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文学 六、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四 佛教对戏剧的影响

　　戏剧是融和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多种艺术，透过角色的语言与行动，表达一个故事的艺术形式。大多数的戏剧都是由演员扮演剧中角色，在舞台上表演，直接与观众见面，藉由艺人传达戏剧中的情节，使观众因而得以见到真实生活中的事实经验，以有意义的形式呈现出来。戏剧能反映出生活中的现实与理想，一出成功的戏剧表演，其教育功效往往胜过一句话、一本书的影响，因而它在社会教化方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佛教思想引入中国以后，佛教的许多故事、譬喻、思想，常常被戏剧引用，从而丰富了戏剧的题材与内容，更重要的是佛教宣扬忠孝节义、因果业报的思想，有匡正社会风气，增加人间道德勇气的效果。中国戏剧中，以佛教为主题的剧目占有相当的份量，如果把佛教的内容除去，那么中国戏剧文化史将是残缺不全的，佛教与戏剧关系的密切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本章现对佛教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分述如下：

　　第一，戏剧是在佛教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戏剧在中国出现的年代比诗词要晚，真正意义上的戏剧是到了南宋才出现的，这就是宋元南戏。元、明、清时期，戏剧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如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那样的专门剧作家和《窦娥冤》、《牡丹亭》、《桃花扇》那样的著名剧作。

　　戏曲的产生与发展，始终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例如，初期的戏曲就深受佛教歌舞伎乐的影响。佛教原来是不许僧徒观赏听闻歌舞的，怕因此动心乱性。但随着佛教的发展，后来允许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如供养佛、塔时可以使用歌舞伎乐。

　　到了大乘佛教，佛法进一步圆通，歌舞伎乐已不在禁止之列，许多高僧、居士都能出污泥而不染、“行于非道而通达佛道”、“入YIN女舍而心不染”，因此，歌舞伎乐常常成为弘扬佛法之助资缘藉。佛教中著名的维摩诘居士就深通伎乐；《华严经》中所写的“善知识”就有伎女。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也记载：“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唐代之寺院，更常成为“戏场”，如宋钱易《南部新书》戊卷上说：“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密教于此尤甚，以致史料上有“一一歌咏，皆是真言；一一舞戏，无非密印”的记载。佛教的歌舞伎乐，对于中国古代戏曲的产生与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佛教中的许多故事，常常被引入戏剧，丰富了戏剧的题材。例如，佛教中“目连救母”的故事，自唐之后，由变文而宝卷、戏剧，在民间广泛流传；佛教中的“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也常常被编成戏剧，金院本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明代的杂剧、传奇也多有取自佛教的，如《双林坐化》、《哪叱三变》，《观世音修行香山记》、《观世音鱼篮记》等等。戏剧中的有些情节，也取自佛经，如元杂剧的《沙门岛张生煮海》，情节类似于晋译《佛说堕海者著海中经》中所述佛与五百力士入海求珠的故事；李行道的《包侍制智勘灰阑记》所说之二妇人夺子的情节，更与《贤愚经•檀腻鞘品》中的国王断案的故事相仿。另外，古代戏曲中常有关于人鬼、阴阳二界的描写，这也是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结果。例如，南戏的《包侍制判断盆儿鬼》、关汉卿的《包侍制三勘蝴蝶梦》等包公戏，把包公写成通行阴阳二界，为民除害的“包青天”；又如关汉卿的《窦娥冤》，也利用鬼魂做为结构上的一个关键。至于佛教的阴曹地狱，轮回报应的思想，更成为历代戏剧的一个重要内容。

　　将佛教中的人物戏剧化，不但为戏剧的诞生提供了丰富故事题材，并且为社会广泛传播忠孝节义的观念，达到推动佛教教化的意义。如《目连救母》，在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载：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前数日，寺院印《目连经》流通，“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剧中敷衍目连地狱救母经过，曲折详尽，可以说是孝道的宣扬，有助于社会教化；《唐玄奘西天取经》、《济公活佛》，描述高僧伟大的行径，为人们树立良好的典范；《观世音鱼篮记》是慈悲喜舍的弘扬，有净化人心的作用。

　　第三，佛教对于戏曲的影响，还表现在佛曲对于戏曲音乐的影响。佛曲是佛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歌咏的曲调，这种曲凋自曹魏时期的陈思王曹植在东阿县制成鱼山呗后，历代均有所发展，到唐代已有几十种之多。据陈《乐书》记载，当时的“胡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阿弥陀佛曲”、“观音佛曲”、“烧香佛曲”、“观法会佛曲”等二十六种曲调。中国的僧徒制造佛曲。自然免不了受中国传统的音乐曲调的影响，但佛曲的广泛流行，又反过来影响了传统的戏曲音乐，我国的许多地方戏曲，至今还带有相当程度的梵呗的痕迹。

