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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竟无的唯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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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竟无的唯识学

法相宗,因玄奘传译而极盛于唐,但因其论述烦琐,每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不合,仅三数传而告歇绝。后又经唐武宗灭佛,法相典籍亦遭焚毁,残存典籍流失数百年之久。清末杨仁山收集古德佚书,法相论疏,多自日本购回,并刊行流通,学者始得窥见玄奘本旨。法相唯识学的复兴,不在寺僧,而实得欧阳渐、韩清净等居士之力。

欧阳渐,字竟无,清同治十年(1871)生于江西宜黄。二十入泮,从叔父读。初习程朱理学,甲午丧师后乃专治陆王心学。后从桂伯华所劝,转而研究佛学,时年三十六岁。次年,赴江宁从杨仁山游,又东渡日本,访求国内遗失之佛典。归国后,任两广优级师范教师。1910年,再赴金陵,次年杨氏于临终前以刻经处编校相托,自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事业,初校印法相唯识经论。1922年,创支那内学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世之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为宗旨”(欧阳渐《内学院简章》)。1925年扩大为法相大学。“九·一八”以后,率弟子载运经板入川,建支那内学院蜀院于重庆。1944年卒。欧阳渐以讲学刻经为其终身事业,先后编校经典千余卷,研究法相唯识、般若、涅盘垂二十年。著作有《内外学》三十余卷。

欧阳渐的佛学思想,初从杨仁山“教宗贤首”之说,研究《起信》、《华严》、《楞严》诸经论,年逾四十,始转归法相唯识,继穷般若,终阐涅盘。他认为:“法相唯识者,穷杂染之皆妄;般若者,明万法之本空;涅盘者,显即妄而皆真也。”以根本智摄后得智,由事物发生的缘起,阐明唯识。以后得智摄根本智,由事物现象的缘生,阐明法相。即从各种不同角度,通过对妄、空、真认识的深化,分别阐明法相、唯识的道理。他还认为,只有唯识才是佛教的真谛,而天台、华严以及禅宗等都是中国沙门所创,不是真正的佛法。基于上述认识,形成了他那以转依为中心,以抉择为前提,辨法相、唯识为二宗的唯识学,以及会通儒佛,促进佛法入世的思想。

转依,意为转我执、法执二障,证得涅盘、菩提二果。“转”,有转舍、转得之分;“依”为唯识、真如、生死涅盘之所依。此系通过三自性说明人的认识应当如何由错误到正确,由虚妄到真实的自证过程。它认为对于一切缘起现象(依他起性)不应执为实我、实法(遍计所执性),而要体悟唯识真性(圆成实性)。这本来是佛学中的认识方法,欧阳渐据此发展而为他的佛学思想的核心,即唯识。他一再说明,“唯识诠用义,是一大要旨”(欧阳渐《成唯识论研究次第》),充分反映他重用轻体,以理解行的思想特征。他说:

所以必须佛法者,转依而已矣,所以能转依者,唯识而已(欧阳渐《摄大乘论》)。

可见,他讲唯识,重心就在“转依”。他又指出:

缘起义是依义,建立末那六识有根依,建立赖耶转识有共依,转依于本,本依于转,有若束芦交依不仆。染净依于识藏,见相依于自证,因亦有其依,缘亦有其依……变非刹那离依,依非息息离变,本是幻形,缘至斯起,是为唯识。知彼相妄,乃见性真,复修而依转,变身土而化万灵,此之谓唯识学。(欧阳渐《唯识十二论·叙》)

这就是说,佛法中的缘起论就是转依,一切事物,互相依存,发展变化,以及不改不变的自性,都是八识互依,唯识所变。染净、见相、因缘、心所、诸法,各各皆有所依。有所依,识才有变,一是变现,二是转变。结果阿赖皆种子依六识之缘,变现六识之境。这种依和变,是识的依变,是识藏,是自证,故万法皆成于依和变。其实,他强调转依就是唯识,简单地说,就是要依真如实性和阿赖耶识,转妄成真,转染得净,这就是欧阳渐以转依为中心的真实意图。

