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 九、圣严法师学记

 　　“我家在日本军阀来到之后，的确太穷，记得有一次为了先生要我买一册书，全家上下，凑了半天，也凑不出一册书钱，我失望地哭了；全家的人，也因此流泪。又有一次，为了买习字本，知道父母没有钱，我就偷了二姐藏好多年的压岁钱，结果被二姐发现，我被母亲毒打了一顿，打完之后，母亲、二姐和我，三个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场！”［见“归依”第十页］

　　一、长江南岸，贫苦人家

　　中国佛教界，从事学术研究，并且接受正统的经院教育，自大陆沉沦，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以来，到目前为止，除了当代佛教思想家印顺长老，以其“中国禅宗史”，获得日本大正大学博士而外，那么，圣严法师，在所有中国留学日本的学人中，是以四年时间(民国六十年二月获文学硕士后，到六十四年二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是“明末中国佛教的研究”。这项学位是立正大学开设佛学课程博士班十八年来，获得佛教学专攻“博士学位”之第三人。

　　对圣严法师之获得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非博士候选人)，我们中国佛教界应该深深地反省，这是一项庄严而精致的成就；但自民国六十四年年以后，已再无人打破这项记录！

　　这位中国佛教界的僧宝，出生在清末最后一科状元张季直(謇)的故乡～～江苏南通县名胜狼山之阳的小娘港～～一个沿江而筑的落后渔农之村。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０年)农历十二月四日，这位生而注定弃俗的中国青年，便成长在这个小村的贫民张氏之家。

　　张氏家庭：父亲的名字是张选才。母亲姓陈，她说她的名字叫“妈妈”。这位青年的先世，则无确实纪录。他本身是家中三男三女中最小的孩子，他幼时的乳名，叫保康～～因为他的身体太弱了。到后来入学，便更名为张志德。

　　这位童年出家的比丘之先世居住地，据说是长江三角洲的崇明岛，由于一次水灾之故，搬开江北岸南通县境，因此，他的族人都保持着崇明岛口音。而他出生后第二年，便是民国史上空前的长江大泛滥，结果把他那江边的小村落，冲得一干二净。长江的险浪，把他们的土地，连根都挖空了。江岸塌下去，塌得最凶的时候，一天一夜可以啃掉半华里；等到民国三十二年，这个贫家孩子出家时，他的出生地，已经移到长江心脏地带了，可谓“沧海桑田”之至！

　　长江的浪潮，把江岸的农田向北啃噬，而江边的土地，则由南向北增殖，于是扬子江日夜向北缓慢地移动着。因此，也就在民国二十年秋后，他们这一户劫后人家，便连根移居到狼山江对岸的常熟县境的“扶海乡”，近江的一座新生村落。

　　江苏常熟县，是中国历史上的人文萃集之区；佛教有明代净土宗大师省庵实贤。而科举场中，当时有清一代二百九十年出了一百十四位状元，常熟县出了六个，这六人是：孙承恩、归元肃、汪绎、汪应铨、翁同龢、翁曾源。南通则出了胡衣龄、张謇。而全国出状元最多的地方，则是清朝末年名女人赛金花的丈夫～～戊辰状元洪钧的出生地～～苏州。在全国状元的生产量上，苏州是第一名，常熟名列第二。

　　这位比丘的幼年，搬到长江南岸之后，全家大小八人，耕种着“七亩租田”、“三亩三分新生地”。到农闲时，父亲出外做“苦力”，“妈妈”纺纱织布，哥哥们替地主挑泥筑堤，他自己喜欢生病，但稍大一点，就跟着父亲一天赶四十华里路程去做小工。农忙时，他则帮着在农田里拔草、踩水车、割稻、拾棉花、种豆。有时，会被日军徵去做苦力。

　　因为他生而多病，所以到六岁才能出门走动，和别家孩子玩，九岁才有幸上学，只是读国文一科，而且是新旧杂陈。像这样乱读一阵，到十二岁上，他要求父母，去正式读小学。他开始上学时，是直上三年级，上到四年级上学期，因为“年景不佳”，父母便命他停学。等到十四岁时，仍由四年级读起。可是“年景不佳”一进连续下去，在没有升入五年级以前，便从此辍学了。

