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思想研究：论玄奘精神(黄心川)

 　　论玄奘精神

　　黄心川

　　玄奘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思想家、翻译家、旅行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今天我们集合在这里共庆玄奘三藏院的落成、玄奘顶骨舍利安奉、增勤法师方丈升座仪式暨“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感到无比的兴奋。在此祝贺大会成功，并向到会的高僧大德、专家教授致以衷心的敬礼！

　　玄奘毕生追求的事业和奉献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为我国各族人民和亚洲各地的民众所珍视，显现出万丈的光芒。近年来很多国家的学术界、出版界和新闻媒体都发表了不少有关玄奘生平事迹的著作、影视作品。印度和中国召开了一系列纪念玄奘的学术讨论会，日本的电视台还开展了关于玄奘西行路线的热烈讨论，种种现象说明玄奘还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精神正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玄奘及其业绩无疑是初唐时期国内外社会环境的产物。他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历史的推动者。玄奘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的黄金时代。唐太宗在平定隋末群雄割据的局面后，很注意社会的改革，首先是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在很多地区把小块农耕地分配给农民，从而社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也都活跃起来，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因而为著名的租、庸、调的税收制度奠定了基础。初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为佛教及其文化事业的大规模开展提供了物质保证。

　　“贞观之治”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另一个原因，是唐初的统治者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和鼓励多民族宽容、平等相处的精神。9世纪是我国外交和疆域拓展的时期，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高丽、百济和日本，东部地区的渤海国，西北蒙古高原上的突厥诸族和西域三十六国乃至波斯、大食等国都和唐朝有着政治、外交、商业和文化的关系。当时来华的外国人主要是外交使节、僧侣和商人，他们大多集中居住在广州、洛阳和长安等地。外国人不仅带来了异国的精神文明，也带来了奇珍异宝，因而激励了中国某些居民崇尚和学习外国的风气和心理。在对外交流中值得注意的是，6世纪是印度文化大量涌入汉地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语言文字和手工艺等知识的传入，印度的佛教哲学及其相关文化也日益渗透到唐朝的上流社会之中。

　　唐代佛教也是我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后，最初只是翻译了一些经典，在宫廷贵族之间流传；南北朝时代逐渐在民众中间扎根，开始繁荣起来。隋唐时期由于受到唐代帝室和贵族的尊重，玄奘、义净等人从印度传来很多新的佛教经典，为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当时南北佛教各自特色鲜明，正处于一个汇合时期——南学不重文字，但取玄理，清通简要；北学蕴含深芜，穷其枝叶。当时不少佛学家都著书立说，以述为作，用注释、疏解、文句等形式解释佛教经典，发挥其意蕴，从而形成了许多学派和宗派，百家争鸣，各擅其胜，形成了唐代佛教的新局面。玄奘在没有去印度以前，虽然向中国和印度来华的僧侣学习了不少佛教经典，但由于佛教流行已有数百年，典籍较多、译本互异，年久学殊而繁，常常发现理论之异。据《慈恩传》说，他所遇到的“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就有一百多条。这也是玄奘之所以要去印度“求取真经”的原因。另外，在这个时期中，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已深深渗透到人民大众之中，终于达到了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休戚与共的地步。另外，佛教已传播到了与我国毗邻的亚洲各国，形成了“东亚佛教文化圈”。当然，“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也与玄奘等先贤的译经、注经、领众学修、创宗立派等活动是分不开的。

　　由于玄奘在行解上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典范，具备常人罕见的素质，因此不少评论家常常从“超凡”的角度去赞誉他。然而玄奘是一个什么样的伟人、玄奘精神究竟是什么，迄今仍众说纷纭。佛教徒常常是从他的智证上去赞美他，如印度大乘佛教徒尊称他为“大乘天”，小乘佛教徒尊称他为“解脱天”。有人是从他的佛教学术成果来赞美他，如说“千部论主”或“三藏法师”等。印度的僧人和学者不仅赞美他的修持，而且也赞美他对印度佛教和历史所作的贡献，如印度孟加拉僧伽大会秘书长达摩帕尔说：“玄奘依然活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深处，倘若没有他字字珠玑般的著作，我们印度的历史就不会完整。”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称赞他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梁启超说他是“千古之一人”。我认为，在我国历史上对玄奘的评论莫过于他的同时代弟子道宣律师所作的概括：“听言观行，名实相守；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曲识机缘，善通物性；不倨不谄，行藏适时；吐味幽深，辩开疑议。实季代之英贤，乃佛宗之法将矣。”寥寥数语已将玄奘的高尚人格、学业成就和务实精神跃然纸上。我认为玄奘的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下面六个方面：

