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 八、出家生涯六十年

 　　前记

　　白圣长老，湖北应城人，生于民国前八年(光绪三十年，西元一九０四)八月十三日，今年七十八岁。长岁于十八岁弃俗，于今出家已整整六十年，爰为撰述本文，用述悲怀。

　　长老于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农历正月)，洞察时局之先机，前后来怡三次，接长台北市南昌街十普寺后，即参予安顿劫后佛教工作；旋即介入中国佛教会，赓续出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达二十馀年。在台过程中，为整理日据时代佛教之残落风气，特开戒坛，传戒多次，为大乘正统佛法，重建其庄严长远规范；综观长老作略，实为中国大陆比丘来台安定佛教之最大力量！

　　长老除主持佛教会之外，并住持国内十普寺、临济寺，及马来西亚槟城之极乐寺、曼谷佛光寺、美国洛杉矶圣能寺等名刹，同时有撰述多种。长老之一生，与中国近代佛教史有密切关系，而此文复实具关键地位，请读者勿以等闲视之。［编者谨志］

　　一、幼聆开示兴出家念

　　我是湖北应城县人。俗姓胡，名必康。白圣是我出家后的法号，法名叫东富，恐怕只有极少数的同辈长老才知道我这个法名。

　　我生于民国前八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幼小时经常生病，但个性却好动，所以当我进入私塾垢就常逃学，因此常受老师的责罚。后来，父亲将我送入基督教所办的圣公小学，因为有各种游戏，也就不再逃学了。这一年，正是武昌起义，革命成功，当时，我虽然对革命不甚了解，但也跟着游行，使我确实乐了好几阵子。

　　十岁，是我一生的转捩点，父母认为在洋学堂成天地玩耍，荒芜了学业，又将我送回私塾学堂。我虽不敢公然反对，但却迁怒到老师与同学们的身上，往往与他们捣蛋。有一次因游戏而跌伤右膀，同时殃及筋骨疼痛。我母亲说，当我出生时就有右手残阁下的预兆。此后，我相信因果，也同时信仰了佛教。我的右手也一直没治好，真的变成残疾。以后无论写字、做事，皆赖左手，久之也习以为常，方便自如了。

　　母亲自我出生后，时常卧病床第，所以我是全靠大姐抚养长大的。我十五岁时，大姐病逝，使我极为伤感；次年母亲又弃养，更感人生无常；同时，又有殊缘聆听了九华山智妙和尚的开示，而常生出家之念。

　　为了出家学佛，我曾逃离家庭三次，第三次总算正式出了家；十七岁时，曾几度决心出家，因家人监视过严，又故意交付一些使我不能脱身的事给负责，所以未能如愿。次年，即民国十年，长江大水，生意清淡，乃于六月一日逃至汉口，转赴九华山出家。同行的，还有我的朋友徐君，即是我以后的师兄白光法师。我们原本想到九华山投拜六亩田心安寺智妙老和尚为师的；因在轮船上遇见陕西大香山观音菩萨出家道场的龙岩大师，乃在九华山祗园寺受戒，随后，又亲近智妙老和尚，复到翠峰寺打禅七，本寺即月霞、普照几位老法师所开辟之华严道场。

　　民国址一年正月，智妙老人派他弟子传本师，陪我与白光兄到扬州高旻寺参学，因旅费无著，老人亲送我们到荷叶洲，向他信徒借了四块现大洋给我们作旅费，老人的慈悲与热情使我们很感动。

　　老人复将荷叶洲莲花寺山老和尚讲楞严经时升座之法语念给我们参学：“江中荷叶结成洲，叶上莲花涌出头，无见顶相传密印，入流止所驾白牛。”当我们到达扬州高旻寺不久，我的家兄与白光师兄的哥哥也寻踪而来，我们潜至长生寺，两兄长尾随不舍，并云我们的父亲均到了镇江卧病很重。我们那能太上忘情，当到了镇江才知道是一骗局，终无法逃脱，只得乖乖地随兄长返回俗家。

　　二、灵山微笑五台胜境

　　不久，我又出走至九华山，这年冬天，苏州报国寺一般护法礼请智妙老人为住持，我也随侍智老。老人升座有名的法语是：“西来无法付与人，灵山微笑至于今；深识本来无一切，传法授记是别乘。”

