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哲学上继承并发展了道家学说。道教积极探索道体与性体的根本特征、万物的有无动静、社会的兴衰、个体的生死祸福等问题，在对自然的改造、社会的变革、生命的延展等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道教“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南朝梁刘勰《灭惑论》）, 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仙境、有形体长生不死的活神仙，人们可以通过证道而成仙。

道教认为人生活在世上是一件乐事，因而教导人们要乐生、重生。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老子想尔注》，就把《老子五千文》中的“天大、地大、王亦大”，改为“天大、地大、生大”，认为“生”比“王”重要。《元始无量度人经》强调“仙道贵生”。葛洪也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认为生命是最为宝贵的。道教在人生与死、存在与消亡的对立中，抓住“生”的一端来观察宇宙万有和人生，认为人有无穷的潜能，通过修炼，就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了。它鼓励人们至少要竟其天年，最高理想是长生不死乃至成仙。所谓成仙，并不是说人死后灵魂登入“仙境”——道教的“仙境”并不完全指缥缈的天国，而是说人的形体可以长生不死，既可以和凡人生活在一起当活神仙，也可以到“仙境”去超脱自在。

一些人认为，人的寿命皆由天定，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但道教却并不这样理解，认为“夫形生愚智，天也；强弱寿夭，人也。天道自然，人道自己”。（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道教相信人的生死命运是由自己掌控的，生命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生命自主思想，集中表现为坚信生命演化过程是可逆的，人可以凭借主观努力，通过修道，逆转生命演化过程，使自己的生命在宇宙大化中如同道生万物一样，生生不息，畅通无阻，最终复归到生命的本源上，实现生命形态的转化而逃离生死之度劫，所谓“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西升经》）。这种思想理念促使人从消极适应自然转变为积极改造自然，使人在与自然不离不即的动态关系中凸显“夫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自由。

道教虽以“少思寡欲”、“长生久视”为宗旨，主张学道之人应超然世外，独善其身，不趋炎附势；修道应以道济世，既要修道证真又要救世利人。这种修己与利他的双重目标，表现出道教“内以修身，外以行善”的出入世并重的圆融精神。

道教的圆融还体现在它的宽容、多元精神上。《道德经》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这就是说，能包容一切就能够公平对待一切。道教在看待人和万物的关系上，没有人类中心论的观点，认为人是“域”中四大之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道教主张多元化，容纳不同的价值观，否定高低贵贱之分，反对自我中心论。

道教还特别提倡尊重女性。《太平经》云：“天地之道，乃一阴一阳，各出半力，合为一，乃后共成一。”“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在家庭伦理中，男女地位应该是平等的，男女和合的人道与阴阳和合的天道是对应的。

道教自由圆融精神不仅表现为力求掌握自然规律而改造自然、战天斗地的自由；力求社会关系宽松活泼，个体在其中和畅自如、逍遥舒适的自由；还表现为个体身心的自由，即个体所具有的无穷之生命潜力。

道教为了使人们不受既定的价值观和规范的束缚，张扬价值观多元化的合理性、合法性，保持心灵的开放和绝对自由，让思想不停滞、僵化，“浮云舒卷绝常势，流水方圆靡定形”。在时机不到时，“乐天知命，何虑何忧！安时处顺，何怨何尤哉！”（葛洪《抱朴子外篇·名实》）在时机到来时，则如圆球滚落高山，如瀑水倾泻江河，机敏神应，圆应万方。所谓“盖君子藏器以待有也，蓄德以有为也，非其时不见也，非其君不事也，穷达任所值，出处无所系。其静也，则为逸民之宗；其动也，则为元凯之表。或运思于立言，或铭动乎国器。殊途同归，其致一焉”（葛洪《抱朴子外篇·任命》）。这也是一种积极入世而达观圆融的处世态度，其目的是使心灵充满了潜能、势能，具有无穷的生机。

这种心灵的自由，同样是与身形联系在一起的。性即神，命即气，气神同运，性命双修，这是宋代开始的道教内丹学派的核心思想。道教性命双修之学一方面积极追求精神超越即心灵自由提升的意义——这方面实已构成宋明理学家们的心性学的思想源头；一方面又以重视身体，不忘养生乃至不轻视感性世界为取向，充分体现了道教个体身与心的圆融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