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仰韶文化的发展阶段,已处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仰韶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

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归根结底,是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为基础的。在物质文化的发展中,原始农业的发展是根本。原始农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原始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等物质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精神文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 使人类社会的历史脱离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

在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原地区,原始农业的出现较早,发展亦较快。这一地区的原始农业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主要表现在当时的农业村落已经形成,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来源已以农业为主,并且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

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则相当发达。主要表现在仰韶文化的农业定居村落发现多,面积大,内涵丰富,出土的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以及与农业生活相适应的用具相当多,并且还有不少农作物遗存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在中原大地约有四五千处,其中在裴李岗文化分布区内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有几百处。在仰韶文化遗址内,多有房基发现。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与农业生活相适应的生活用具,无论是数量和种类都相当多。各遗址都有不少农业工具出土,种类包括石斧、石铲、石锄、石刀、石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和谷物加工工具,还有骨铲和大量的陶刀等工具。与农业生活相适应的陶质器皿出土数量更多,种类包括鼎、釜、灶、甑、罐、钵、碗、盆、壶、瓶、杯、盘、豆、缸、瓮等炊具、饮食器、水器和容器四大类。

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农作物遗存则有粟、黍、高粱等,还发现有蔬菜种子。

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的发展,定居生活的稳定,还必将促进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仰韶文化农业的发展就为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

仰韶文化时期的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水平提高,产品比较丰富,并出现有新的生产部门。大体有制陶、制石、制骨、木作、纺织、编织等几种生产活动,而且金属冶铸已出现。家畜饲养的品种增多,生产水平亦有较大的提高。

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制陶手工业已有很大的发展。这时期的陶器,在各遗址都有大量出土,主要是红陶,亦有灰陶和黑陶。制法亦以手制为主,普遍采用了泥条盘筑法,而且出现了慢轮加工技术。陶器的质量高,胎质坚硬,火候高。器物种类既有生活用具,又有生产工具,而且还有大量的葬具,其中生活用具的种类繁多,制作工艺水平高,器物精美。

根据仰韶文化陶器的发现情况看来,当时的制陶手工业与裴李岗文化时期相比,不仅在生产规模上扩大,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而且在技术、工艺水平上亦有很大的进步。

仰韶文化的石制品,则有大量发现,例如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就有几百件。石制品种类也比较多,有斧、铲、锄、刀、磨盘、杵、锛、凿、砺石、纺轮、石球、石矛、石镞和网坠等农业、手工业和渔猎工具。由此看来,仰韶文化的制石手工业,与裴李岗文化相比亦有较大的发展。

仰韶文化的骨制品有较多的发现,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骨制品就有几百件。这时期的骨制品种类有骨铲、骨凿、骨匕、骨刀、骨针、骨锥、骨镞、鱼钩、鱼镖、鱼叉、骨笄、骨珠、骨管等,包括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装饰品等。由此可以看出,仰韶时期的制骨手工业亦有较大的发展。

到了仰韶文化时期,木作工具出土较多,各遗址几乎都有木作工具发现。尤其是仰韶文化时期发现的房屋建筑遗迹多,面积大,有的房屋还是平地起建的,墙壁使用了木骨泥墙。这些均说明仰韶文化时期的木作业亦有较大的发展。

在仰韶文化遗址中, 发现远多于以前的纺轮,其中有用陶片加工的,亦有专门烧制的陶纺轮,还有石纺轮。布纹的发现也较多,在西安半坡的陶器底部,就发现印有布纹,粗细均有。临潼姜寨出土的陶器,亦同样发现印有布纹。大量纺轮的出土和不少布纹的发现,说明仰韶文化时期,纺织手工业已经发展起来。

编织手工业在仰韶文化中也已出现。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中,有的印有绳纹和篮纹。在彩绘花纹中,还见有网纹,并发现有网坠。尤其是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上,发现有较多的编织花纹。此外,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的房基内,发现有苇席纺织物遗迹。

值得指出的是,在仰韶文化时期,铜金属的冶铸已经出现。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就出有2 件铜器,其中一件是铜片,另一件是铜管状物。这一发现表明,仰韶文化时期,铜金属的冶铸已经出现。

仰韶文化时期的家畜遗骨有较多的出土,主要是猪、羊、狗骨,有的遗址还出土有鸡骨,还发现有养畜的圈栏和场所。这说明,仰韶文化时期的家畜饲养业已相当发达。

根据仰韶文化时期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当时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已经比较丰富。社会财富的积累必然会激发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追求和贪欲,从而促使私有制的产生。因此,仰韶文化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必将推动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进程。

三

仰韶文化时期,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精神文化亦相应地得到发展。当时的精神文化产品,据考古资料所见,主要有绘画、雕塑和记事的刻符等。

彩绘在仰韶文化中常见,主要见于陶器上。仰韶文化陶器,有不少施有彩绘花纹,使用的颜色主要是黑色,亦有红色、白色和棕色。多以单色绘图,有的亦使用了复彩。有的在施彩之前,在陶器表面先施一层白色陶衣。彩绘的花纹图案多种多样,有简有繁。主要有人面花纹、动物花纹、植物花纹和几何形花纹四大类。构图线条有粗有细,匀称流畅,布局有序,协调对称。