　　这个“小孩”，在他的追忆之中，值得“回味”的往事，实在是太少了。

　　二、生不为侯，何如出家

　　“我的家毕竟太穷了！”这位比丘僧在他的“归程”中说道：“家，穷得使我不能完成小学毕业，结果，由于因缘的安排，使我走上出家的路。”

　　民国三十二年夏天，有一位邻居，叫戴汉清，到这户人家来，闲谈之中，问起这位贫家子将来要做什么？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母亲“妈妈”就说：“我家很穷，子女也不算少，所以我想把他‘送掉’。去年有人介绍他到无锡乡下招女婿，可惜那个女孩是哑巴；而且他是我最小的儿子，我也舍不得。～～这孩子身体很单，读书时倒很用功，祗是他错生人家，我家培养他不起。将来他长大时，我们做爹娘的老了，也无法给他娶得起媳妇，看样子，他祗有去做‘和尚’去了……”

　　因为“妈妈”这最后一句话，引动那位姓戴的灵感，他反应极为敏捷地追问：“你可真的舍得让他做和尚？”

　　“有什么舍不得！但也要他自己愿意呀。”妈妈笑道：“保康，你想做和尚吗？”

　　“当然想做。”这个“小孩”照直说了。妈妈也真的楞住了。

　　“你倒干脆。还不知那一座庙要你呢？”妈妈说。

　　“我有一座庙要找小和尚。”那姓戴的可真乐了，插上来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来那姓戴的本住南通狼山脚下，他同狼山下的和尚很熟，每当他渡江回南通，总要到狼山看看和尚，而正巧，那一年山上的老和尚托他物色小和尚，他就把这个“小孩”看中了。

　　剩下来的是：他要走了小孩的生辰八字，送到狼山，在佛前请示一番，以定行止。

　　这个“小孩”的父母，到此时还以为是开玩笑的，并没认真，这个“小孩”却把它当作“喜事”来办，整天期盼着好消息。

　　直到秋天，那戴某人从南通回来，一到张家，便要“孩子”把衣物收拾起，马上跟他到狼山做和尚。

　　这个姓戴的还真会游说，把“孩子”的父母说动了，第二天清早，在泪眼迷离中，“孩子”跟着姓戴的离开了他的家乡。

　　南通狼山，是长江三角洲北岸“通、如、启、海”四县的名山，“孩子”上了狼山，彷佛进了大观园，姓戴的带着他上了狼山山顶～～广教禅寺，进了大殿，然后再转弯抹角，过了好几进门限，便踅进一间屋子，里面有很多“和尚”，他们一进门，大家便把目光集中过来，一位中年比丘对姓戴的说：“就是他吗？”

　　这是他出家生涯的第一章。

　　这大寺院里的出家人，都是“师祖辈”以上的人物，此时他的师父，还没上山做小和尚呢。

　　因此他是寄名在师祖慧法师名下以“徒孙”名份出家的；这是中国佛教“子孙庙”的法统所造成的“陋规”，他的师祖为他取个法名，叫“常进”。这是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中秋节，他当年还不满十三足岁。(旧的算法是十四岁。)

　　他这位师祖，曾在安徽九华山江南佛学院读过书，比起狼山的土著比丘，要开放得多。

　　一言蔽之，中国贫苦人家的孩子，父母让他出家，多半不是为了“佛法”的理由，乡下人谁明白什么是“佛法”呢？他们祗知道和尚的寺院里，生活没有问题，孩子出了家，能躲避饥死这一关，比呆在家忍受酸风辛雨强得多了。

　　三、十里洋场，励志向学

　　接着抗战胜利了，民国三十五年春天，十七岁的青年沙弥(他还没有受比丘戒)，被广教寺派下的“法聚庵”派到上海的下院～～狼山分支～～大圣寺去正式赶起经忏来了。事实上，此时他还因为没有“多馀”的钱买一袭僧衣，裉下俗装呢。他平日穿着棉袍大褂，上殿时放焰口外披“麻布七衣”，杂在师父阵中混充和尚的。虽然是天天做佛事，他的后来那套僧衣，还是由“父亲”卖掉几担麦子，为他缝制送到上海，才光耀门楣，现“沙弥相”的。

