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僧伽素质的当务之急(夏金华)

　　《佛学研究》

　　1993年，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一文中，在总结了建国以来佛教所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挫折之后，指出：“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的情况相当严重，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这里揭露的只是少数不良行为的典型表现。其实，僧伽群体素质偏低，更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如何增强僧伽的信心，提高其质量，“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侵袭，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客观地说，现在的社会已变得非常功利，佛教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平稳地生存下来，发展下去，并非完全是当今僧伽的业绩，而多半是历代高僧共同努力所形成的中国佛教的传统功德在起作用。此种传统功德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延续下来，在中国广大的民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累积成为独特浓厚的思想文化积淀，从而在无形中为佛教自身赢得了生存空间。的确，佛教自东汉时传入我国后，在与以儒道文化为代表的中土固有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几度曲折，历经磨难，终于顽强地站稳脚跟，并取得卓有成效地广泛传播，以致出现隋唐时期众多的佛学派别，成为中国佛教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理论体系和独特传统的明显标志。尽管封建朝廷的灭佛事件，曾给佛教带来极其惨重的损失，内典大量散佚，使得以华严、天台、唯识为代表的佛教义学日益衰微，而主张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禅宗及修行简易的净土宗又因此得以盛行。元明以降，中国佛教仪礼渐趋于民间，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体现在民俗文化中。同时在思想理论上，随着儒、释、道三教融和趋势日见明朗，又使佛教随方应化，自觉主动地与传统思想打成一片，呈现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彼此互存的复杂现象，从而使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这也是今日佛教虽经“文革”十年浩劫之后，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新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此种传统思想的特殊效应，在当今形势下，于时间的延续上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并非一劳永逸。而且，现代僧伽不仅不再享有昔日人间导师的荣耀，并且实际社会地位也不高，滔滔浊世，足以淹没一切与之抗衡的思想观念和陈旧教条。在此情形之下，僧伽凭什么在社会中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来传播幽深玄奥的佛教教义呢?可以想象，若在未来数年内，僧伽还不能在自身素质上下一番努力提高的工夫，佛教的前途将令人担忧。如果说目前不少人对寺院及僧人尚存那么一丝敬意的话，那是建立在对僧伽生活一无所知、颇带神秘感基础之上的。倘先失去这个基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便会出现这样两种想法：一种是认为佛教的思想理论博大精深，令人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从事于此种思想修炼之僧伽却是一群只会敲打唱念的宗教职业者，与普通俗人没有什么区别。另一种则以为，烧香拜佛就是佛教，是封建迷信。一旦此种想法成为人们固定思维的习惯，佛教的未来还不岌岌可危吗?

　　从历史上看，僧伽之荣耀多来自于自身的良好素质——道行高深，精通三藏，淹贯内外学——远的如印度暂且不说，即以中国为例，隋唐佛教宗派林立，高僧辈出，僧伽队伍中集结了一大批当时社会上的一流人才，如唯识宗之玄奘、窥基，三论宗之吉藏，天台宗之智顗、湛然，净土宗之道绰、善导，华严宗之法藏、澄观，律宗之道宣，密教之一行，而禅宗六祖慧能以下更有“五家七宗”之弘，真可谓群星灿烂。而当时唐王朝所推行的宗教政策，并没有给佛教多少特别的关照，他们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就，几乎完全是由于自身价值的体现，使佛教教义在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凭借自身实力，取得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思想史上辉煌的篇章。诚然，上述高僧中不少人，曾贵为“帝师”，享有一定的特权。但是，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努力得来的，并非全是因为外缘殊胜。不能想象，封建王朝会无偿供养一批对他们一无用处而又素质低下的“哑羊僧”。由此可见，僧伽素质优劣确是决定佛教兴衰的关键所在。

　　历史经验如此，现实亦然。所以，要提高僧伽素质，首先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探讨，找出病根，对症下药。人的素质与文化教育密切关联，文化滑坡，教育质量差，文盲大量存在，势必影响到人的素质下降。僧伽素质低是与此种社会群体素质低劣相同步的。此外，还有一个责任意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佛教界家族式思想影响，佛陀的民主思想几已荡然无存，“人人有佛性”，不过是表面的口号，僧人平等的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以致影响到每位僧人对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此是形成僧伽长期缺乏责任意识的主要原因。本来，佛教的僧伽制度是平等和合清众的集团，是反家族(或非家族)的，但传入中国后，就渐渐转变了。以近代为例，中层家族的大寺院及下层家族的小庵堂，惟有家族的派传，无复和合的清众。此种现象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可见佛教家族化之普及与深入。时至今日，此种家族式的结构虽早已打破，但其遗毒并未彻底清除，其表现方式，是地方性势力的抬头和世俗裙带关系之渗入，尽管此种现象眼下尚未形成集团化影响，若不及时加以解决，完全有可能成为未来佛教振兴的最大障碍。