　　民国十五年夏天，约同参数人朝拜山西五台山。

　　五台山有很多轶事、胜境：

　　(一)山上有一块大石名清凉石，石面刻有全部华严经，传说是文殊菩萨从龙宫带来放在山上镇风的。整个石面上宽下窄，可以容纳数十人，人坐在上面，石块像一只大摇篮机关报摇晃。

　　(二)凡朝拜五台山的，都要到佛母洞去参拜。该洞在一石壁中，洞口很小，仅能勉强容一人匍匐进入，洞内的钟乳石有如人的五脏，心、肝、脾、胃、大肠、小肠、无一不肖。里面空间很大，可容十馀人。据说，再肥胖的人，只要口念文殊圣号即可进去参拜。在我们一行中，有一年轻和尚，一路逗笑玩乐，是一位甘草型人物，他的个子很大，他看到佛母洞的洞口很小，不敢进去，后来终为我们激将法所动，鼓起了勇气，费了很大力气，总算进去了。但他进去之后乐不可支，可说是得意忘形，已不存有朝圣的崇敬心。等到出洞口时，他总是出不来，将他留到最后，也许因为他太紧张了，头伸出以后，两肩膀却不能过关，不由得号啕大哭。我们劝他冷静点，一心口念文殊菩萨，我们也默默地为他助念，在一阵寂静中，他终于钻出来了。

　　那以后几年来，大都在江南一带参访名山、宝刹、高僧，自觉有所感应，逐决定北游，在北平广济寺听道阶老法师讲法华经；到天律千佛寺挂单，与监院慧三法师论辩丛林规矩，虽然我们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对丛林规矩确实是有心人，这一点，我是非常佩服的。

　　三、带病学禅宁死闭关

　　民国十八年四月陪同纯保法师到韶关南华寺朝拜六祖大师肉身，见祖庭破毁，院深草长，我曾发誓愿：“重兴祖庭。”但两年以后，广东李汉魂将军礼聘虚云老和尚重兴南华，我欢喜若狂，心想如要我有能力了此大愿，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八月应普贯法师之邀，返九华法华封存讲维摩经，这是我参学八年来的第一次升座讲经。讲经毕，闻家父已于春天去世，特返家拜祭，依佛制，能出家，是为祖宗消遣业障，应是大孝；论世间法，我出家，实在有违父志，孝与不孝仅在一念之间，难怪世事如幻如化了。

　　此时，武昌洪山宝通寺问贤和尚请我为常住，以策划宏法工作，我就建议明年举办讲经及传戒DA法会。乃远至南京，礼请普照寺度厄老法师前往主讲楞严经，而我本人在戒期中队担任引礼外，同时，又加受一次比丘戒，因为我十八岁的那一次戒，不太合佛制。这时，道源法师在武昌佛学院任教，也常来洪山。因他常提到多年任教，想觅地静修，我乃与常任大众商议请他到宝通寺闭关。

　　民国二十年六月，武汉大水，我亦决心闭关，在关中三年，礼拜八十华严，静坐、参学，都订有止息表，除病中外，都未稍有变更。每天四时起床，中午养息一小时，晚上十二时就寝，实际每天睡眠五小时而已。

　　进关不久，即患痢疾，达两个月之久，那个时候患痢疾就像现在患癌症一样算绝症，所以方丈问贤法师亲至关房劝我出磁，我说：“……如我死在关内，也要封缸，殡放关中，等三年满后再抬出去火化……”其实，我已另立遗嘱：“如果断气，即移至空房，等七天以后火化。”我之所以提出装缸的要求，只是表示我不会因生病出关、半途废关之决心而已。当时，我观察出，问贤和尚面有难色，我简直是在恶作剧，不禁连我自己也感到忍悛不止。闭关两年后，多赖禅功，很有进步，并撰有掩关记三大本，在幸在九华山遗失了，十分可惜。