　　第四，在佛教影响之下，戏剧境界得以扩大。戏剧大部分以小说为内容，中国的古代小说篇幅都很简短，譬喻也只能谈说而已，如庄子、孟子、列子，故事都是取材于日常生活中，若以此作为戏剧内容，则缺乏艺术创造的效果。真正有力量的小说直至南北朝才出现，这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叙述义理，往往以譬喻、故事的技巧来表达，其内容洞达世情，委曲尽致，笔法高妙。中国戏剧吸收佛教这些优点，因而创造出许多富于想象、变化的戏剧，使戏剧的故事性增强，情节趋向完整。随着故事情节的复杂化，脚色也相对的增多，例如水浒戏、红楼戏的结构严谨，受《华严经》、《涅槃经》的影响比较多。

　　第五，佛教思想在戏剧中得到充分发挥。戏剧在思想上受佛教许多观念的影响，如“万法皆空”、“诸行无常”、“因缘果报”、“生死轮回”的思想，戏剧将这些理念反映在故事中，淋漓尽地致阐述了人生的真理。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唐、五代时，为使佛教经典的内容平易通俗，易于流通，盛行以变文说唱方式弘法的“俗讲”，引用佛经词句解说佛法。后来流传至民间，直接以说唱方式演说佛经故事，慢慢发展出各种戏剧形式与唱白兼用的特色。现今流传的著名戏剧如“三藏取经”、“目连救母”等，其戏剧结构、故事来源、思想内涵等各方面，都因佛法的流传而产生。另外，像唐朝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清朝蒲松龄的《续黄梁》，也都是由人生如梦的思想发挥创作出来的。戏剧也编造出许多有关报应昭彰的通俗故事，宣扬今生的善恶业因，必导致来世的荣辱祸福，这也是受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思想所影响，如《包青天》、《窦娥冤》等作品。

　　除了以上所举的例子，明代的杂剧、传奇的情节内容也多取自佛教，如《双林坐化》、《哪咤三变》、《观世音修行香山记》等皆是。戏剧中的情节受佛教影响的，尚有《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故事，就是受《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启发；《封神演义》书中描述的三十六路伐西岐，也同样受了《华严经》和《降魔变文》的启示。还有《沙门岛张生煮海》，情节类似《佛说堕海者着海中经》中所述佛与五百力士入海求珠的故事；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所说的二妇人夺子的情节，更与《贤愚经．檀腻品》中的国王断案的故事相仿。南戏的《包待制判断盆儿鬼》、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第六，元杂剧中的宾白来源于佛教。对元杂剧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元杂剧中有所谓“宾白”。宾白就是说白，即戏曲、歌剧中除了唱词以外的台词。在《元刊杂剧三十种》有就有“宾白”的例子，如在《李太白贬夜郎》三折：“（宾）：

　　你问我哪里去？（唱）……”徐沁君先生注云：“宾”，当即“宾白”之简称。“宾白”亦即说白。“白”早就有陈述、表白的意思，这在《楚辞》和《史记》中都有用例。但元杂剧为什么不用“说白”，或直接用“白”，而用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宾白”？明代人对此有三种解释：一、《南词叙录》“宾白”条：“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二、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曲宾白”：

　　“北曲中有全宾、全白，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三、焦循《剧说》引毛西河《西河词话》：“若杂色入场，第有白无唱，谓之‘宾白’。‘宾’与‘主’对，以说白在‘宾’，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明初，改北曲为南曲，则杂色人皆唱，不分宾主矣。”“宾白”的来历与其念诵方式有关，这种方式是源自佛教论议的“宾主往复”。

　　汉末佛教传入以后，其思想与仪式在各阶层均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讲经，以座上讲者为“主”，座下听者为“宾”。但到“论”或“论义”（论议）的时候，则须“宾主往复”，一问一答，共同探讨经中奥义。佛教十二部经中有优婆提舍，意译为“论”或“论义”（论议）。论义的起源很早，最初是为对付外道诘难，树立佛教威信而设立的，故所谓“宾”，本应是外道。但佛教内部，也可以“假立宾主”，实质上成为一种仪式，具有戏剧性。唐释道掖撰《净名经关中释抄》卷一有云：“优婆提舍，此云‘论义’。宾主往来，诠正理故。”马鸣撰、梁释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卷一有云：“假立宾主，往复析论，论量正理，故名为‘论’。”

　　宋释智圆《维摩经略疏垂裕记》卷八记云：“净名为主，文殊为宾。宾问主答，即往复也。”佛教论议传至我国，自六朝到唐宋的几百年间都十分兴盛。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四记梁武帝萧衍：“每大法会，帝必亲览，以观讲论。宾主往还，理致途趣，如指掌也。”这种论议中的“宾主往还”，就是戏曲“宾白”的近源。

　　本来，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处士横议”之风，汉代又有儒生论议。佛教传入之后，以“论”、“论义”这两种风格相近的讲学活动十分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因此可以说，我国的佛教论议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相比之下，佛教论议远较儒生论议位置重要，并且推动了论议的伎艺化、戏剧化进程。这是将戏剧术语“宾白”的源头归于佛教的主要原因。促使论议伎艺最终形成的主要条件是：佛教的传播、清谈的兴起、广场艺术的盛行；唐代论议把讲学活动所固有的对机智捷辩的讲求，发展成为特殊的娱乐形式；把三教圣人及其经典，转变为嘲谑戏弄的对象。

