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佛教教育思想探微(张捷、陈旭远)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慧远(334一416)是东晋后期继道安(314一385)后的佛教领袖，是佛教教育走向中国化的关键人物之一。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出身世族仕官家族，13岁随舅父游学洛阳各地，“博览《六经》、尤善《庄》、《老》。”道安在太行恒山立寺讲经，慧远听道安讲《般若经》后，“豁然开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于是阪依道安。长于般若，善于在讲说中引《庄子》释疑，使惑者晓然。道安太元三年(378)分张徒众，慧远师道安25年后东下至庐山，自此30多年，以虎溪为界，聚徒讲学，讲经论道，专心修行、著述。与各地名僧、外来僧人、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结交，倡导净土信仰。

　　慧远先学儒、道，最后潜心佛门，“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其教育思想融合了佛儒道，标志着他的教育思想已走向中国化。

　　一、体极、往生净土

　　体极、往生净土是慧远的教育宗旨。他继承、发挥了道安“般若学”思想，从“无本”说出发，提出法性不变论。法性亦即佛性，法性是宇宙的根本，涅槃是众生最终目标。法性是不变的，涅槃是永恒常住的，“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至极”和“极”指涅槃，“性”指法性。“体”是证悟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讲涅槃永恒不变为法性，要得到永恒不变的法性，应次体证涅槃为最高目的，也就是说要达到涅槃精神修养境界，必须超出世俗的见解和脱离世俗的生活去体认“法性”，进入“涅槃”境界，也就是成佛了。

　　慧远认为现实世界是生死流传，充满了痛苦，生死轮回是由于人迷贪外物而致。要超脱生死轮回苦海，必须体极，即体认本性，出世、超脱世界，超出轮回，进入涅槃境界，才能达到最后、真正的解脱，往生西方“净土”。

　　慧远的体认本体，往生净土的教育宗旨，既不同于印度小乘佛教认为修行的终极目的是超越生死，摆脱轮回转世之苦，也不同于佛教是“长生”说。慧远的教育宗旨不仅指明众生修行要达到的终极，而且引导人去追求永恒不变的，无苦极乐的“净土”世界。慧远这一思想满足了处于动乱不安时期的人们要求摆脱苦难、迫求自由、幸福、快乐的愿望。但慧远的“法性”是虚幻不实的，“净土”世界也是不存在的。要想往生净土、享受幸福、快乐是根本不能实现的。

　　二、出世主义人生观

　　佛教人生观根本点是希冀来世达到解脱的来世主义人生观。慧远则从其教育宗旨出发。宣扬出世主义人生观，其核心内容就是因果报应说。牟子时主张灵魂不灭，根据生前的善恶行为轮回转生。康僧会(?一280)则认为“信善得福，恶有重殃”，转生轮回的主体“神”是永存的。慧远继承了我国佛教学者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发挥了印度佛教业极轮回的思想。在形尽神不灭论基础上，指明了人，尤其人死后，什么轮回转世和超脱果报，使因果报应说得到发展。达到了系统、完整化，完善了佛教人生观内容。慧远因果报应说是其佛教教育思想中最有特色和影响的内容。

　　慧远认为一个人一生的结果，完全是自身自作自受的报应。提出了人有三业，业有三报的主张。他认为“三业”就是指人的行为、讲话和思想活动。“业”有三种性质:善、恶和无记。无记是无善恶活动，实即具有善恶两种性质。业有三报是现报、生报和后报。现报是指现世受报，生报是来生受报，后报是二生、三生后受报应。人的生命有今生、前生与后生，即有“三生”或“三世”，二世为轮回。所以称“三世轮回”。慧远强调，只要不去掉世俗的欲望与情感，就永远摆脱不了轮回，轮回转生是人的最大痛苦。要摆脱三世轮回，必须相信佛教，去掉无明、贪爱等世俗感情。

　　依慧远的因果报应说，无论是善人受祸。恶人得福，还是人有九品之分等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都得到了解决。他在《三报论》中讲:“世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厌，此皆现业来就，而前行始应。”即善人受祸，恶人得福，是他们前世行为所得到的报应，今世行为所受的报应还没有显现出来。人有九品之分，原因在于前生所做善恶的报应。慧远还指出，承受报应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它是永恒不灭的。“神世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非数，故数尽而不穷。”意为神(精神、灵魂)能感应发生的一切事物和变化，但神本身是“无生”的，不变的，因而神也是“不灭”的，不生不灭的“神”成为慧远因果报应中轮回、报应、成佛的承担者。

　　慧远所宣传的出世主义人生观，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劝人去恶从善，积累福德，对当时与后世影响深远，对广大群众有着极大的精神俘虏与腐蚀作用。佛教教育广泛传播，与这种人生观教育有着直接关系，长期以来，它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三、沙门不敬帝王论