　　事实上，佛教的振兴，不在于修复了多少寺庙及出家人数的增减(已故十世班禅大师、赵朴初会长也曾强调过这一点)，关键在于僧伽的质量、佛教在整个社会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及地位怎样。如果法师们没有发菩提心，不认为佛教的命运与自身言行休戚相关，缺乏作为僧伽的一员是可以并且有权利和义务与其他同参一起来维护佛教整体利益的自觉，那么，无论给他们许下什么诱人的诺言，空洞地提高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都是无济于事的。“主人翁”一词，原是古代禅门中的流行语。现在的意思是很明确的，无须赘言。那时的丛林，用《易经》的话说，是“群龙无首”，却又是人人皆为“首”，个个都是“主人”，在清净和合的僧团里，人人皆具“主人翁”的姿态。遗憾的是，佛教发展至今，这个词已极难听到。就当前佛教现状而言，寺庙里很少有个人的思想空间，个人在群体中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对上级的不良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合理的建议被漠视；个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得不到同情和支持……，个人被要求服从和听指挥，没有自觉的行为，也没有自治的能力，僧众相处谈不上和谐愉快，而只有无形的沉闷氛围。此是中国民族品性缺乏集团生活在佛教界的典型反映。在这样的环境支配下，僧人对佛教的命运自然不会产生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感觉，因而他们大都将自己固定在个人的狭小圈子里，应赴经忏，追求名闻利养，致力于个人前途的设计，而此种设计又往往与佛教的前途无关或关系不大，这不能不说是佛教的不幸与悲哀。

　　针对目前佛教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应当率先从培养僧伽(特别是青年僧伽)的责任心入手。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则须大力宣扬“佛教兴亡，僧伽有责”的思想观念。在发心出家之后，除了对他们进行佛教律仪的训示之外，更需要加强佛教形势教育，既让青年僧伽了解佛教稳定发展的一面，增进其信心，同时又应正视佛教的隐忧，敢于解剖自身问题，培植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也就是说，不但要求僧伽放眼佛教未来，确立远大理想，而且又不回避现实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一个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唯有充满责任意识，看到自己的弊端和弱点，才能不断地进取，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味沉溺于“温柔富贵乡”，满足于表层的“形势大好”，那么，停滞和衰退即为时不远了。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责任意识之强弱，是衡量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人是家庭和社会的细胞。无论他(她)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对家庭、单位、国家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想象，一个只关心自己的荣辱得失而逃避责任、拒绝承担义务的人，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善人和完人。作为僧伽的一员，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他对佛教的前景都漠不关心，怎么能指望他一本正经地传达佛陀济世度人的初衷呢?

　　责任意识之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加以深入研究。对于青年僧伽责任意识的培养，老一辈的大德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他们对青年比丘(比丘尼)的教育，影响巨大。挑选、培养什么样的人接班，如何培养，都是事关佛教命运的头等大事，此比建寺修庙、出访交流的意义更大，这个问题解决了，才真正是功德无量，对佛教对自身都是如此。

　　应该说，僧伽教育事业是佛教的百年大计，也是提高僧伽素质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由于我国新式僧伽教育的历史不长，从近代算起，还不到一百年，与社会西式学校教育在中国的建立、发展相去不远。但与后者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僧伽教育的创立从一开始，即是以形势所迫、仓促上马为起因的，以后一直命运多蹇，时断时续，少有取得正常健康的发展机会，故而后遗症特别多，其成就亦远不能与社会学校教育相提并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近十年来在相对安定优裕的环境里，僧伽教育得到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传统的影响和办学条件的限制，僧伽教育的现状仍不尽人意，与现代社会教育相比，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1)办学条件差，大都不符合社会普通学校具有的规模和管理制度。