　　我出关时正好三十一岁，三十一岁以前，可说是我参学时期，自此以后，便多是弘法利生了，而且，大多是从呈佛教行政工作，以及社会救济工作等。

　　我是被九华山法界和尚请出关的，先到心安寺协助杭通老法师讲楞严经。同年秋天，武昌九峰寺济禅法师，开办律学院，邀请我去讲梵网经、比丘戒本、打七参禅。

　　次年，道源法师邀我去汉阳归元寺亲近圆瑛老法师，随又追随圆老人至上海圆明讲堂，兼任中国佛教会干事，以后两年先后随圆老人到汉口、普陀山、福州鼓山等地讲经、传法受戒，并曾数次代圆老人升座讲经。民国二十六年夏天，接受了老人七塔、鼓山两寺法脉。

　　四、救灾放粥支援抗战

　　不久，在上海发生八一三抗日事变，我在圆明讲堂成立难民收容所，冬天又办佛教施粥厂。在淞沪战役中，我们有位宏明法师，担任僧侣救护队的队长，出生入死，十分英勇，不知怎么，到了武汉就因故被押。佛教会派我前往营救，待我于次年秋经香港转赴武汉时，他已被屈映光居士营救出来了。我与西境法师乃在武汉组织中国佛教会战地掩埋第二队，掩埋无人收埋的尸体。武汉撤退，我偕续祥法师赴广州，经香港，年底返回上海。我之所以返上海，一则因圆老人仍留上海，二则我认为沦陷区宣传佛教对政府也更有帮助。

　　民国二十八年，我在上海新世界楼上，创办佛教光明广播电台，电台节目有讲经、佛教音乐、梵呗、念经、课诵、瑜珈焰口……等，本电台除我本人亲自主持外，并请续祥、慧参、道根等法师负责宣传、弘法。

　　民国三十年，日本人对广播电台控制很严，且常交付一些不利于我政府之文件，令各电台广播，因此，我就关闭了电台，并焚毁一切机器。同时，闻悉九华山的僧尼，因战争关系已断粮，多食草根树皮度日，逐会同九华山沦陷在上海的宽明和尚，前往救济苦修的僧尼。

　　从上海到九华山，需经无湖、繁昌，再进入青阳县境，当时的县城常被日军侵扰，县府乃迁到九华后山山麓的寺庙内办公。繁昌境内有一条河流，河这边为伪军所据，河对岸数里为国军防守；中间地带则是土匪横行区。我们所怕的就是土匪抢走我们携带的救济金叶与银票。于是，我们两人改扮成化缘和尚，赤足草鞋、背背架、持方便铲、穿着破旧，将银票等藏入衣衫内襟中。

　　当我们渡河后，尚平安无事，到了前庙歇脚时，才听到一批茶商在那里哭诉被抢经过；稍坐一会，又看到几位旅客的外衣也被土匪剥去了。我们冒着数日的危险，终算安然抵达九华山，在报恩寺展开救济全体僧尼工作。同时，在双溪寺办公处，又拜会了青阳县县长莫寒于竹先生，商谈对他们的救济方法，莫先生现在台任立法委员。我回到上海后为他们寄了很多药品去救急。

　　这年夏天，我接任杭州西湖凤林寺住持。本寺是唐朝鸟窠道林禅师道场，他与白居易有如下的酬答，已传为佛门佳话。白问：“如何是佛法？”道答：“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白云：“此语三岁小儿得知！”道答：“三岁小儿虽知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次年除忙于沪、杭两寺之寺务外，并同时担任浙江与上海两处佛教会的常务工作，翌年又兼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放粥等事务，这两年分外地忙。

　　五、身在静地心系公益

　　民国三十三年，我决心放下一切行政工作，深研教理，并协助圆瑛老人到各处弘法，在无锡、南京讲楞严经，多由我代座，我除了制成楞严会合表外，更撰写楞严阐微一文，指出如来答定一段，古本印错了次序，经圆老人认可后，以后的印刷本就改正了。当年印光大师赞叹圆老人“独步楞严”，圆老人今又嘉许我为楞严后继第一人，故委我为其楞严专宗学院掌理教务。

