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属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在内的东北文化区系，红山文化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历程。其主要的文化特征是以龙为图腾标志，代表性器物有饰压印纹筒形罐、玉器和大量的细石器。仰韶文化是中原地区考古文化区第。仰韵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以花为标志，代表性器物是花卉图案彩陶和小口尖底瓶。这两种相邻的文化在河北省相遇结合。红山文化以它博大的胸怀大胆地吸引了外来的文化，发扬壮大了自身。

“华山玫瑰燕山龙”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在形容北方的考古文化红山文化和与之相邻的考古文化仰韶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来的。

红山文化属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在内的东北文化区系，其地理位置是东从医巫闾山，西到张家口，北越过西拉沐沦河，南达大凌河流域及燕山南麓的长城地带。这一地区的经济类型是以渔猎、采集、农业等混合型经济为主，包括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富河文化，统称为“红山诸文化”。各文化间有直接和间接的传承的关系，是西辽河流域土生土长的一种文化。红山文化分布区地处以渔猎经济为主的东北文化区的前沿，南面与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生活的中原粟作农业相连接，是多种经济形态与多种文化类型相联系的交错地带。其代表性文化特征是以龙为图腾标志，代表性器物有饰压印纹筒形罐、玉器和大量的细石器。

早在查海——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出现了用石块摆塑的龙的形象。在查海遗址中“龙形堆石置于整个聚落的中心部位，四周以房屋环绕，尾部与聚落中最大的一间房屋相邻，而头以下是那片墓葬，位置十分显赫”。2002 年，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的发掘中也出土了一个头为猪的龙形象，“额骨正中钻有一个圆孔，躯体主干是由陶片和自然石块摆放而成，大体呈S 形。”[2] 在查海遗址中还出有在陶器上浮雕的龙纹，共两块，“一为盘卷的龙身，一为上卷的龙尾。它们都有扁而平的身体，并都在身体表面饰密集而整齐的压印窝纹带，窝点纹弯曲如鳞，显然是在表现身体上的鳞状纹的。这已具龙的特征”。

在赵宝沟小山遗址出土的陶制尊形器上，有猪头龙、鹿头龙、凤鸟和不知名动物在太空遨游的图案。而这些动物在身体上都装饰较规范的龙鳞纹，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赵宝沟时期的先民们共同崇拜的图腾。另外在敖汉旗南台地遗址中共有14 件陶尊和两件陶器，盖上都绘有龙纹。

到红山文化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第二地点冢第四号墓中，玉雕龙、马蹄形玉箍正式的出土，为红山文化的最终确认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其后在红山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玉猪龙，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中还出有泥塑的猪龙，以及被后人称为红山第一龙的C 形玉雕龙。红山文化的龙有其自身的发生和发展的历程。
在距今6000—5000 年之间，当以“龙”为标志的红山先民们在燕山以北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在中原大地则是以“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天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在东起豫东、冀南，西至甘肃与青海交界处，北抵长城沿线，南达鄂西北，年代距今7000—5000年。在仰韶文化分布区内有黄土高原、关中盆地、河谷等多样的地貌，降水量相对较少而气候干燥，黄土的土质松软易于农耕，是我国最早的粟作农业的原产地。

“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两种小口尖底瓶：壶罐口主要是半坡型中遗存，双唇口主要是在庙底沟类型中遗存。两种花卉图案彩陶：一种是覆瓦状花冠，属蔷薇科的玫瑰；一种是合瓣花冠，属于菊科。两种动物图案彩陶：双半坡遗址包含了鱼形陶盆完整序列；鸟纹图案彩陶，同双唇口尖底瓶从成熟型到退化型全过程相当。”

这种文化特征在八百里秦川里才能找到它的发生、发展的足迹，也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如壶罐口小口尖底瓶和鱼纹彩陶被称为半坡类型，双唇口小口尖底瓶和鸟纹彩陶被称为庙底沟类型。这两种类型同源并且平行发展。而庙底沟类型更具有生命力，在八百里秦川以外的相当大的范围内部能看到其踪迹。

韶文化是一支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农业部落。庙底沟部族把当地特产的玫瑰花作为崇拜的图腾，用极为抽象的玫瑰花图案彩陶作为神通的神器，从而又称为华族（花）。这个部族从渭河下游的关中地区产生发展，影响范围到黄河，然后到汾河下游、山西西南一带，又北上到汾河源头与桑干河的邻接处，也就是山西北部地区，桑干河的下段也就是河北省西北的蔚县“S”型曲线水路交通地带，这一地带都有仰韶文化的影响。

这时以“龙”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也向西南发展它的影响，在河北省西北部的蔚县的丰关遗址，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玫瑰图案彩陶与红山文化饰龙鳞纹彩陶共出的现象；又在河北海里西北部地区稍晚于红山文化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墓葬里发现有随葬的红山文化玉雕龙；又向南发展，在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的墓中随葬有具红山文化特征的朱绘有龙鳞纹装饰的蟠龙纹陶盘和外方内圆地玉璧，这些也都能在红山文化中找到它的渊源。还有学者认为在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殷墟玉器中的龙及动物造型的玉饰，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中都可以找到红山玉器的影子。

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这两个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流的文化共同体在河北省桑干河相遇，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纹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就是它们相遇后并产生的文明“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

彩陶的出现是在西辽河流域地区故有的龙纹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型的玫瑰花图案，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彩陶。最早的龙鳞纹彩陶罐出土于赤峰蜘蛛山遗址，鳞纹为黑彩，图案规整，似先勾边内填彩，它是这类彩陶罐中较早的一种画法。再一例为出土于河北省张家口蔚县的三关遗址，是红彩，图案简化，似由单线画成，线条稍显潦草，这是较前一例为晚的画法。出土于阜新县胡头沟和牛河梁这两个遗址的积冢中的彩陶筒形器，鳞纹为黑彩，单体甚大，彩道宽而规整，而且常与其他彩陶图案如几何形纹、简化玫瑰花纹配合使用。在西拉沐沦河岸发现的一件大型彩陶罐，更是龙鳞纹与几何形纹，简化玫瑰纹三种花纹共出一器，代表了三种文化的结合。

在喀左东东山嘴“祭坛”出土的玉雕双龙纹璜小巧玲珑，“女神庙”的大型泥塑女神像等级分明，而且具有了庙宇的雏形。“积石冢”的中心大墓中的勾云形玉佩、马蹄形玉箍、玉猪龙、玉璧、玉环、玉龟等大量的玉器群的出现，也表明在当时的那个社会中已出现了贫富分化，而中心大墓的墓主人很可能就是一个集政权、财权、神权于一身的红山人的祖先。

在牛河梁第二地点第四号冢8 号墓中下层的积石冢中随葬玉器，同时随葬彩陶器，这是一个特例。这时的彩陶已具有了祭祀性质，彩陶罐上绘有整齐的勾连花纹图案，可知具有仰韶文化特征的彩陶已深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与红山文化溶为一体了。苏秉琦先生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并且在论述牛河梁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祭祀遗址时说：“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填，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这一南一北两种文化的结合，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化一体的格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