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环保观点

　　■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现环境污染的情况。

　　■世界上不应该有什么废物，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弄虚作假？很要不得！

　　■预防为主，变废为宝。



　　1969年，我调到国务院环境监测小组，有幸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也就从那个时候起，我才接触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事情。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直在从事环境保护工作。每当我们回忆起中国环境保护发展历程的时候，就非常怀念周恩来总理。中国的环保事业是在周总理的重视之下开展起来的。他生前对环保事业非常重视，讲过很多话，做过很多指示。我国现行的有关环保的方针、政策、基本思路，许多都是在他任总理时提出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这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国家机关很多都瘫痪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处于一片混乱当中。总理的大部分精力都是去处理“文化大革命”的相关事宜。另外，还有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国家大事，可以说日理万机。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想着关系到国家发展的环保问题。

　　他提出的环保问题，对于大多数人，也包括我们这些人都感到生疏。但是，他一再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在许多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激起了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环境污染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说虽然还是个新课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一旦工业发展起来，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他说：因此现在我们就应该抓这方面的事情。

　　记得当时我们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都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大，不必太着急。总理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不要认为环保问题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再等待了，从现在起就应该抓，防止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

　　我还记得1970年12月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夫人浅沼享子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了解到随行的浅沼享子的女婿是一位专门从事公害问题研究的电视台记者，就对这位记者说：“我要向你请教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总理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详细了解了公害在日本的发展情况以及日本采取的相应对策。谈话后的第二天，他就指示我们组织一次报告会，请这位记者讲述环境保护的问题。周总理还指示：有关的科技人员要来听课，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各个部委的负责人都要来听这个课。

　　报告会，讲了一个下午。报告会结束后，总理还打电话问我们听懂了没有，并且还指示，要分组进行讨论，讨论的情况要向他汇报。时值“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他都顾不上，但是他对环保一事始终紧抓不放，非常认真。当我们将分组讨论的情况报告提交给周总理后，他对报告作了指示，要求把这一文件发给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人员。很幸运，不久前我们查到了这个文件，这极有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关于环保的文件记录。从这件事情可看出总理抓住一切机会向我们的干部，向我们的各行各业，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我现在初步查了一下，总理为了唤醒各个方面对环境保护的注意，从1970年到1974年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对环境保护作了31次讲话。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针对环境保护竟有这么多的讲话，这足以看出总理对环保问题的重视。他讲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讲了应该采取的措施，也讲了政策。我国现行的环保方针和政策，很多思路就是从他的这些讲话中得到的。

　　着手新中国第一项污染治理工程———官厅水库污染

　　1972年3月，北京发生了一次污染事件。在北京市场出售的鲜鱼有异味，吃了这些鱼的人，感到全身无力，出现头痛、胃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卫生部门把这个情况向国务院作了报告。周总理看到这个报告之后，非常重视，立即指示要查清事件的原因、污染源，并商讨应对措施。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立即组成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官厅水库的鱼受到了污染。污染源除了宣化地区外，还有来自张家口、大同等地区的污水。调查组就在当年6月份向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过了四天之后，总理就作了批示，说立即组织一个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来开展对官厅水库的治理。

　　在总理的批示下，当时成立了由北京、河北、山西和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一个领导小组，组长是万里同志。那时候万里同志刚刚被“解放”出来，刚刚出来工作就让他抓这件事情。万里同志抓这件事情还是很勇于负责的，先是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分期分批进行治理。前后经过十多年的治理，官厅水库的污染被控制住了。这可以说是在新中国历史上，国家进行的第一项污染治理工程，取得了成功，为以后的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批评那些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污染的看法

　　1972年，联合国决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派了会议的秘书长到中国来，希望中国能够出席这次会议。周总理当时答应，中国要派代表团参加。在组团的过程中，原先外交部的意思叫卫生部组织，因为当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就觉得它危害人体健康，这是个卫生问题。这样，就组织了一个以卫生部军代表谢华为首的代表团，提了个名单。名单报到国务院之后，总理说这不行，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他说：回来要制定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卫生部不行，这得要综合部门。总理要国家计委来办这件事，先念和秋里来办这件事。综合部门当然就是计委去，所以当时余秋里同志叫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唐克去。名单报到总理那儿，总理仍然认为不行，说有工业、农业、水利方面的人，还一定要有综合部门的人，再配一位副团长，由国家计委出一位负责人。

　　这样就指派国家计委顾明为代表团副团长。代表团去之前准备的一些发言，总理都一一过目进行了审阅，并且提出来，对自己的成绩不能够估计过高，也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还存在问题，要注意学习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当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人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污染，不承认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要学。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明确地提出来，要看到自己的问题，要注意向国外学习。

　　会议结束后，代表团回来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就讲：现在证明了，我所担心的问题在中国还是发生了。因为代表团在汇报当中，根据会议发的一些环境问题材料，对照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比方说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还有生态破坏，都已经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总理说，果然在我们这儿这些问题还是发生了，还比较严重。所以他就指示，立即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要求环境保护问题，不仅是要国家有关部门重视，还要使得全国各级领导都要重视这个问题。

