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禅宗中国化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罗金发、孙浩然)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隋唐时期，我国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佛教兴盛，许多中国化的佛教派别先后形成。这些宗派都有各自信奉的经典，独特的修持仪式，自成体系的传承法系。其中最具民族特色，影响较大的有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

　　禅宗的出现和崛起较晚，在它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吸取了天台、华严、净土诸宗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它的中国化最彻底，影响也最深远。禅宗在中国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早期印度式的“坐禅”时期，中期中印融合的“参禅”时期，晚期中国式的“悟禅”时期。

　　一、印度式的“坐禅”时期

　　禅的梵文是Dhyana意译为“静虑”、“思维修”、“功化丛林”等，含有静其思虑、静中思虑两层意思。禅作为一种修行方法可追溯至古印度婆罗门教和其他外道的瑜珈功。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曾修习四禅、四无定色，并结合瑜珈等修持方法创建了佛教自己的禅法。最初，它作为一种入定的方法，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随着原始佛教的不断演化发展，原始禅法也分化成大乘禅法和小乘禅法，它们都有各自理论体系的禅经。

　　（一）佛教最初是以一种神仙方术传入中国的。史载，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佛与黄老并称而且被祭祀祈福。它仅在宫廷、贵族等社会上层中流行。禅宗的最初形态印度禅法也在这时候随着禅经的译介传入中国。从佛教在东汉末传入至魏晋南北朝，这是禅宗中国化历程中的第一个阶段。东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2年）安世高译出《大安般守意经》，论述如何通过默数“入息”、“出息”使人心意集中，从而进入禅定的方法和程序。这即是小乘禅法的数息观。

　　（二）西晋末年鸠摩罗什译出了《坐禅三昧经》介绍了大乘禅法一系的“五门禅”，系统阐述了印度佛教的禅修方法。五门禅即：以不净观灭掉贪欲、YIN欲；以慈悲观对治嗔恚；以因缘观了断痴愚；以数习观集中心意；以念佛观消除罪恶、无明。

　　（三）这一时期，译出的禅经大约有五十多部。既有讲大乘禅法的，又有讲小乘禅法的。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东汉支谶译出的《般舟三昧经》、南朝礓良耶舍译出的《观无量寿经》、北朝鸠摩罗什译出的《禅法要解经》、《神秘要法经》等。

　　（四）这一时期的禅法特征可以简洁的概括为“印度式的坐禅”。大乘禅法虽有念“阿弥陀佛”可往生极乐世界的说法，但印度式的坐禅仍是主流的修持方法。它有严格的入定程序，讲究禅师的言传身教，自己乱修弄不好会走火入魔的。当时，禅法作为一种时尚在北方还是很流行的。许多禅僧也因为很有打坐的工夫倍受尊敬。坐禅在一般人眼里很有一些神秘色彩，有不可思议的作用。这一时期禅法的特点是坐禅的功能被无限夸大，修持理论没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还有些粗糙。修行需要日积月累，往往尽一生精力方可略有小成，因而不为一般中国百姓所接受。

　　二、印度禅法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参禅”时期

　　从禅宗法系上称的开山初祖菩提达摩到隋末唐初开创“东山法门”的五祖弘忍，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禅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印度苦修色彩越来越淡薄，中国味越来越浓。由最初一味强调“坐禅”到提倡“参禅”，这不仅是修行方法的简化，更是指导理论的进一步中国化。

　　（一）达摩（？-536年）本南天竺人，在中国却有50多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具有把印度禅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事实上，他也只有改进印度禅法，去迎合中国各阶层的口味，才有可能把禅法在中国发扬光大。他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他“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大正藏》第(4卷），提倡“二入四行”的禅法，开了禅宗坐禅、慧悟并重的参禅之风。

　　二入是理入和行入，可以看出达摩不但重行（印度式的坐禅），还重视悟（心悟、智慧观照）。行入不仅指修行，还包括日常行为的方方面面，不但要符合佛教的道德戒律，还要符合中国社会的伦理规范。概括为“四行”即抱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

　　（二）达摩的弟子不多，被奉为二祖的慧可是其禅法的直接继承者。慧可（487-593年）少为儒“博涉诗书，尤精玄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造诣。他在此基础上对《楞迦经》、《华严经》、《法华经》等一系列佛教大乘经典的发挥，阐述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被“五蕴”、“无明”各种烦恼覆盖而不能显现。他用“慧”简化了“定”，在印度禅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达摩、慧可都十分重视《楞迦经》。《楞迦经》是早期唯识经典之一。它认为“三界唯心所造，万法虚妄不实”；提出众生皆有如来藏（阿赖耶识），人的本心与佛无异只要破除无明烦恼人人都可成佛；它还反对执著文字，重视内心的自悟。用楞迦经的上述思想去指导坐禅，必然导致简化修行形式，坐悟并重的参禅方法。