　　他在上海的经忏生活，由三十五年春天挨到三十六春天，这种老死座下的生活突然宣告结束了。原因是民国三十五年秋天，静安寺佛学院应运产生了。当开学时他还没有去成，过了一年，才积极地争取，经过狼山一个寺里的育枚法师(在静安佛学院做教务主任，太虚大师高足)的支持，做了该院的插班生。

　　静安佛学院的当时重要成员，排列如次：

　　创办人：密迦法师(原静安寺住持，后来是持松法师)、德悟法师(原静安寺监院)、妙然法

　　师(静安寺副寺)。

　　院长：白圣法师(静安寺当职监院)。

　　教务主任：育枚法师。

　　监学：守成法师(静安寺维那)。

　　讲师：南亭、道源、仁俊、育枚、妙然、圆明、本光、度环、秀奇等法师，林子青等居士。

　　来院演讲者：有太虚大师、法舫、能海、雪松、苇舫、天慧等法师、吕秋逸居士。

　　学生阵容：今天仍在自由地区的，有了中、唯慈、自立、幻生、妙峯、性如、明月、性慈、

　　能果、愿殊、弥赞等五十馀人。

　　这种阵容，在当时的佛教界，可说是钻石地带。而在学的青年比丘，也办了一份刊物～～“学僧天地”。

　　其实，比起一般的学生生活，静安佛学院的学生，异常艰苦，但是，年轻的佛弟子们从这里总算是获得了一份希望。虽然这种“教育”并不十分上轨道，因为还得应付日常“行持经忏”，但比起那些“经忏专家”已经进步得太多了。

　　当时的“常进”这位青年人，由于“死啃”，功课是很出色的；到三十七年七月，第一届同学毕业之后，经过一次甄别考试，再度进了“研究班”。同学剩下十名左右。

　　进了上海静安寺佛学院，做了个学僧，得其所说！到这年九月间想不到“妈妈”在此时病危，他便和他从乡下到上海来报信的二哥，一同星夜赶回去，探母亲的病，这是他出家以后第三度回家(第一次三十三年夏，第二次三十四年秋)。当他走到“妈妈”的床前，妈妈的肚腹，膨胀得像一座山，干□而焦瘦的脸上，浮着一层黄膜，彷佛秋后将要凋落的枯叶。

　　他在家住了半个月，“妈妈”的病没有变化，可是也不像好的兆头，等他回到上海，过了两个月，突然接到恶耗～～“妈妈”走了。因为是乱世，妈妈忌日是那一天，他到今天还不知道呢！

　　这在他的生命记录里，相信是一桩永生难忘的悲哀。

　　三十八年初，大陆形势急转直下，静安佛学院院长白圣法师远走台北，同时上海佛界的著名法师～～智光长老、南亭、道源法师先后都走了。

　　有一天，静安寺门口，有人在这里布置一些“台湾新军”的图片，与它同时进行的，也有人招收“青年到台湾入伍受训”。当时并没有什么人去踊跃报名。过了几天，时局吃紧了，市郊也听到炮声了，静安佛学院的学生已有几个在“新军招训处”报了名，换上军服。他们是“新军”，行动自由，施帜鲜明，公车享受免费，令人很羡慕。他们彷佛“天下大事已定”，是铁准要直放台湾的！

　　四、从军入伍，梦觉繁华

　　这个时候，大家都动摇了。有位同参对他说：“如果你去当兵，我也去！”就这样，他们决定投笔从戎了。接着，了中法师(现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也一同入伍。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下午三点钟，他和几个同学向静安佛学院老师秀奇法师、本光法师、林子青居士请了假，老师都支持这次行动。