欧阳渐认为,法相唯识以外的中国佛学,不重视方法论的建立。禅宗强调单刀直入,彻见心源,主张不立文字,道断语言,乃是无量劫以前,已经受佛法文字熏染很久,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故非常人所能采用。然而禅学末流,徒拾一、二公案,搔首弄姿,故作玄奥,其实并不懂禅法。而天台、贤首也不知方便善巧,“畛域自封,得少为足,佛法之不明宣矣”(欧阳渐《唯识抉择谈演讲》)。他认为唯识是专谈方法论的学问,所以,他特别重视唯识学。《唯识抉择谈》和《唯识抉择谈演讲稿》就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欧阳渐强调,研究佛法首先要在佛经中进行抉择,所以他每刻印佛经,则作叙文一则,指明重点研究的地方及其意义。每讲唯识论,必先讲唯识抉择,把方法论放在首要地位。他所谓的抉择有十:

一、体用谈用义。

二、四涅盘谈无住。

三、二智谈后得。

四、三谛谈俗义。

五、三量谈圣言。

六、三性谈依他。

七、五法谈正智。

八、二无我谈法无。

九、八识谈第八。

十、法相谈唯识。

这十种抉择经吕徵整理后文字稍为详细,意思也就更加明白。在体用关系上,谈有为之用。无住涅盘是佛的涅盘,佛不住涅盘而住菩提,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救渡众生,立大功德,就“用”而言,称为无住。根本智悟自不悟他,后得智悟他而称真见,故选择后得。与空宗相反,相宗以俗谛为无,真谛为有,认为俗为幻故无,真为识故有。其他如三性谈依他,谈法无,谈阿赖耶识,都是从正反两面突出识的功能而已。

辨法相、唯识为二宗则是欧阳渐独一无二的创见,是他的佛学思想的第三个特征。章太炎在《支那内学院缘起》一文中指出,欧阳渐“曾言:‘唯识法相唐以来并为一宗,其实通局大小殊焉。’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也。”欧阳渐认为唯识宗以缘起理论为基础,从事物发生的原因上谈相的作用,法相宗以缘生理论为基础,从万物变化的结果上谈相的体性。“八识能变(即具有变化的功能),能变义是唯识义;三性所变(即变现出来的结果),所变义是法相义。”“理义是唯识义,事义是法相义。”(欧阳渐《瑜伽师地论叙》)从理论基础、性质、表现等各方面说明“唯识法相德义体例各别,不相淆乱”(欧阳渐《辨唯识法相》),以实现他另建唯识宗的意图。不过,这一意图,除金陵刻经处一系的个别人,如吕徵外,几乎无人接受。或只举唯识,包含法相,或仅列法相兼容唯识,就连认为欧阳渐这一创见“独步千祀”的章太炎也是法相唯识并称。这说明欧阳渐法相、唯识分宗的问题虽挑起了二十世纪新、旧唯识派的论争,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只是表现与“转依”、“抉择”说同样旨在反求自证,膨胀心力的心性学说的特征。当然,他对唯识的阐扬和发挥,也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再度昌明于世,其功绩则无需赘言。

与他的老师杨仁山一样,欧阳渐融会佛儒的特征也是很明显的。他以佛解儒,援儒入佛,著有《中庸传》、《孔学杂著》、《书读》、《论孟课》、《毛诗课》等。

他指出,佛法是体,儒学是用,它们的共同基础则在《中庸》的“中”。他说:“中即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欧阳渐《中庸传》)故是佛法中的真如实性。如此解释,“中”便成了佛性,又是性之体,佛儒贯通就能从人性中把握佛性,并由佛性展现普遍的人性。当然,他融会佛儒的目的还是重在利用儒家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精神,使佛学成为一门应世的学问,在内忧外患、国势危殆的岁月中振养民气,培育弘法利世之才。所以,他首先强调,孟子的气节观固为佛教法师所守,佛法同样持“名节事极大,生死事极小”(欧阳渐《欧阳大师遗集》1727页)的伦理观。可见,欧阳渐以儒家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改造佛学的目的,就是要陶冶,强化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和杀身成仁的献身精神。既然佛儒结合的真实意图在于以佛学做入世的事业的指导,所以他极力主张以居士而修习佛法,亦可以儒家之道修己安人,出家与否只是形式,无碍于涵养济生利世的精神。他还看到当时寺僧无德无学,发愿借居士以振兴佛学,因此继杨仁山之遗志,创办僧学,培育佛学人才,形成以支那内学院为中心的一支居士佛学的劲旅,把近代居士佛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这支劲旅中,吕徵、王恩洋为中坚力量。吕徵长于语言、因明,佛学思想独具特色,佛教文化研究也多有建树。王恩洋慧解不在吕氏之下,法相唯识之学仅次于欧阳渐。此二人在二十世纪佛学研究史上都占有显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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