　　佛教教育发展至晋代，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随着佛教教育的弘传，佛教道德观与传统礼制的矛盾，明显地尖锐起来，引起上层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知识分子中佛教人士和佛教界的激烈争论。焦点集中在沙门不敬帝王问题上。按佛教主张，世俗社会(包括家庭)是形成烦恼与痛苦的原因，僧徒出家修道，修身利他，是超世出俗礼法首先约束的，对任何在家人(包括帝王、父母)都不称名、不跪拜，只合掌致敬。佛教这种道德观与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必然冲突。随佛教教育的发展，寺院经济也发达起来，世俗统治者与佛教寺院在经济上冲突日益尖锐。僧尼有免租税徭役的特权，逃入佛寺为僧为尼的人越来越多，减少世俗地主的经济来源，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经济利益的冲突，以桓玄、何无忌为代表的政界人士反佛。东晋成帝时瘐冰主张沙门应对皇帝行跪拜礼。安帝时桓玄怀疑、排斥，甚至反对佛教，就沙汰沙门、沙门敬王和沙门祖服等，挑起两次儒佛之争。桓玄从帝王的地位与作用，主张沙门应遵循名教，沙门应敬王者。沙门不敬帝王，否定了儒家礼法名教;沙门要敬帝王，就否认了沙门弃俗出世的原则。慧远作为佛教领袖，为协调彼此间的关系，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通过对出家人和在家居士的不同的礼制规定，使佛、儒关系得到调和。他强调了出家人与在家的区别，又认为两者并行不悖。为佛教教育进一步生存、发展，开拓了道路。

　　慧远指出，信佛的人可分为两种，一种在家信奉和传播佛教，二是出家修道。他认为:

　　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则功由在昔;是故因亲以教爱，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

　　在家信奉佛教之人应遵循名教礼法，敬君奉亲，服从教化，通过对在家居士的忠君孝亲的规定，把儒家和佛教伦理道德及封建统治统一起来。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察化，不顺化以求宗。……是故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

　　出家人超脱世俗，拔除轮回流转痛苦的根源，长期隐居修行，体认本体，成就佛果。慧远对出家人特殊礼制的规定，维护了佛教形式上的独立性。争取“沙门不敬王”的特殊礼制，换来沙门身价的抬高，有效地发挥佛教教育的特殊社会影响作用。慧远又认为沙门虽从形式上不敬王，实际上并没有失去敬王作用。因为佛教的教义虽与中国的忠孝观相矛盾，但佛教教育不仅使人修行成佛，救世济民，还对民众有着深刻的影响，是有利于统治者维护最高利益的，故说“虽曰道殊，所归一也。”慧远在一定范围内接受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佛教道德观中渗入了儒家的忠孝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佛教礼制与儒家名教间的矛盾。

　　四、念佛三昧修行法

　　慧远从其困果报应说出发，深恐生死轮回的痛苦，产生了超脱世间，超脱生死轮回的迫切要求，期待死后灵魂得到解脱，往生佛国净土。“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其斯西方。”他与刘遗民等123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阿弥陀佛，也称无量寿佛，国土在西方名“安乐”，又称净土。佛教宣扬，阿弥陀佛誓愿宏大，无论怎样罪大恶极的众生，只要诚心称其名号，一心不乱，就可往生净土，目见阿弥陀佛。祈求往生弥陀净土的修持方法就是念佛三昧，这是往生弥陀净土的基本途径和修持方法。

　　念佛三昧是禅定十念之一。它分为三种，一种是称名念佛;一种是观想念佛;一种是实相念佛。慧远修持的是念佛三昧中的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就是静坐入定，观想佛的形象和功法神威，西方净土的美妙景色等。具体就是念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佛的威神力和修持者的功德力，即内、外力合力的结果，可以见到佛。

　　慧远在《念佛三昧诗集序》中指出念佛三昧的含义、性质和作用。他认为，三昧是专心寂想，是一种禅定的工夫，奉行三昧修行方法的目的，是使智慧能透彻观照一切。指明“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即念佛三昧在诸三昧之先，进入念佛禅定的人，“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所以，慧远修持念佛三昧时“洗心法堂，整襟请向，夜分忘寝，夙宵惟勤。”

　　慧远奉持念佛三昧，是发愿期生净土佛国的必然，也是和当时广为流传的宣传念佛三昧的佛经有关。慧远提倡念佛三昧修行方法，对后世净土宗的创立，有重要影响。慧远的念佛三昧修行方法是观想念佛，注重人专心寂想，思维活动专注一境，有利于培养佛教徒的意志品质和丰富的想象力，指导佛教徒专心致志一心向佛，坚定成佛的信念。后东魏昙莺(476一542)奉行观想念佛和称名念佛，唐代的道绰(562一645)和善导(613一681)侧重于称名念佛，真正创立净土宗。

　　“净土宗”在中国广泛流传。后来与禅宗融合，9世纪流传到日本。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教育现象，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