　　这几个“新兵”出了静安寺，和寺里未走的同学道别；在泪眼婆娑里互道珍重。

　　他们去报到入伍的番号是“陆军二０七师通信连”，报到者几乎清一色是聚集在上海的流亡青年。五月十九日上午十时，他们奉命到黄浦江码头上了船。四天之后，经过台湾海峡，到高雄港口上岸。五月二十三日，这个单位由高雄坐火车再转到新竹的乡下～～清水，于是开始“披荆莽，斩茅茷”，赤膊短裤，展开集训了。

　　过了不久，那一个部队的军部，要选拔知识青年深造，于是他们奉命在端午节那天，被集中送到北投，住在北投国民学校，第二天参加考试，到十月间被录取为“学生大队”学生，番号是第六军军部学生大队通信兵队。自此，这位“祗吃肉边菜，不吃菜边肉”的素食者大兵，走上“无线电报务员”这条路。

　　到了三十九年冬，台海已趋势安定，他已同先到台北的南亭法师取得连络；后来，逐步与僧界建立了关系。

　　四十一年春天，他随着通信部队，在台湾北部沿海，配属一个步兵营驻防；这时候，避秦台北的上海地区法师都知道他的行止了，因此，他收到了前静安寺妙然法师的通知，邀集静安佛学院同学到他的“北投中山路居士林”聚会，静安时代的师生参加者：

　　师方：妙然、守成、圆明法师(后来还俗侨居日本，俗名杨鸿飞)。

　　生方：了中、唯慈、自立、妙峯、幻生、能果、常进(圣严)、性慈(已还俗，田枫)、愿殊(已还俗、王文伯)、明月(何正中，退役后再度出家，已谢世。)等青年法师。缺席的有弥赞(还俗、吴国权，服务基隆邮局)、性如法师(因肺疾，在中坜休养)。

　　会后，妙然法师每人送了二十元新台币车资，那时是一笔很大的布施呢！

　　到民国四十二年，由于军中发起文艺写作浪潮，他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便加入了李辰冬博士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小说班”；他是认真地读书了，因此，阅读面较从前远为广泛。

　　四十二年十二月，在宜兰的陆军通人兵学校(校长任世江，是虔诚信佛者)，招孝报务军官，这位佛学者投考被录取，半年后毕业，以“准尉”官阶任用，回原部队服务。从“兵”到“官”，他熬了四年有半。

　　在宜兰，他也遇到创办“宜兰念佛会”的星云法师。

　　此后，在通信军官生涯中，加以写作的自我训练，同时在军报上，开始发表较浅近的作品。

　　另外，由于凤山的煮云法师在四十四年出版“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一书，与基督教牧师吴恩溥的“驳‘佛教与基督教比较’”，引发这位军中佛学者的灵感，因此在四十五年八月底，写成“评‘驳佛教与基督教之比较’”；这是他从事佛学著作以来的第一本书。

　　到民国四十六、七年间，他便开始以“醒世将军”、“张本”为笔名，分别在“人生”、“海潮音”、“今日佛教”、“佛教青年”等佛教刊物发表稿件。也因此，他决心放弃了“文学写作”，而专一于佛学著述。

　　五、还我家裟，退我戎装

　　这位青年法师，从军十年六个月十五天；在民国四十九年元月一日退役令生效，以少尉军官还其初服，重披袈裟。

　　在退役之前，由于罹患已久的“风湿”，在先一年五月廿七日已遵医嘱请准休养，停止军中工作。因为“风湿病”，在西方医理上查不出病源，“医院无法出具可供申请退役的证明书，为这件事使他苦恼到山穷水尽；在整个挣扎过程中，台北市华严莲社的南亭老法师，善导寺住持悟一法师，还有剃度师～～北投佛教文化馆东初上人，都给以最大的支持与协助；其中间关由郑介民上将夫妇支持助力，因而解决退役的困难，他退役后，郑氏突因心脏病逝世，使得这位矢志出家的青年法师“悲难抑止”地痛哭一场；并且在郑氏灵前虔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多日，以报知遇。