　　(一)真诚向外国学习、勇于开拓的精神。我在上面已谈到玄奘所处的时代特点，在玄奘活动的年代，印度的佛教、文化科技知识已大量涌入中国，玄奘是把它们作为先进的知识加以热忱地学习的。玄奘早年曾辗转各地，参访各种不同学派的名师，向他们请益受教。从他学习的经典情况看，无疑他已掌握了当时佛教义理、语言文化各个方面的知识，但他从不满足于他所得的成就，常常对“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进行寻根问底，渴望了解佛教的全面正确的知识。因此，当他从印度来华学者波颇密多罗那里知道了戒贤法师讲《瑜伽师地论》的消息后，便“杖策孤征，乘危远迈”，去印度寻求新的知识、开辟佛学研究的新途径。他到达印度后不辞艰难地几乎访问了当时五印度所有的著名佛教学者和婆罗门教有识之士，虚心向他们请教，即使是佛教的论敌或者外道，也如实地把他们的论点介绍给中国知识界。另外，他在学习和研究瑜伽行派的过程中，糅合了印度当时流传的唯识十家之说，借以贯通新旧唯识的鸿沟，独辟蹊径，奠定了唯识新学的理论基础，从而建立了中国的法相宗。我觉得玄奘这种虚心向外国学习、富于创造的精神，对于我国当前西部的精神文化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

　　(二)历尽千难万险、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玄奘在去印度的路途中历尽了人类所能遇到的种种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他跋涉过世界上最荒凉的塔克拉玛干炎热沙漠(塔里木)，在流沙八百里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磷火飘忽，烂若繁星，但他孑然一身，望着聚骨马粪前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白雪坚冰的喀喇昆仑山脉(凌山)和热海(今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在印度境内还遇到了难近母(嗜血女神)教派的掠劫。此外他还克服了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的“三难”——即学梵文难、得经本难和文化交流难。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精神，玄奘是无法克服这些难关的。

　　(三)不慕荣利、造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玄奘西行后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在印度学术界获得了至高的荣誉，成为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四大名师之一。戒日王优渥礼待，给予丰厚的供养，但他一直未忘出国的素志——“弘法利民”。当鸠摩罗王——戒日王上号“大乘天”和“解脱天”并坚留他在印度时，他答称：“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在他回国后，唐太宗曾两次希望他能“还俗从政，辅佐朝廷”，但他矢志译经事业，婉言加以拒绝。玄奘这种精神正如汤用彤先生评说：“襟抱平恕，器量虚融……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玄奘人格极高，为人所敬顺。”

　　(四)虔虔不懈寻求真理、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玄奘毕生翻译了印度佛教经律论75部1335卷，约1300余万字，占唐代译经的一半以上。另外，写下了不朽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他在佛教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历史、地理、民俗和中外交通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将印度的佛教知识介绍给中国，并在中国发展了唯识学的理论和因明的理论，创立了法相宗；与此同时还把中国的文化知识介绍给印度，翻译《道德经》、《大乘起信论》为梵本。就当时的学术情况看，他确是攀登了学术高峰，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待学术研究毫不含糊的科学态度。

　　(五)融汇教内外各派的宽容认同精神。这种精神集中表现在他的译经和与外道交流之中。众所周知，玄奘是一个大乘瑜伽行派学者，但他选择翻译的经论中，大小乘并举，对佛教各主要学派的基本经典如《大毗婆沙论》、《阿毗达磨》五个足论，都没有从他所持的立场加以排斥。玄奘并不专门弘传中观理论，但他翻译了中观派般若学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广百论》等等。大乘中观派的清辨论师是瑜伽行派护法论师的论敌，但他将清辨的《掌珍论》译出了。另外，他对教外的一些经典，如婆罗门教正统派哲学——胜论的根本经典《胜宗十句义论》也如实地译出了。我国道教的根本经典——《道德经》，玄奘应印度童子王之请把它译成了梵文。据《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在翻译《道德经》时，道士蔡晁、成英等出于宗派的偏见，力图将《道德经》的思想融会佛教的《中论》、《百论》的思想，但遭到了玄奘的拒绝，玄奘说：“佛道两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义？”又说：“观老治身治国之文，文词具矣。”他在印度戒日王主持的辩论大会上取得胜利后，马上取消和宽恕了外道顺世论者在辩论前所作的卖身等种种誓言。在玄奘生活的唐初和印度戒日王统治的时期，正是儒释道三教斗争和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等沙门思潮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玄奘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够保持不偏不倚、宽容认同的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

　　(六)工作作风踏实、计时分业的精神。玄奘一生始终把他的精神全力贯注到工作中去。《慈恩传》对他回国后每天译经的情况有所描述。他每天对当天需要完成的任务都有详细的安排，做到“计时分业”。如果白天不能完成，晚上也要补足。由于他的勤奋，使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奘传资料统计，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五月至龙朔三年(663)十月，在17年6个月中共译出佛经1335卷，每年平均为75卷，每月约6.25卷，即5日1卷。玄奘晚年驻锡玉华宫时(659—663)，5 年中共完成14部680卷，平均每年完成136卷，每月完成10卷，这较过去增加了将近一倍。玄奘所译的最重要经典如《大般若经》、《成唯识论》、《唯识二十论》都是在这段时期完成的。玄奘这种精厉晨昏、专思法务、虔虔不懈、死而后已的精神真使我们感动。

　　玄奘一生大半是在祖国西部度过的，他对祖国人民和土地有着无限眷恋，即使身处异国时，也“本土思渴，不敢留须臾”。在当前全国人民大力开发西部地区的进程中，我们也要学习和发扬玄奘的精神，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玄奘精神照耀着千秋万代！

　　——摘自(2000年第12期 (总第196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