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思想研究：玄奘与佛典翻译

 　　玄奘与佛典翻译

　　唐代佛教的发展，使译经活动也受到格外重视。唐代的佛经翻译，实际上集中在贞观至贞元这段时期，即从公元627年至805年。比之前代，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峰顶。其特点是：主译者以本国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译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如《大般若经》一部就有六百卷之多。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

　　玄奘就是这个时期首屈一指的翻译大家。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出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译经，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去世。

　　玄奘(600—664)，本姓陈，名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少时随二兄长捷法师住寺院，13岁也在洛阳出家，21岁受具足戒。后遍游长安、成都、荆州、相州、越州、赵州等地，向名学者学习《大般涅槃经》、《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成实论》、《俱舍论》经论，感到“所说纷纭，难得定论”。当时国内所传唯识系统的经论很不完备，“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就有百余条之多。遂决定西行探求佛本法源，求真义，释所惑，“广彼前闻，开兹后学”。他历经艰险，四年后才到达北天竺那烂陀寺。

　　在那里，他除学习瑜珈行的学说外，还兼学中观以及小乘各部的毗昙、因明(逻辑)、声明(文字音韵)等等。贞观19年(公元645年)返抵长安，所带梵文经典共657部，其中大乘经224部，大乘论192部，还有上座部经律论15部，大众部经律论15部，弥沙塞部经律论22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17部，法密部经律论42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67部，因明论36部，声论13部，收罗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富，实为前所未有。唐太宗劝他还俗做官，他不愿意，表示决心献身译经事业，19年中共译经论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这个数字，比其他三大译师鸠摩罗什、真谛、不空所译卷数的总和还多600余卷，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他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思想,意即翻译既须忠实于原文,又要便于读者解读.为求得文和义切合原作,译品文从字顺,他不拘泥于直译或意译,尽量避免梵文化的汉文。他运用六朝以来偶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锁连环的方式,形成一种“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 用来表达特别注重结构的瑜伽学说，“恰恰调和”，在中国文学史上颇具特色，他的译品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超出了前人之所译，世称“新译”。

　　玄奘还将《老子》、《大乘起信论》等论著译成梵文，传到印度，推动了中印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

　　关于玄奘的译经，道宣有过这样的评价：“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前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1]。就是说，向来的译经程序，先按梵文语法结构直翻成汉文，再将其改从汉语语法，最后笔人修整文句，中间或增或减，多失原意。玄奘则不然，他精晓梵语，深通佛理，汉文程度又好，“览文如己，转音犹响”[2]，译时出口成章，只要记录下来就行了。从玄奘的译文的形式来看，“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同样，玄奘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诘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然而，文与质并无一定的标准，直译和意译也难作截然的区别。若就翻译贵能达意而言，玄奘的译文是成功的。吕澂指出，论玄奘的翻译，仅称道其译文形式上的种种优点，还不足以尽其实在。“他的翻译最擅胜的地方，在由于学力的深厚，和对于华梵语文的通彻，所以能够自在运用文字来融化了原本所说的义理，借以发挥他自己信奉的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就是玄奘能很熟练而巧妙地拿一家之言来贯通原本，甚至改动原本。这样事实在从前没有梵文原典的对照是看不出来的”。玄奘对以前的旧译本，凡错误艰涩，不易晓读，或“中间增损，多坠前言(有失原意)”[3]者，都一一予以重译。

　　在实践的基础上，玄奘对翻译理论及技巧也作出了贡献，至今还被翻译界运用。关于佛典翻译中的音译与意译，他提出了有名的“五不翻”的原则。所谓“五不翻”，指有五种情况需要译音而不能译意。即：

　　一、秘密故，如“陀罗尼”；

　　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

　　三、无此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

　　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

　　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

　　此外，他在翻译中还灵活熟练地运用了不同的翻译技巧，如代词回译成名词、复合词意译并转变结构、增益、删略、变更词序、假借等等，至今还为译界所用。

　　可见，玄奘的译文质量很高，非常熟练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所译佛典，汉梵吻合无间，堪称译经极轨。其所以能如此，“是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文表达出来”。在翻译实践中，理解是表达的前提，玄奘经常“三更暂眠，五更复起”，坐在灯下圈点第二天要译的经论，可见在理解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玄奘的工作态度，既勤恳又认真。据《慈恩三藏传》说：“师自永徽改元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有不完，必兼夜以续，遇乙以后(到可以用笔注明停止记号时)，方乃停笔。”他每天制定工作日程，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白天的工作未完，一定要在夜间作毕。他不赞成节译的偷懒方法，《大般若经》梵文多达二十万颂，他译时体弱多病，弟子劝他节译，他不同意，坚持一字不遗地译完。在翻译过程中，他还注意不同版本的校勘工作，如译《大般若经》时用了三种梵本互相参校。在选择翻译材料方面，他对佛教各流派的经典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全部佛学，共分六科，即毗昙、因明、般若、戒律、中观和瑜伽。这六科经典，玄奘都有传译。

　　我国的佛经翻译，到了玄奘可说已登峰造极。他死时，唐高宗曾惋惜地认为是失去了国宝。柏乐天说，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世界的人们记忆着。”[4]

　　[注释]

　　[1] [唐]道宣：《续高僧传》。

　　[2] [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3] 马祖毅著：《中国翻译简史? “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

　　[4] 柏乐天:《伟大的翻译家玄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