　　次年秋，日本投降，政府派我整理上海佛教会，经改选以后，我为常务理事之一，并代理理事长。年冬又举办各种救济及慈善工作。这时，就政府来说，正是百废待举，中国佛教也有很多事要做。杭州佛教会首先公推我重建杭州西湖白云庵，因为本庵从前是国父与张继等在杭州作为革命运动的根据地，抗战时为日人所拆毁。但不幸，这时上海市的民政处长张晓崧在市议发表市政谈话时说：“要将上海寺庙改作民意机构”。老教育家颜惠庆先生当时为市参议员，就指责张处长说话失态。张的谈话引起了佛教界的公愤，我乃与静安寺密迦、玉佛寺福善、接引寺悟明……等领导僧尼千多人向市政府、市参议会请愿。我们的标语是：“**小道士张晓崧”(因为他少年时作过道士)；“拥护老教育家颜惠庆”。结果市政府当然没有付诸行动。

　　不过，我们这次请愿后，静安寺之住持德悟法师，与监院密迦法师却告发有汉奸嫌疑，后来，被判两年半徒刑，大家公推持松老法师为静安寺住持，我任监院，并将静安寺改为十方丛林制。这是一所规模很大的道场，我积极地筹办并扩充各种佛教及文教事业：计创办佛教平民诊疗所，扩充南翔静安小学，创办静安学校，发展静安佛学院，圣严、了中、明月、性观……等法师就是那时静安寺的同学。并成立织袜工厂，使学生们学习生产技能。复收回静安寺所有的静安市场土地，筹办静安大学。同时，我在杭州又创办凤林医院，脑凤林孤儿院。

　　三十七年，徐蚌会战，国军失利，由台北市佛陀会曾普信会长介绍我接住十普寺。次年，局势日紧，乃摒弃一切，常住十普寺，稍事修缮，以备安从。这时，从大陆来台的大德们，诸如智光、南亭、道源、戒德、默如、妙然……等十馀法师大多栖止过本寺。也为台湾的佛教带来了新的气象。

　　来台的前几年，因为时局暗淡，人心甫定，我本人除了应邀在各道场说法讲经外，并且礼请各法师在十普寺讲经、打净七，展开弘法工作。正因为人心甫定，很多信徒都仰赖佛力的加被，所以那时到各道场听经闻法的人都很踊跃。实有助于安定人心社会，这也是我们的一点小贡献。

　　六、关心僧誉应持净戒

　　稍安定之后，我开始环岛访问台湾各寺庙，主持结夏，举办传戒等活动，藉以消除日本佛教之陋规，而重兴中国大乘佛教之遗范。同时，兴办佛教教育，展开国际弘法。

　　民国四十年，东初法师提倡改革佛教制度，向我徵求意见，我即草拟“我对佛教改革的意见”一文在东初法师主办的人生佛教杂志上发表。我当时撰写本文有两个着眼点：一是遵守中国传统佛教之戒律；一在适应本省佛教教受日本佛教的影响，所以分为上座与大众两部。至于大众部，我写道：“……如不能遵守戒条，则听其嫁娶。另组家庭，以免影响僧誉。”因为格于当时环境，所以没有明白强调“应即还俗”几个字。事实上，上面之“……以免影响僧誉”一段就已表明是还俗了的居士。因为只有另组家庭还俗才不致影响僧誉；如果是另组家庭，而又仍保留和尚身份，那怎么能“以免影响僧誉呢”？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本文在录年发表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去年，有些教内同仁，又重视佛教改制的问题，我乃将原文再度重刊。想不到会闹得满城风雨，竟有人大肆声讨，说我主张“和尚结婚”。为什么昨是而今呢？我个人是不计毁誉的，但我很关心中国佛教的前途，我现在正准备将这一次正反、毁誉两方面的文章搜集起来印成专集问世，让时间来求证，让历史来定位。

　　民国四十二年，我应门人之请，将历年所讲禅宗修法与公案等加以整理，写成“学禅方便谭”一书，后来又有英译本在国外发行。九月慈航法兄在汐止闭关，从财洋传来消息：先法师圆老人在宁波天童寺圆寂。我那时刚从环岛讲经回到十普寺计法华经，闻讯悲痛不已，特举行追思法会。次年五月二日，慈航法兄亦在汐止关房圆寂了。