　　（三）僧璨（?-606年）被奉为禅宗的三祖，他没有留下著作，弟子也仅有道信一人。他提倡持戒、坐禅以“息乱”，继承了达摩以来的传统。

　　（四）道信（580-651年）禅宗四祖，著有《入道安心方便法门》，全面阐述了自己对禅的看法。他更强调“心”的作用，认为“念佛既是念心，求心既是求佛”，“是心做佛，是心是佛”。既然心如此重要，在修持中就要在般若中观理论的指导下，“守一”、“看心”。道信虽然强调心的作用，但他仍然很重视坐禅，并亲自指导弟子坐禅修行。他认为只有在禅定状态中才能体会身心为空，破除无明虚妄，显现自身具有的佛性。

　　（五）弘忍（601-670年）幼年出家，在他的主持下禅宗有了很大发展，门下常聚弟子有五百多人。禅宗由民间崛起，从这时候起，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尊崇和礼遇，扩大了社会影响。弘忍重言传身教，善于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法，寓修行于日常生活之中。他圆寂后，由弟子记录其言行，整理出了《修心要识》一书，是研究弘忍禅法思想的重要文献。

　　弘忍认为众生的清净心是成佛的根基，但还需要勤加修持，用他的话说叫“守心”。守心要通过坐禅来入定，破除妄心，见到真心。他还主张修持要身居山中，远离尘嚣，静坐修行，日久天长才能解脱。这渐修的主张直接为其弟子神秀所继承。

　　在慧能主张顿悟的南宗禅出现以前的禅宗，在方法上都重视“坐禅”，主张渐修，后人称这种禅法叫“如来禅”，说明它还带有浓厚的印度色彩。而慧能是中国禅的开山祖师，他的禅法被称为“祖师禅”，即中国式的“悟禅”。

　　三、中国禅的最终完成时期：中国特色的“悟禅”

　　弘忍去世后，神秀主张渐修的北宗和慧能主张顿悟的南宗之间展开了争夺禅宗正统地位的“南北之争”。先是北宗得势，南宗只能在岭南（今广东一带）民间流传。安史之乱后，南宗得到统治者扶持，很快风行全国。宋代以降，北宗在中国社会湮没无闻，南宗一统天下遂为禅宗正统。这一时期约一百多年，在禅宗史和中国佛教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佛教全面中国化和中国禅宗的最终形成都在这一时期。中国禅师们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抛弃了烦琐的印度禅法，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禅：“顿悟成佛”。

　　（一）慧能（638-713年）中国禅的实际创造者，实现了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革命。他的禅法首先是建立在对北宗坐禅、渐修批评之上的。“住心观净，是病非禅；常坐拘身，于理何益”,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彻底打破了对坐禅的迷信。他认为“一念觉众生即佛，一念迷佛即众生”，众生之所以能够成佛的内在依据是人人具有的佛性，“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修行的不二法门是顿不是渐，通过自悟觉心，顿悟人人都有的佛性，便“自性西方”。他还认为佛法不离世间，不离日用百事，因此不能违反生理规律，一味的苦修坐禅，苦读佛经，这样成佛犹如觅“兔角”、“龟毛”是不可能的。他的禅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反对借助“他力”（佛、菩萨），依靠顿悟自性成佛，这是他对人价值的发现，闪烁着以人为本的理论光辉。慧能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了成佛理论，却很少讲具体的修持方法，与禅宗前五位祖师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以至有人认为他是在以老庄解佛，是玄学的佛家版。其实慧能的禅法既是他自家修行经验的总结和提高，又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慧能幼年失祜，家境贫寒，无力读书，不可能读太多的佛学经典。慧能又是半路出家，可能由于长期的劳作，身体也不会太好，不能用功坐禅苦修。可是他想成佛呀，就提倡顿悟，反对苦读佛经、苦炼坐禅。慧能以前的禅师一定有许多与他经历相似的，之所以他敢于删繁就简提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顿悟成佛的禅法，这又与唐朝的社会背景有关。慧能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化昌盛，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新的宗教不断传入中国（如景教、祆教等），新的佛教宗派不断涌现，它们都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统治者尤其是武则天大力扶持佛教，佛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国教。