　　这一条“回头”的路，是过去十年来痛苦与折磨所付出的成果。

　　他在“归程”中写道：

　　“～～我在十四岁，曾为自己的出家而编织过一个美丽的梦；但是，那场梦的幻灭，是如此地快速。狼山的环境，像画一般地幽美，诗一样地可爱，可是，我生得太晚了，去得太迟了。当我上山的时候，那一幅画已经剥落，那一首诗已经消失了。正因为我是抱着欣赏画与诗的梦想而去狼山的，那跟‘出家与学佛’之间有一着一段距离，所以，我也毕竟没有保住那个出家人的身份。”

　　“不过，那个梦是做了，那条路是对的”；所以绕了一个好大的圈子，不绕也是不行。否则的话，今日的我，又是怎样的人呢？～～像留在大陆的出家人一样，那是不堪想像的。虽然，绕这个圈子，也似一场梦！……。”

　　“因此，我对以往的遭遇，除了感到自己的罪障深重，并无怨尤可言。……钢是炼出来的……最不容易争取的事物，便是最足珍贵的事物。”

　　当他把退役手续办完，有一天，他向剃度师父～～东初法师慨欢说：“这一次，我要好好地立志，做一个像样的出家人了。否则，便对不起协助我的人了。”

　　东初法师却说：“对不起人家是假的，对不起自己才是真的！”

　　他又写道：“～～我要特别强调，我之能够再度出家，并且誓愿再度出家，那是成因于童年曾经出家的缘故，致使我经过了十年的风浪；这一风浪之久，已超过我初次出家时间的一倍，但仍念念不忘于出家身份的恢复。所以直到如今，对于童年出家时的环境和师长，犹觉历历如新。军伍十年的生活，却又恍如隔世了。”

　　当民国四十七年佛诞节时，他曾在台北新公园音乐台前，浴佛大典之先，由性如(旧日同学)法师介绍，认识了东初法师。从这以后，东初法师为协助这位佛教青年之出家，尽了最大的心力，并给以关怀与安慰。在剃度师父的选择上，也顺理成章地请求东初上人成就他再度剃发因缘了。

　　他之还我初服，是民国四十八年农历十二月一日，同时接编东初法师创办的“人生月刊”。东初上人并为他命名“圣严”为法号，字“慧空”。

　　北投的佛教文化馆，每年腊月初一日起，都有一次“佛七”。他在进了佛教文化馆，也就随众参加。当佛七圆满，腊月初八(相当于民国四十九年元月中旬以后)中午，便在佛前上供，东初上人为他说了一次简单的“三皈依”，并无剃度仪式(因为头已经先剃了)，参加的人，当时有了中、性如法师，以及法藏寺的几位比丘尼师。道贺者，有中和来的莲航法师。

　　六、基隆受戒，朝元闭关

　　出家后，生活形态虽然改变，并且在“文化馆”发心看完全部“华严经”与“大涅槃经”，但他的风湿病始终没有好，身体衰弱而消瘦，“大智度论”看了不到一半便停止了。

　　在此期间，他带着病，在四十九年农历六月十一日晚上，分别请驻锡新店竹林精舍的隆泉法师做“忏摩”(“忏悔罪业”的仪式)，十二日上午在华严莲社请智光长老为他授“沙弥十戒”。到此时，他的出家“沙弥”身份，才算确定。

　　这年，圣严法师是三十岁。接着，民国五十年九月十二日(农历八月初三)到十月十二日，基隆海会寺开戒坛，他报名依道源长老正式受比丘大戒(得戒日是在国历十月五日)，三十天戒期圆满；而在这以前，他已委托星云、浩霖两位法师介绍，到高雄县美浓朝元寺禁足阅藏。因此他回到文化馆，向东初上人告假，五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便提着简单的行李，由善导寺浩霖法师陪同，赴美浓，做一番“活埋工夫”去了。

　　到风光幽静的朝元寺，先行禁足读经，过了两年～～五十二年九月三十日，正式闭关，埋头阅藏写作，三年后～～五十五年八月七日出关，任教高雄寿山佛学院(仍住朝元寺)十个月，次年六月十日，再度入关，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受台北善导寺住持悟一法师之邀，出关北上，主持善导寺“佛教文化讲座”。第一梯次开讲的经论，是“八识规矩颂”与“大乘起信论”。