　　我那时正在丰原讲药师经，当晚即同律航法师赶回台北。慈航法兄的遗嘱交代我为他处理后事，为他装缸，并代他传授法嗣六人，真理、会性为本省籍，印海、常证、妙峰、自立为外省籍。后来，我又亲自为他开缸，竟然栩栩如生，金刚不坏，只是发须长长了许多，我当下直觉得师兄弟如久别逢一样地感到真实、亲切。

　　七、度化女众设立道场

　　来台湾后，我传了二十多次戒，就这样将中国大乘戒律普及到了台湾。第一次在台南大仙寺传戒，这次传戒非常成功，我写有开堂记一文，也是台湾佛教复兴的起点。而规模最大的一次，则是民国五十二年圆山临济寺所传第十一次三坛大戒。报名求戒的四众弟子共达千馀人。戒期满则又举行水陆法会七天。不替所有馀款，我率领僧俗两众悉数携往金门劳军了。

　　那时，台湾的女众道场很少，遂将潮州街圆通阁接收过来加以整修，更名圆通学苑，交天一尼师住持，专作女众道场。

　　六月二十六日，我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访问东南亚各国，泰国国王在宫中设宴招待我们，尤其印度总理尼赫鲁能亲自接见我们更是难行。中共为此，已向印度政府提强硬抗议，算是作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国民外交。净心、星云、朱斐三人都有访问手记。

　　这一年，我六十初度，也是我来台后最忙的一年。来临济寺为我祝寿的，多达数千人。几年来，为佛教奔走，实在很辛忙，原患有高血压，近又心脏不适，所以当十二月份中国佛教会改选，我坚辞理事和职，不料，反面而引起各方厚爱我的人，对我产生了误会。实在说：“有大名者，不一定能作大事，能做大事的，不一定要大名。”我也常说：“一口气上不来，谁能代替！”我们应培植新人才是。

　　远在十年之前，我就向弟子表示：“六十岁以后，要放下一切，掩关静修，再不问他事。”所以我在北投山上购小屋三间，稍事修理，松作养静之所，故取名为“隐白山庄”，没有重要事概不下山。我六十一岁就是这样静静地度过。五月五日，先总统蒋公召见，这当然要下山了。

　　先总统是总统府接见我的，主要是垂询佛教近况；及上次访问东亚的大概情形；最后嘱咐努力为佛教服务，多作国民外交。

　　与传戒有关的佛制，就是“结夏安居”，简称“结夏”，所谓“结夏”，在佛陀时代，每当夏天雨季，不宜在外传教，乃与弟子们住在较清凉之道场内讲经说法，各述己见，相互检讨，以砥砺道心道行。我自四十四年领众在狮头山海会寺作第一次“结夏”，以后连续办了六届，后来因为工作太繁忙，结制停办了。

　　四十六年在十普寺创办三岁学院，四十九年接任临济寺住持，又在该寺创办中国佛教研究院，将十普寺第一届学僧均转入到研究院上课。

　　八、西僧东来现比丘相

　　民国五十年三月，美国释西谛来华求我传授具足戒，竟成为世界性的新闻。这是美国第一位和尚来中国受戒，我们办得极为隆重庄严，也花了很大一笔费用，但是很有价值的。传戒后，我们作环岛弘法，车至冈山高雄间，不幸遭遇车祸，我与西谛都受了伤，他治了月馀稍见好转，即返马来西亚槟城佛学院调养去了。国历十一月，先后又有美海军少校霍施南业求皈依，及美国普莱士居士出席金边世界佛教会议后特来求受大乘菩萨戒。这是中国大乘佛教传向美国的起点，现在已有很多中国法师常住美国传教了。次年四月，韩国一鹏法师，即徐京保博士，来华访问，求我传授法脉，我以临济正宗四十二世法脉相传，并取法名为“定宏”。民国五十五年，韩国的徐白冈居士来善导寺求度千佛大戒，在这以前他和我已有信连络。由于他们的求戒，所以以后我有两次韩国之行，其中一次是传戒，接受传戒的四众达两千多人，我们一行也受到了极，我们一行也受到了极热忱的接待。同行的净心法师兼任翻译，曾写了一篇很长的“南韩云水”游记。

