著作的殊异之处。在作者看来,这一特殊视角的必要性在于:中国古代的美学突破往往是审美经验走在艺术经验之前,古典美学是审美优先而非艺术优先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人审美经验中最基本的关系,而人对艺术的审美经验在人对自然的审美经验基础上产生。基于此,作者把中国美学定位于“哲学美学”。循着这一视角, 《禅宗美学》进行了别有会心的探索。现象 的 寻 绎和还原。作者以为,以现象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是可能的。中国美学中的自然主义,在印度佛教传人并由玄学接引而形成禅宗以后,就发生了现象学的转向— 传统物之观念转换成佛教色之观念。自然之物的本质是和谐,而色的本质却是空。作者从感性经验的层面把禅宗的色空关系描述为“现象空观”。色即现象,禅宗的觉悟之境往往是一个纯粹直观活动所对的纯粹现象。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张扬空观,另一方面主张以色证空、藉境观心。可以说,对美学史上某些经验现象进行“纯粹现象”的还原,正是作者开启禅宗美学的钥匙。美 学 研究 作为对古人心灵的探索和追踪,能否与事实契合且使之鲜活生动起来,是其意义之所在。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历史是由阅读方式和诊释策略组成的。然而历史并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沉默的声音亦需今人去细心体会和大胆叩问。陈寅格先生说: “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还原古人的意图、声音和背景是研究的第一步。《禅宗美学》正是从美学研究人的感性经验的理念出发,以现象还原为策略,对禅的经验进行审视的。在禅宗美学与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的比较中,禅的感性层面及其与禅的哲学思辨、价值体系和心理特征之关系已清晰地呈现于我们眼前。作为 方 法 的分析和突破。作者认为,突破路向与综合路向的交替使用,是中国美学史宏观把握的两种基本方法。前者重在分析,着重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审美经验作深度研究;后者重在综合,即美148万方数据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学与伦理学、认识论三者相会通。正因为古代的美学突破审美经验走在艺术经验之前,人们不是从艺术潮流和艺术资源去反观审美突破,而是首先把握审美突破,进而才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了艺术现象。所以作者认为,中国的文艺理论批评史不能代替美学史,文艺学不能代替美学,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禅宗美学》是在对中国美学史审美突破的把握中给禅宗美学以历史定位的:从庄经玄,再到禅,中国古代美学经历了两次大突破。这是一个从无到空,从物化到境化,从逍遥到解脱的过程;古代美学的自然主义传统从此大步走向心化、虚化和境化,逐渐向现象主义新境界转换。它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审美经验,使之变得极度心灵化。通过对禅之感性经验的描述,作者认为“意境”是禅宗美学突破的产物。对于古代美学心与物(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问题,美学界普遍的做法是以“天人合一”为定论,但缺乏具体史的细致研究。该书的探索从禅宗美学这一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出发,在对现象寻绎的基础上实现还原,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了历史走向的转抉。突破法的运用,即在中国美学史的整体律动中把握禅宗美学这特殊一脉,使该书对禅宗美学的把握富有层次感。研 究 方 法往往决定美学研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这可 以从 两方面看,其一,中与西的兼容、比较。作者对禅宗美学的研究,是以对中西方美学的横观和中国美学史的纵观为基础的。作者通过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比较,认为中国的审美经验偏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西方的审美经验偏重人与艺术的关系。由此确定中西方的审美对象或侧重于自然,或侧重于艺术。基于此,作者认为中国美学从起源上是哲学美学而非文艺美学,中国古人的审美经验在人对自然的直观中进行进而获得审美自由。《禅 宗美学》正是从人与自然这一最基本的关系人手,进一步从纵深方向探析中国美学史的发展理路,通过分析描述出中国美学史上两次审美突破互相关联和转换的态势。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现象学的意义上使用“现象”一词,仅为了从感性经验的层面真实地揭示禅宗美学而已。比之于那些动不动就从西方的理论出发,接着以中国固有的思想进行比附,进而对中国思想进行抽象和拔高的做法,作者的这一研究方法显示了其独到的、融会贯通的一面。中与 西 的 兼容与比较使得该书具有了开阔的理论视野,即在中西文化的参照中发掘中国美学之于世界美学的特殊性,禅宗美学之于传统中国美学的特殊性。在新世纪跨文化对话中,这种思路必然有其现实意义。其二 ,哲 学与艺术的互识、互证。从哲学理论出发进行观念层面的把握和从艺术作品出发进行意识层面的剖析其结果应是互识和互证的。著者站在哲学美学这一高度对禅宗美学进行研究,其立论往往能透析现象之本质。例如,关于中国美学中的“自 然”这一核心命题,论者寡矣。德国学者W.顾彬的著作《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与其说是研究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倒不如说是研究中国古诗中的自然意识。顾彬在评论柳宗元《江雪》和李白《独坐敬亭山》两诗时认为,前者严格区分了自然和人这两个领域,此诗的深意在于:人是万物之主,不像鸟那样屈服于大自然;后者指出了人不只是与客观存在和平共处,人还是自然的主人,山有坚实的根基,而鸟和云却无根可言。《禅宗美学》认为,柳诗和李诗中的鸟和云仅是空的直观,顾氏的观点全然脱离了唐代的佛教文化背景,因而导致了荒谬的结论。立论并非臆测的东西,它能否站稳,取决于视野是否开阔,材料是否全面翔实。《禅 宗 美 学》的研究之所以能获得这种深度,在于其从禅宗感性经验出发并对之进行了现象还原。其美学研究过程中所选基础文本重在哲学方面,而非艺术方面。但在此基础上,对魏晋以后审美心理与艺术创作的转变进行深究,以艺术作品作为佐证,如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从陶潜的‘化’到王维的‘空”’,就是以两位著名诗人的田园诗和山水诗为个案展开研究的,显示了作者综合的视野以及该书丰厚和扎实的一面。闻月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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