　　圣严法师自民国五十年(一九六一)十一月十二日到美浓闭门读经，到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出关宏法，前后计达六年三个月零八天。法师的初期作品，在关中大量涌现，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当推“戒律学纲要”之间世；这本书透过一般论文作法，来演绎佛家戒律的义理，极受海内外佛教高级知识份子之注意；佛律之在中国学术化，同时也足为僧俗共读的，这是第一部值得珍视的书。

　　圣严法师出关的另一目的，是到日本深造；因此在善导寺讲经一年中，同时进修日语，于是经过申请及准备，在五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终于获得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的入学许可，到达日本后，在艰苦的岁月中，以两年时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文化教育文题目是“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

　　从此，这位出身贫苦矢志向学的佛门学者，便奠定了科学方法的治学基础，在佛学范畴中左右逢源，自由自在了。

　　笔者读过法师多种著述及零篇论文，我觉得他在义理批判、鉴黜优劣之见地上，尤具慧光。因此，印顺大师以“中国禅宗史”在日本大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及其“思想”受到日本佛界之重视，圣严法师的评估之力，是无法湮没的！

　　七、荣获博士，西渡重洋

　　圣严法师在日留学六年，一瓢一饭，生活备极艰辛，但也是中国比丘在日本埋头吸收彼邦学术、获得博士的第一人；因而极受国内外佛界及学界之仰欢；以他瘦弱的身体，而凭藉其坚强的意志，与人生奋斗，通过硕士学位后，尤以四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在日本学界，亦殊为少见。

　　他的博士论文，以研究智旭大师为中心而写成的“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日文版已在日本问世，中文本尚付阙如！

　　民国六十四年二月，法师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十二日，应政府邀请，回台参加“国建会”，向政府提出多项宗教、文化、教育上的建议，并接触多方面的人物，以比丘身份参加“国建会”者，法师也是第一人(民国六十八年，有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了中法师)。因此，在萤光幕上及学术界，极为引人注目。(天主教于斌枢机主教，同届参加。)

　　同年十二月，这位比丘学者，受到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博士之请，自东京赴美宏法，并在纽约大觉寺，以美国人为对象，开设“坐禅训练班”。

　　民国六十六年五月，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之请，在该院宗教学系，作专题演讲。

　　同年九月，出任大觉寺住持。直到六十七年十月为止。在同年二月，则应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函邀，回台担任哲学研究所教授。

　　六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因剃度师父～～东初上人(于先一年底)圆寂，由东公遗嘱指定为“中华佛教文化馆”继承人，并晋任为该馆馆长。十月九日应聘为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次年七月，在纽约成立“禅学中心”，八月分别应聘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市大学专题主讲。

　　法师由于台湾与纽约两地均有道场要开拓，因此长年两地辛忙。

　　我们为了要明了他的勤学成果，必须从他的著述来了解，现在依其著述时间顺序，列表于后：

　　一、评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民国四十五年九月高雄庆芳书局印行。

　　二、佛教人生与宗教民国五十二年五月佛教文化服务处印行。

　　三、佛教制度与生活同右同右。

　　四、佛教文化与文学同右同右。

　　五、什么是佛教民国五十三年七月同右。

　　六、佛教实用法同右同右。

　　七、戒律学纲要民国五十四年三月佛教文化服务处印行民国六十七年六月一日天华出版公司再版。

　　八、正信的佛教民国五十四年五月佛教文化服务处印行民国六十八年四月一日天华出版公司再版(这十四年中有私人加以翻印未计)。

　　九、基督教的研究民国五十六年四月佛教文化服务处印行。

　　十、璎珞民国五十七年元月台南开元佛经流通处印行。

　　十一、归程民国五十七年元月台南开元佛经流通处初印，民国六十七年六、十二月再印二、三版。

　　十二、圣徒的故事民国五十七年元月台南开元佛经流通处初版六十九年十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再版。

　　十三、比较宗教学民国五十七年六月台湾中华书局印行。

　　十四、世界佛教通史上册民国五十八年九月台湾中华书局印行。

　　十五、中国佛教史概说(译自日文)民国六十一年七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十六、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日文博士论文)民国六十四年十一月东京都山喜房佛书林印行。