　　九、风云际会结合教界

　　自我当选佛教会理事长，访问东南亚各佛教国家以后，“名气”也愈来愈“大”，与国外佛教界的连络，接触也愈频繁。我“六十以后不过问外务”的愿望已完全幻灭了；尤其复经当时严副总统的关心与先总统的殷嘱，我不能不改变初衷，就我个人的志趣，实在是为“盛名”所累；不过为了传教，为了国家，我也应该借重这个“名”来作点事情。无论有人称我灰高僧、名僧乃至政治和尚，我都甘之如饴。

　　为了团结华僧，我于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召开世界华僧大会，大会对于僧制、佛教、大会标帜及僧尼服制等问题都有了具体的结论。最重要者是这次华僧大会之后，各地的华僧都回到侨居地组成了各地的华僧会，团结一致，拥护政府。

　　也真是佛教的风云际会，刚召开国内华僧大会不久，锡兰世界僧伽联合会也寄来了一份邀请函，要我们派遣代表出席，不过要冠上台湾两个字，几经交涉争取，该会即来函表示歉意，并保证以后绝对尊重中华民国的法律地位，于是我与悟一法师及顾世淦成士三人正式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应邀与会。临动身前，顾居士因有农复会的公务在身，不能出席，又临时函请我国在锡兰大学教书的巴宙居士为代表兼英文秘书。巴教授在锡兰很久，在天时、地利、人和上都占有很大的便利。这次与会，除了当时的泰国、越南与我们有邦交外，与其他国家都无外交关系。但是，在选举、议案之折冲上，我们仍获得了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而我本人当选了大会的副会长，国一副会长则为越南首席代表心珠法师。会长与秘书都属锡兰人，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们是大会的创始人，也是地主国的代表。最值得一提的是，锡兰的总理塞那后雅之，在主持大会揭幕时，曾津津乐道地说明中国法显大师留学锡兰的事，并再三赞扬中国大乘佛教对世界佛教的贡献，这也是我们代表团的殊荣，因此，也更受到各国代表的尊重。

　　十、回顾历程总六十年

　　因为我经常出席国际间一切佛教会议，所以尤其与东南亚一带的侨胞信徒，有着特殊的因缘，他们总是苦苦地劝我，国内僧才济济，要我把精神分一部份到他们的侨居地，而我认为他们说得也是，于是接任了马来西亚槟城乐寺的住持；并且，在泰国新建一所佛光寺道场，所以对国内的弘法利生工作，十多年来当然是相对地减少了。最近几年，我本想完全辞去海外道场的住持，但又适逢我们与马来西亚、泰国的关系陷于代潮之际，如果我放下海外道场，不单是对不起当地的信徒，也失去了民间、宗教的联系，这无疑将是一大损失。所以，我至今还不忍放手。

　　今年春，我在国内养病，总觉得我在国内应多为中国佛教及国家社会做点事，于是，决心先创办孤儿院、安老院、幼稚园各一所，并且，将我所创办二十多年来的“中国佛教”予以改牌革新，今年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我现在已变成“过河卒子”，虽然我并不疲倦，但是，我真想实现我三十年前的愿望：好好用功参学，不问外务，那才是我的第二步。回顾前程，已是一步整整六十年了。

　　一九八０年十一月上浣

　　［附记］

　　白圣长老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七日，连络世界各地出家二众，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召开“第三届世界佛教僧伽大会”，议程七天，到有二十馀国地区男女出家众六百人，会后，白老当选为“世界佛教僧伽会长”，仍兼“某某佛教会理事长”至今。

　　编者志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日

　　［再记］

　　白圣长老在一九八一年底，膺任“世界佛教僧伽会长”，并陆续连任“某某佛教会理事长”，因年迈体弱，至一九八七年改由悟明老和尚出任以上两职；同年又受中国**提名为该党“中央评议委员”，不久因“尿毒症”于［民国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三日清晨五时，逝世于台北圆山临济寺，享年八十六岁。

　　长老一生最大的劳绩，在维护中国佛教在台湾的稳定成长太建立传戒制度，一改日本式佛教传子的俗人住持寺院的陋规！

　　陈慧剑补导一九九０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