人面花纹是用简单的笔划,画出人的面部形象,以横线和竖线勾画出眼、耳、口、鼻,有的嘴角边各含一条小鱼,有的两耳边亦画有一条小鱼,有的头上画有三角形发髻。动物花纹有鱼纹、鹿纹、鸟纹和蛙纹。其中鱼纹有写实性和图案化形象两种,鹿纹、鸟纹、蛙纹均为简单的笔划,勾画出其形象。植物花纹最主要的是用圆点、勾叶和弧线三角组成的花瓣图案,花纹繁褥,并且多有白色陶衣衬底,比较美观。几何形花纹也较普遍。主要以直线、斜线、波折线组成各种不同的花纹,变化复杂多样。

在仰韶文化的彩绘作品中,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上所绘的《鹳鱼石斧图》,画有一鸟、一鱼和一石斧。鹳鸟肥胖健壮,神态娴静自然,灰白色,嘴叨一条大鱼。石斧横缚于木柄上,木柄竖立在一方框上,棕色。这幅画构图新颖,是仰韶文化彩绘图案中仅见的一幅画面最大的作品。

雕塑品在仰韶文化中也不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陶质生活器皿,本身就是很好的陶塑品,其形制和式样,既实用又美观。有的陶器形制别致,如宝鸡北首岭出土的一件船形壶、郑州大河村出土的一件仰韶双连壶,既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又是颇具美感的观赏品。尤其是在陕西华县太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鹰鼎,器身塑成一只站立的鹗鹰,身躯健壮,粗腿利爪,两眼圆睁,虎视眈眈,气势凶悍,形象生动逼真,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除了生活中使用的陶塑器皿外,仰韶文化时期也有作为装饰的雕塑品。在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就有不少陶塑的鸟、兽和人头。在陕县庙底沟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中,则发现有陶塑的壁虎。

刻符以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发现较多。在西安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上,发现的刻划符号就有30 多种。临潼姜寨出土的陶器,有百余件亦有刻符,也有三四十种符号。这些刻符,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刻在陶器上的,它们或者是记事的标记,或者是传递某种文化信息。

仰韶文化彩绘和雕塑艺术取得的成就,以及刻符的出现,说明当时在物质文化的发展基础上,精神文化亦有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爱美思想和审美情趣。

四

由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发展,以及精神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当时的社会亦获得进步。

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当时的社会已进入父权制社会。从仰韶文化墓葬的埋葬制度看来,早晚期有很大变化。早期墓以单人葬为主,中期则以多人二次葬为主,晚期又以单人葬为主。在临潼姜寨发现的仰韶文化墓葬中,第一期发现土坑墓174座,基本上都是单人葬,只有2 座双人合葬;第二期的土坑墓191 座,绝大多数是多人二次合葬;第三期只发现一些零散的单人葬。在郑州大河村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墓,则都是单人葬。仰韶文化时期埋葬制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化。

在姜寨一期发现的两座合葬墓中,有一座是母子合葬墓,一座为父子合葬。母子合葬的葬制,反映出母权制氏族社会的婚姻关系,即群婚和对偶婚。而父子合葬,则说明子女已确立了生身的父亲,它所反映的婚姻关系是一夫一妻制,它是父权制氏族社会制度的反映。姜寨二期的多人二次合葬墓,既有同性合葬,又有异性合葬。这两种合葬墓中,前者反映了母权制社会的葬制,后者则反映了父权制社会的葬制。但是,在多人合葬墓中,同性合葬很少见,异性合葬是主要的。

根据仰韶文化埋葬制度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制度,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仰韶文化早期阶段,氏族已经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父权已经萌芽;中期阶段,父权制已逐步确立,仍存在母权制残余;晚期阶段,母权制已被废除。

其二,财产私有化、贫富差别已经比较明显。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财产私有和贫富差别更加明显。在姜寨二期发现的191 座土坑墓中,有随葬品的为149 座。主要是随葬陶器,少者1 件,一般的2～5 件,最多的为32 件,有的墓还随葬有骨珠或玉石耳坠之类装饰品。

这种贫富差别,在房屋建筑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在仰韶文化的房基中,房子的建筑方法、结构和面积都有所不同。有的房子是半地穴式建筑,面积窄小、结构简陋;有的房子则是地面建筑,面积大,结构讲究。墙壁和地面结构亦有所不同。在郑州大河村发现的仰韶文化房子,则有单间和套间之分,套间房以两间居多,最多的是四间相套。尤其是四间的套房,墙壁为木骨泥墙,并经火烧,既坚固又可防潮。地面有的铺细砂,有的上敷一层白灰硬面再用火烧,平整光滑。

从仰韶文化墓葬的随葬品和房屋建筑的差别来看,仰韶文化时期的财产私有和贫富差别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其三,文字和铜金属冶铸已起源。在仰韶文化中出现的许多刻符,很有可能是文字起源的标志。有人把这些刻符分两类:一类是数字,一类是单字。“数字刻符可能是表示陶器标号次序或种类”, “单字刻符可能是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符号”。并认为这些刻符是我国文字的原始形态,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有人甚至肯定“刻符已属文字,它是古汉字的起源,已有基本固定的形、音、义,和商周甲骨文、金文属一个系统,即象形文字系统”。而铜金属冶铸的起源,则可以从姜寨遗址发现的两件黄铜片作标志。

总之,根据仰韶文化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和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的进步等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仰韶文化时期,古代文明已经起源,并正处于形成的发展进程中,经过龙山文化的发展阶段,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文明最终形成,我国的历史进入文明时代。因此,仰韶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无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