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文化：唐代的禅茶文化

 　　饮茶之风是随着佛教的传播才得以广为传播的。魏晋时期名僧与名士谈玄时常常以茶佐兴，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已多见僧人饮茶的记录，《晋书·艺术传》记载，僧人单道开在山中坐禅，夜不倒单(昼夜不卧)，不食五谷杂粮，“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饮茶苏一二升而已”。 单道开坐禅时每天只吃由松姜等制成的药丸数粒，饮茶苏一二升而已。

　　唐代是饮茶之风开始盛行的时期，佛教寺院的蓬勃兴起，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佛寺中的僧人在修行时要坐禅，坐禅必须要心神安定，静虑冥想，而茶则具有“降火、提神、消食、解毒”等功能，有助于僧人修行。另外，修禅者要“跏趺而坐”，“过午不食”，但可以吃茶以帮助修行。凭借饮茶帮助修行的方法在唐代寺院中已经广为接纳，唐封演《封氏闻见录》载：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举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唐代百丈禅师创立《百丈清规》，其中也提到诸如“打茶”(每坐禅一炷香后，寺院监值都要供僧众饮茶)，“奠茶”(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之茶)，“普茶”(住持或施主请全寺僧众饮茶),“茶鼓”(召集大众饮茶说法而敲的鼓)以及“茶头”、“茶堂”、“施茶僧”等名词。

　　作为寺院文化中心的京都长安饮茶之风更是盛行。当时的皇帝赏赐给高僧大德的物品中，茶成为重要的一项赏赐。《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第十六之《总集·群经录上之十六》载：

　　宝应元圣文武皇帝批曰：和上释梵宗师人天归仰。慈悲智力拯拔生灵。广开坛场弘宣法要。福资国土慧洽有情。愧厚良多烦劳申谢。至八月十五日和上忌晨。奉敕赐茶一百一十串。充大和上远忌斋用。

　　这里记载了玄宗在金刚智忌辰时给予的赏赐，其中有一百一十串茶饼。又，《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三·恩赐文殊阁上梁蒸饼见钱等物谢表》一首记载：

　　沙门不空言。其文殊阁先奉恩命。取今月十四日上梁。天泽曲临。特赐千僧斋饭。上梁赤钱二百贯。蒸饼二千颗。胡饼二千枚。茶二百串。香列汤十瓮。苏蜜食十合槃。甘橘子十五个。甘蔗四十茎。

　　其中提到代宗给大兴善寺的赏赐中有二百串茶。唐德宗曾赏赐奉诏译经的印度高僧智慧大师“茶三十串”，德宗贞元十四年还赐给在长生殿为国持念佛号七十多天的惠果大师等每人茶十串。唐代法门寺地宫中还曾经出土了皇帝赠与佛寺的一套茶具，这些都表明了当时在寺庙中饮茶之风的普遍。

　　唐人诗歌对佛寺中的饮茶现象多有记载。李嘉祐《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一公房》:“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磬长。闲窥数竿竹，老在一绳床。啜茗翻真偈，然灯继夕阳。人归远相送，步履出回廊。”记述了作者对荐福寺中一公每日修行情景的想象，在茗茶的陪伴下，他的修行是如此闲雅。

　　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此诗通过写诗人与长孙氏、朗上人三人谈玄品茗，任由天边云卷云舒，无意顾及日影西斜的情景，抒发了玄谈品茗带来的愉悦体验，在这样的景况下，怕是连赤松子、王子乔也不愿意做神仙了。

　　张祜《题普贤寺》：“何人知寺路，松竹暗春山。潭黑龙应在，巢空鹤未还。经年来客倦，半日与僧闲。更共尝新茗，闻钟笑语间。”作品表现了诗人春日遍游山寺，与寺僧同饮新茶的情感体验。普贤寺位于长安正南南五台，唐时南五台建有寺院数百座，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

　　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僧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坐久东楼上，钟声送夕阳。”贯休《赠造微禅师院》：“薝卜气雍雍，门深圣泽重。七丝奔小蟹，五字逼雕龙。药转红金鼎，茶开紫阁封。圭峰争去得，卿相日憧憧。”这两首作品都写作者在佛寺中饮茶的经历，诗歌中充满悠远闲雅的情思。

　　唐代长安城中饮茶之风在宫廷以及文人士大夫中也颇为盛行。据《梅妃传》记载:

　　唐明皇与梅妃斗茶，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争辉,今斗茶又胜吾矣。”妃应声曰：“草木之戏，误胜陛下。设使调和四海，烹饪鼎鼐，万乘自有宪法，贱妾何能较胜负也。”上大悦。

　　这段文字记录了当时宫廷中唐明皇与梅妃斗茶之事。诗僧子兰的《夜直》也提到了宫廷饮茶的盛况：

　　“大内隔重墙，多闻乐未央。

　　灯明宫树色，茶煮禁泉香。

　　凤辇通门静，鸡歌入漏长。

　　宴荣陪御席，话密近龙章。

　　吟步彤庭月，眠分玉署凉。

　　欲黏朱绂重，频草白麻忙。

　　笔力将群吏，人情在致唐。

　　万方瞻仰处，晨夕面吾皇。”

　　子兰为唐末诗僧，在唐昭宗时为文章供奉,“灯明宫树色，茶煮禁泉香。”两句表现了当时宫廷饮茶的盛况。

　　唐德宗时宫女鲍君徽的两首茶诗也对当时宫廷饮茶之风做了描述。

　　“闲朝向晓出帘栊，茗宴东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声中。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红。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东亭茶宴》)

　　“枝上花，花下人，可怜颜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朝看花花欲落。不如尽此花下欢，莫待春风总吹却。莺歌蝶舞韶光长，红炉煮茗松花香。妆成罢吟恣游后，独把芳枝归洞房。”(《惜花吟》)

　　身为女性的鲍君徽在这两首茶诗中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茗宴东亭”和“红炉煮茗”的盛况，抒发了好景不常，荣华易逝的浅叹。

　　唐代长安文人亦好饮茶。《开元天宝遗事》就记载了文人王休的饮茶方法：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与僧道异人相往还。每至冬时，取溪冰敲其晶莹者煮建茗，共宾客饮之。

　　文人饮茶，更注重发挥饮茶的“雅”味，王休可为个中代表。武宗时身为宰相的李德裕也曾创作有茶诗流传于世，他的《故人寄茶》：“剑外九华英，缄题下玉京。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其余不敢费，留伴读书行。”具体描写了他在收到朋友寄来的好茶后，于半夜时分邀请僧人一起吟诗煎茶的情景，作品高雅清逸。李德裕对待饮茶，丝毫都不马虎，他精于此道，是陆羽《茶经》中记载饮茶方法的忠实践行者。丁用晦《芝田录》载：“唐卫公李德裕，喜惠山泉，取以烹茗。自常州到京，置驿骑传送，号曰‘水递’。”如此取水，虽然清致可嘉，却有损茶德，不足效仿。所以诗人皮日休有诗讥讽道：“丞相长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忧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李德裕雅好品茗，体现了士大夫的饮茶之风。

　　唐代普通百姓亦喜饮茶，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

　　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唐时饮茶之风盛行，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咏茶诗，这些诗歌无论是对景物的描写，还是对情感的抒发，都体现出简淡优雅的特点，能够以俊逸的语言勾画出一个优美的品茗世界，具有浓郁的艺术气质，从某种程度上阐发了佛教禅宗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