　　新中国第一次环保大会使各省领导从一些模糊认识中猛醒过来

　　1973年8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汇集在一起就各地环境状况作了一次交流。

　　会议召开之前，我们做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要求各省都调查环保问题，还给他们设定了一些课题。环保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沿海，大连湾、胶州湾、上海、广州这一带海水污染较严重，其中海湾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我记得当时大连有7处海生物养殖厂，由于污染，6处已经被关闭。胶州湾污染，石油大面积地漂浮，情况触目惊心。

　　第二是城市的大气污染。从东北一直到华南，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虽然当时的大气污染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已经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再就是水。由于工业布局不合理，工厂选址随意性较大，甚至风景区、公园都可以开工厂，造成的危害非常突出，污水不经过任何处理便向外排放。

　　另外还有生态破坏。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本来就不高，但是到处存在着乱砍滥伐，“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森林的破坏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草原也出现大面积退化，水土流失加剧。这些情况一汇集，大家都大吃一惊。

　　会议期间出过十期环境简报，会议上反映的情况集中刊发在这十期简报上。总理看了之后，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他作了批示，把这个简报下发给各省第一书记。会后这些简报印到全国。上海是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上海的环境问题暴露得也比较集中，大气污染、水质污染非常突出。所以，总理举上海的例子比较多。宾馆开会时他参加了上海小组讨论。他说，你们喝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啊。上海的人对上海的水意见很大，有味道。黄浦江的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使大家从模糊的认识中猛醒过来。它的功绩，不仅在于它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最主要的是唤起了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制定了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规划，设立了环境保护工作机构，其名称叫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从此环境保护被列入了议事议程。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条件下，环境保护这项工作还是开展起来了。

　　确定思想：保护环境重预防；治理污染重在“化害为利，变废为宝”

　　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现状，证明总理确实是高瞻远瞩。总理在讲话和指示中特别强调如何来治理环境污染，怎么来保护环境。他认为控制环境污染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从方针上确定预防为主，而不是在污染问题出现后，再去处理；对于出现了的一些问题，要马上解决。预防为主的方针，首先实施于卫生部门，现在应该把它推广到环境保护上来。总理关于环境保护的这一指导思想和方针，现在还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本方针。

　　总理那时曾说：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现环境污染的情况。我们应该从建设一开始，从产品、厂址、技术设备的选择，就注意环境保护。要考虑到建起来之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和破坏。我们搞建设，一定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子孙后代，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情。他说，这样做，可能要多花一些投资，但这是很值得的。总理的这些指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对当时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很大的启发教育作用。

　　周总理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开展综合利用。他认为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如果经过适当的处理，也可以把三害变成三利，据此，周总理提出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叫做“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这两句话，一直到今天还指导着我们的环境保护工作，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方针。

　　总理从物质循环利用的角度，认为世界上不应该有什么废物，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有一次他在参观一个石油化工厂时，看到天空有一个烟囱冒着黄烟。他就说，这个黄烟是很有毒的，要赶快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陪同他参观的同志表示，他们准备把一些废物烧掉。总理指示说，烧掉是下策，放空是下下策，综合利用才是一条真正的积极的方针。

　综合利用，总理讲得比较多，他认为很多东西完全可以做到化害为利。比方说废水经过处理之后，至少可以灌溉，这个就做到化害为利了。

　　我们当时根据他这个指示，曾经在全国对污水进行了一些治理，许多地方真是实现了这一条，污水经过适当的处理之后，变成了农田的一种水源，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工作虽然没有全面开展起来，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我国综合利用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环境保护工作一开始，就是根据总理的指示，开展综合利用。目前联合国和许多国家在制定相关环保文件时，也大都强调综合利用，认为这是一条根本途径。

　 一家石油化工厂在做污水处理时弄虚作假，周总理进行了严厉批评

　　在环境治理当中，总理提倡要实事求是，不要搞浮夸。当时在北京有一家石油化工厂进行污水处理，对外宣称说污水处理效果非常好，处理后的水能够养鱼。总理便陪同外宾去参观了该污水处理厂。确实，鱼都在水里游荡，这次演示也得到外宾的称赞。

　　但是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得知这个厂弄虚作假，实际情况是污水处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所谓处理后的污水能养鱼，完全是靠自来水，用自来水勾兑做成的，等外宾走了之后，再把污水放出来。总理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此事大约发生在1972年，总理当时批评说：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弄虚作假?很要不得！他当即指示外交部，说要向那些外宾说明真相，并向他们做检讨。

　　当时批评的时候，我正好也在现场。总理还说：北京的大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过去说雾伦敦，弄不好要成雾北京了。到了第二天，我把这个话向北京市有关负责人做转达，北京市领导非常重视，向那个石油化工厂也传达了此话。该化工厂的负责人在全厂的职工大会上做了检查。事后该化工厂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以后，该化工厂在污水处理方面一直比较重视，直到现在，该化工厂环境保护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我想这和当初总理对该化工厂的要求与批评是分不开的。

　　■文/（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环保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