　　十七、从或洋到西洋民国六十八年三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十八、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民国六十八年三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十九、佛教与佛学民国六十八年三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二十、佛陀示现人间民国六十八三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二十一、禅(中英对照)民国六十八年三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二十二、禅的体验民国六十九年九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二十三、禅门修证指要民国六十九年十一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二十四、禅门呓语民国七十年五月中华佛教文化馆。

　　二十五、佛心(英文本)民国七十一年十一月在美出版。

　　二十六、禅门骊珠集七十二年十二月在美出版。

　　八、正值盛年，法业无疆

　　圣严法师今年五十一岁，身裁高唐，充满书卷之气，与他贫困的幼年，彷篁的青年时期，其器度已经完全不同。人，是由自身来作自我的创造；人的价值与意义也因此而呈现。

　　如果说，法师能从佛家学术园地，有枝繁叶茂的成就，这是佛家思想之浩瀚与他个人意志的坚决所促成。如果他当年还俗了，或者一声不响地做一个“粥饭僧”，在经忏圈子讨生计，他的生命便将要作另一番面目了。

　　圣严法师之能获得社会景仰，尤其居士界之敬爱，他的学术成就固是一端，而最大的因素，则是他能依照佛律，重新剃度，正式受戒，洗却旧容，坚持佛戒所致。

　　圣严法师是出入僧俗一面光洁的明镜，一位光明磊落的比丘僧，而他的学术成就，我们有待其百尽竿头，再度超越，为中国佛法开放异彩，拓展无限之远图！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脱稿

　　［补录］

　　一九六八年(民国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受台北市善导寺当时的住持悟一法师再三邀请，到台北担任该寺主讲法师，主持策划“佛教文化讲座”。除定期讲“八识规矩颂”及“大乘起信论”之外，并于每隔周星期六下午邀请当代学者名流如钱穆、方东美、黎东方、吴延环、南怀瑾、巴壶天、刘世纶等二十馀人，作佛学专题演讲。

　　他在美浓闭关时，除著述“戒律学纲要”等书之外，还有单篇汇集成的文集多种。

　　从古以来，佛门律师对于外道的东西，都非常注意。基于护救的热忱，梁朝的僧佑(梁高僧传的作者)、唐朝的道宣(唐高僧传的作者)，皆重视戒律，也重视外道。他受到古人的影响，所以对于有关“基督教、回教、道教”典籍也普遍涉猎。古代律师也注重佛教的史传，圣严法师在佛教史上也花了不少工夫。他因见印顺大师重视“阿含”，故又研究阿含，“正信的佛教”，便是基于阿含写成。

　　五十八年三月十四日，他从台北到东京，踏上了留学的征程。这是他闭关期间受到剃度师父东初老人的鼓励，尤其是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张曼涛先生的劝请，并在关中阅读了许多关于日本佛教的著作，发现日本佛教在学术研究方面有辉煌的成就。俨然已执世界之牛耳。对研究资料的整理提供，再没有其他国家能比。而国内的佛教教育普遍的低落，僧众不受一般人士的重视。为了提高佛教学术的地位，因此发愿到日本留学深造。虽然此时他已三十九岁，而且从未受到过中等及高等教育，到达日本，进入日莲宗创办的立正大学，便直接由硕士课程开始攻读。

　　完成硕士学位之后，回到台湾，同时把日文的硕士论文翻成中文，交给海潮音杂志连载，东初长老希望他回来之后，就不要再去读书，但是他的指导教授，当时立正大学校长坂本幸男博士，认为他的程度和努力的方向，最好能继续完成博士学位才有意义。因此，虽然许多国内僧俗大力劝阻，并且断绝经济后援，但他仍然再度赴日，继续博士课程。