　　（二）慧能身后，南禅法系呈现繁荣局面，有所谓“五家七宗”之说。许多禅师诃佛骂祖，甚至超佛越祖，反对权威，敢于创新；反对把佛偶像化，劈掉木佛当柴烧，说如来法身是干屎撅。他们只教弟子做一个平常人，不要违背生理规律，饥来则食，困来即眠。在他们眼里，成佛在日常生活琐事中，“搬柴运水，无非佛事”，“在在处处，皆是道场”。成佛是一种审美意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他们自尊、自重、自强，与佛平起平坐，认为如来是大丈夫，“我亦尔”。这些禅师有许多奇特的传授方法，诸如猜谜、捏鼻、吐舌、大笑、掀床、画图、拍手、竖指、举拳、翘足、作卧势、棒打、推倒等等，生动活泼，完全没有僵硬的说教。佛教人情化、世俗化、生活化、趣味化了。

　　胡适先生谈到禅宗时评价说：“南方德山玄鉴，北方临济义玄，他们不但痛骂以前禅师，连佛也一起骂。什么释迦牟尼，什么达摩菩提，都是老骚胡，十二大部经也是一堆揩屎纸。德山自谓别无一法，只是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屎的平常人。义玄教人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始得解脱。”这是禅宗的“诃佛骂祖禅”、“超宗越祖禅”，是禅宗的“第二次革命”。

　　笔者认为，禅宗此时已成为一种哲学思潮，一种社会运动。首先是它扫尽了烦琐的义理论证，去掉了偶像头上的神圣光环，没有对佛的顶礼膜拜，没有狂热的宗教仪式。其次，它关注人的心灵世界，启迪人的智慧，重视今世生活，全然没有以苦空否定今生，淡化了禅的宗教色彩。印度佛教是大讲“六道轮回”、“投胎转世”、“三世因果”等宿命观的。这时的禅师们也像孔夫子那样“敬鬼神而远之”，来他个“子不语：怪力乱神”。你看禅师或说“佛之一字，吾不喜闻”；或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或寄情山水之间，或游戏文字三昧之内，大打机锋，大参话头，生动活泼，嬉笑怒骂皆成禅法。其三，慧能以后，佛门高僧的待遇甚至优于世俗官僚，社会上流行着“选官不如选佛”的说法，禅僧也多是披着袈裟的官场失意的士大夫。他们身上流淌的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禅”与老庄、孔孟、隐者相表里，形成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国禅。

　　（三）禅宗中国化表现在组织制度上便是“丛林制度”的出现和完善。禅宗从民间兴起，禅师最初或隐于山林或居住山洞，或借居律寺。当禅众越来越多时，禅僧为了方便自己修行和传法，便希望有自己独立的修持场所。百丈怀海（750-814年）制定的《禅门规定》便是应时之举。他设计了禅宗独立的寺院和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涉及禅僧的衣食住行，作息起居，日常威仪各个方面，对佛教寺院的民族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怀海禅师并不照搬印度模式。隋唐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僧人不事生产，被视为游手好闲，社会上没有多少闲钱斋僧献佛。怀海针对这些情况，开创了中国式“农禅”的先河。他提倡僧众不论上下，集体生产，共同劳作，平等生活。怀海身体力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为后来禅师树立了榜样。

　　虽然怀海的制度在当时受到了保守佛学家的非议，但它毕竟适应了中国社会，至少在经济上支持了禅宗运动。这也是禅宗能够在唐武宗灭佛后依然保持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丛林制度使得寺院（禅寺）中国化，对后世影响深远。宋明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不仅从理论上吸取了禅宗精华，就连他们讲学的书院也参考了禅宗的丛林制度。

　　四、结束语

　　禅宗中国化是对魏晋以来中国佛教发展方向的重大调整。它既反对北方民间对佛的偶像化和盲目狂热崇拜，也反对南方士大夫崇尚义理，苦研佛经的教条化。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指出了“见性成佛”的新路径。它简化了成佛仪式，拉近了人与佛之间的距离，降低了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门槛，扩大了群众基础，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禅宗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印度禅不断消弱其苦修色彩，适应中国社会，吸收中国文化精华，逐渐消融在中国文化中的过程。其过程可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各阶段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具体可以概括为：印度式的“坐禅”时期，中印融合的“参禅”时期，中国化的“悟禅”时期。宋代以降，禅师的素质普遍不高，狂禅、邪禅、野狐禅遍天下，禅宗也渐渐的衰落下去。而一些儒家学者吸收了唐代禅宗的合理成分，重新振兴了儒家。宋明理学、心学其实就是禅宗在儒家旗帜下的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