　　(2)没有统一教材，师资配备不全，不注重教学质量。

　　(3)某些佛学院教学课时得不到有效保证。

　　由于上述问题之存在，致使佛学院学僧的学历一直得不到政府有关教育部门及社会的承认，自然是情理中事。

　　因此，要改变中国僧伽教育的不合理现象，应从“教材制订”和“师资训练”两方面着眼。组织力量，慎重选择教材的内容，可从戒律、禅学、中观、唯识、外学等加以设计。如此设计的理由，是考虑到佛教教义涉及面广，思想深奥，通盘的全面了解，以便日后一门深入，成为某一宗(或某一专题)的行家。至于外学的选择，在老一辈的法师看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其实，历史上的高僧有几个不是内外皆通的。否则，怎么接引社会各界名流?现代社会分工日趋细密，隔行如隔山，已习以为常，也不可能再出现象唐代一行那样既是密教高僧，又是天文学家，或如外国的达•芬奇一样，不仅是美术大师，又是科学家的人物。然而，对于未来僧伽来说，尽可能多涉猎一些社会科学文化知识，不独有接引上的方便，避免出现“聋子的对话”，影响传播教义的效果，更基于佛教自立于社会的长远目的。除此之外，各级佛学院还要配合相应的考试和考查标准，让学僧借以评定个人的学习成绩和课程的实际内容，形成督促机制。师资的培训，可以由中国佛教协会统一规划安排，做到经常化和制度化。如此，上上下下共同努力，始能培养出真正的弘扬佛法的龙象之才，以续佛慧命，造福社会。这样，佛教对社会的影响也随之增强，只有佛教的吸引力增大了，人才才会源源而来。在人才的培养上，应根据僧伽基本素质的差异，正确处理“弘法人才”与“学术人才”的平衡。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更应注重学术人才的选拔与造就。不过，无论修行也好，管理寺院也好，学术研究也好，均须彼此尊重互助，共同促进佛教的繁荣。总之，人才的吸收与培养是维持正法久住的决定性因素，绝不能掉以轻心。还有，在人才的接引、培养和出路上也要细心留意，否则极易造成人才流失，功亏一篑。

　　中国僧伽素质的提高，有赖于佛教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而僧伽教育的腾飞，则需要雄厚的经济投入为后盾。令人痛心的是，当今僧伽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普遍的经济投入不足。全国各级佛学院(除中国佛学院外)皆附属(或实际附属)于某一寺庙。寺庙是教育经费的根本来源。那么，是不是寺庙经济状况不佳，无力斥资办教育?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而是寺院一些人的思想有偏见。在他们看来，如古代梁武帝所想的那样，振兴佛教的关键在于建寺度僧，所以热衷于修缮辉煌的殿宇、菩萨装金开光、方丈升座之类，排场越搞越大，动辄数万之巨，盲目攀比，实在有奢糜之嫌。虽说建寺度僧、庄严佛像确是佛教的正事，应尽力去做，但不宜过滥，更不能以牺牲僧伽教育为代价。从深层次上分析，对僧伽教育的不重视，是佛教界相当一部分人的传统。前文提到，近代以来僧伽教育仓促上马，是出于佛教自救的需要，是不得已的，并非心甘情愿地拿出钱来办教育。当时象太虚大师那样真正热心于此事业者，确如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目的在于保住寺产免于被社会势力(或社会集团)所鲸吞。因而一旦风声过后，一所所佛学院由于经济问题纷纷停办，却又不是因为寺院缺乏资金。这就是近代以来佛学院多半中途夭折或难以为继现象发生的真正内因。现在办僧伽教育虽不是为了保护寺产，而装潢门面则是一脉相承的。何况，几张桌椅，随便请几位法师(或居士)作教员，便称其为佛学院了，美其名曰：培养僧才。有时，还能得到海外佛教信徒的热心帮助。正因为如此，使不少有志的青年比丘深感佛教前途渺茫，没有奔头，所以心灰意冷地离开寺院，走向社会。至于极少数纯粹出于敛财目的出家者，自然嫌读书为累赘，不如一味以经忏为业，趁早赚钱来得省事而实惠。凡此种种，将给佛教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此是关心佛教前途的有识之士业已逐渐形成的共识。

　　由上可知，中国僧伽教育的中心问题是缺乏经济支持而不是其它。任何美好蓝图的设计、远大理想的实现，均须以此为基础，要不然，都将沦于空谈，无法进行实际操作。眼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僧伽教育视为未来佛教生死存亡的关键，应具“如救头然”的紧迫感，将其提高到一切寺务的首要地位来抓，立即给各级佛学院注入强大的经济能量，以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具体做法可以按照社会办学的方式，每年在寺院总的经济收入中按5％～14％的比例提成作为教育基金。并当作一项永久的制度确定下来。这样，即可免去佛学院每年(甚至每学期)向常住“讨经费”的窘况。同时，开展制订发展僧伽教育的近期、中期和远期战略规划，切实加以执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花大力气去培养，佛教界自然不会从天上掉下高素质的“法门龙象”，来住持正法，匡正祛邪。这是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懂得的起码道理。丛林里有一句名言，叫做“爱护常住物，如护眼中珠”。假如佛教界能将僧伽教育当成“眼中珠”一样来看待，倍加关心和爱护，不惜代价，不计时间，朝斯夕斯，不敢懈怠，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僧才，其中不乏“禅河香象，法海义龙”，如此则僧伽幸甚，佛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