　　在佛教文献中，论议中的主宾关系常得到明确提示，敦煌文书伯3219 号正面，记唐代敦煌佛教讲经中宾主问难的实况，就依次标有“宾难”、“主答”。这种以“宾难”、“主答”为方式的对话，普遍存在于讲经活动中。假如移到戏剧中，就是“宾白”。又，《北山录》卷五有《释宾问》，慧宝注云：“假设宾主之问答，以释吾门之疑滞也。”且看下面的场面：

　　宾曰：汉梦未占，音译未通，此方先有得闻至教者乎？

　　主人曰：辽哉，何吾之知也！但触石之云，生于肤寸；射鲋之水，负于荒。

　　何期不然也？昔大圣游婆国，其国在南海，去方夏未之远也，微流之风何莫及斯。……

　　宾曰：在昔庵园按地，灵鹫腾光，圣众满于虚空，道场周于法界，姬孔之典于何不裁？秦洛之人未尝预会。将无大圣颇欤，传者张欤？

　　主人曰：鱼潜不知乎水，人陆不睹其风。非可知而知居之而不知也，非可见而见居之而不见也。……

　　《释宾问》通篇采用宾问主答的形式，就文体而言，很像是汉赋。但是，由于佛教论议在时间、空间上都比汉赋更加接近民众，其伎艺化、戏剧化的表演特征便更容易对戏剧形式产生影响。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元杂剧中的“宾白”的确与佛教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第七，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佛教题材的戏剧。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对戏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戏剧创作的深入，一些对佛教有一定信仰的剧作家创作了一些完全是佛教题材的戏剧。他们运用戏剧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将佛教将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等思想和道德伦理观念，广泛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使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等思想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心中，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淳化民风、领人向善的社会道德伦理教化功能。有的佛教戏剧能够给人以启迪，还有的戏剧能够起到帮助信仰者悟道的功能。如佛教戏剧《归元镜》剧本前面的《戏剧供通》一文中云：“尝闻：祖师有闻举挽歌而悟道者，有闻乞人行歌而悟道者，岂戏剧不足以悟道乎？吾以为戏剧即道，第世人习焉而不觉耳。即今思之，父母妻子，亲朋眷属，岂不是同伙戏人？富贵功名，即是妆点的服色；田园屋宇，即是搬演的戏场。至于荣枯得失，聚散存亡，即是一场中悲欢离合。其中凶顽善类，君子小人，互相酬酢，即是一班生旦净丑。才离母腹，即是开场之期；盖棺事定，便是散场之局……夫众生因迷逐妄，随业受报，枉沦苦趣，无有真实。然则生死果报，无始而今，宛同一戏耳……嗟嗟，戏场中日说妙法，而世人不知，止供壶觞笑谑……茫茫长劫，无有出期，悲夫！”有许多佛教戏剧的剧作者，希望能借戏剧这种颇具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来广泛传播他们虔诚信仰的佛教。他们还希望以戏剧这种观众喜爱的艺术形式来宣传佛教思想，倡导佛教思想观念，达到安定社会，净化人心的作用。他们人为以戏剧的这种方式来弘扬佛法，既做了善事，也是在为自己求福报。

　　如《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作者郑之珍云：“世混浊不可庄语，而挽救人心，莫如佛化，因特撰《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俾优伶演唱，以警世人”。不少著名剧作家的作品，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如汤显祖，他晚年皈依佛门，其代表作“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梦》），可见作者深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等思想的影响。

　　当时的江南剧坛领袖沈璟亦倾心于佛教，其剧作《双鱼记》、《红渠记》、《桃符记》等均表现了浓重的因果报应、六道生死轮回等思想。他们的剧作，对佛教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佛教戏剧按题材和内容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取材于佛教典籍，演述佛经故事。其中一部分基本保持原貌，稍加润饰，另一部分则作较大改动，这类剧目主要有《目连救母劝善记》、《劝善金科》、《释迦佛双林坐化》、《天女散花》、《摩登伽女》等；第二类，演述名僧故事。戏剧中的名僧故事，或与中国记载名僧的传记基本相符，或作了较大的艺术再创作。主要剧目有杂剧《西游记》、《石头和尚草庵歌》、《花间四友东坡梦》、《归元镜》、《西来记》等；第三类，演述佛菩萨、高僧大德度化有缘众生的故事。这类戏剧通常都述说某人夙世善根深厚，今生却迷于尘世之中，因其被度化的因缘成熟，佛菩萨或修行有道的高僧大德便慈悲点化度脱了他们，皈依佛门，修行佛法。如：《月明和尚度柳翠》、《布袋和尚忍字记》、《昙花记》等。其它还有不少剧作品，以佛教哲理为指导思想，宣传佛教思想。这类剧目数量较多，如：《三世记》、《玉箫女再世姻缘》、《再来人》、《玉环记》、《南柯记》、《盂兰梦》、《城南寺》等。

　　佛教戏剧融入了佛教因果报应、戒杀放生、慈悲喜舍等内容，宣传了佛教的思想观念。佛教戏剧对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人类心灵的净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