　　一开始，他准备博士论文，以明末的蕅益大师为中心，这与硕士论文有关。都属于天台系统。而从慧思到明末的阶段，所有天台的问题，几乎都被人家研究过了，只有这个论题未被开发。从民国六十年到六十四年，这四年过程中，他除了攻读学分外，所有时间都在东京各大学图书馆浏览。并利用寒暑假期，去访问道场，实际参加日本各宗派的修行活动。有传统式禅宗的禅期和密宗的加行，也有各新兴佛教教派的宗教活动。不但了解日本在学术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宗教活动上，不论是传统的佛教方式，或新兴宗教的活动，也值得借镜。比如他接触到临济宗的妙心寺派和建长寺派、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及总持寺派和黄蘖宗派的传统禅，还有龙泽寺派新兴的禅。又接触到天台宗传统的比叡山派的修行者，新兴的孝道教团，还有传统的净土宗大德寺派和日本新净土宗东本愿寺西本派，传统密宗的高野山、成田山派。日本宗教的传统日莲宗身延山派和新兴日莲正宗、立正佼成会、灵友会、国柱会等。他接触到这些宗派的领导人和年轻一代优秀的人才，而且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并接受各宗派的邀请和招待，游历各地。除四国之外，南至冲绳，北到北海道，处处都曾有他的足迹。因此，得以见到日本从上到下全面深入的普遍的佛教现况。

　　在学术界，当他撰写论文期间，拜访过东京、京都有关天台学及中国佛教的专家学者，同时参加了下列学术团体的活动。第一“印度学佛教学会”，第二“道教学会”，第三“西藏学会”，第四“日本佛教学会”，第五“日莲宗宗学会”。并提出论文，在会议上发表。由于学术会议是由南到亲在各大学轮流召开。因此，他接触到日本全国的有关学者，因他对东京的学术环境最为熟悉，并且东京是日本人文荟萃之地，因此，他也有机会接触到世界性的学术会议。

　　他的博士课程进行至第二年，指导教授坂本博士去世，生活费也告用罄。但他记取坂本教授的话：“道心中有衣食，衣食中无道心。”同时，他记取东初师父的两句训示：“愿为宗教家，不愿为宗教学者。”内心默默祈求观音菩萨加被。后来，他得到两位指导教授，一位是印度学的权威，金仓圆照博士。一位是中国佛教史学权威，野村耀昌博士，他们看过他写作论文的计划和搜集的资料之后，都表示十分欢喜，支持鼓励他继续写完。当他博士论文完成的时候，学校的同学及东京的学术界都感觉不可思议，一个中国人能在四年之内完成博士课程，第五年就获得博士学位，在日本尚无前例。立正大学的博士课程开了十八年之久，他的博士文凭是第３号。这也是今日本佛学界惊叹的一件事。

　　他得到博士学位的时间是民国六十四年二月。为了接洽出版和校对论文，又在东京待了十个月。刚得到博士学位，就收到政府驻日代表马树礼先生的贺函，继之于三月四日特假东京六本木随园，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接著便收到了教育部、青辅会及救国团三个单位，联合邀请出席“第四屈国家建设研究会”。于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参加了会议的活动。

　　会议完毕，回到东京以后，办理赴美的手续，到了第二年(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出席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佛教史学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性国际佛教学术会议，在会中，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四位佛教思想家”的论文。同时也成为国际佛教研究会的创始会员之一。同年九月，成为美国佛教会的董事、副会长，大觉寺主持。八月，美国佛教会在沈家祯先生的支持下举办一次松坛DA法会，庆祝美国立国四百周年。他和沈家祯分别在会场演讲，这在美国是一种难得的盛况。另外，在民国六十七年底于美国成立“禅”中心，六十八年七月将禅中心命名为“东初禅寺”并剃度美国青年出家，出版英文禅杂志季刊及禅通讯月刊。同年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并教授禅法。六十八年至六十九年建立了自己的道场，此后在纽约、台北两地教禅、教学。

　　民国七十年文化大学的佛学研究所正式成为教育机构，七月底招收第一届硕士班学生八名。同年六月成为中国文化大学的会冈教授，荣誉职衔。

　　七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和成一法师，代表中国文化大学访问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受到佛州两所大学的热烈欢迎并做演讲。八月二日至九月一日到新加坡，接受新加坡佛教总会和教育部的邀请，为中学佛学教师人员训练班授课，并且代表新加坡佛教总会出席新国教育部召开的儒家道德教育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