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吕凤棠)

 　　[杭州]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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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吕凤棠，男，1963年生，浙江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天堂地狱等学说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恫吓和欺骗，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佛教在民间极为流行。本文对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关 键 词】宋代|民间|佛教|信仰

　　一、宋代佛教的中国化和世俗化

　　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佛教利用其天堂地狱的学说对广大的愚昧百姓进行恫吓，胁迫人们信从它。穆修说：“今佛氏之法，后三代而作，极其说于圣人之外，因斯民所恶欲而喻以死生祸福之事，谓人享有于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复而取之。方于植物者，根夫善，善以之而生于今；种夫恶，恶以之而出于后。其为贵、为富、为寿、为康宁，皆根夫善者也，而统谓之福；为贱、为贫、为疾、为夭，皆种夫恶者也，而统谓之祸。祸福之报不移也。世闻其说甚惧，谓死且复生，则孰不欲其富贵康寿而恶其贱贫疾夭？虽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违所恶而获所欲？曰：非去而为佛之秆，读佛之书，则不可。人所以悦其法而归其门者，为能得己欲恶之心乎？佛亦安能强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祸福之说，使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亦尝言之，则人亦必从此六圣人而求之。如其圣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则人焉得不从佛氏而求之也？予谓世有佛氏以来，人不待闻礼义而后入于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导于人者矣。呜呼！礼义则不竞，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其佛之独盛于时也。”(注：《穆参军集》卷下《蔡州开元寺佛塔记》。)

　　统治者亦想利用佛教来“精神慰籍”(实际上是精神麻痹)广大灾难深重的劳苦群众，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因此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历朝的皇帝都对佛教采取了扶植和利用的政策。宋太宗赵光义对宰相赵普宣称的“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的话，便是这种政策的意图所在。

　　在佛教徒的极力鼓动和统治者的倡导下，佛教在宋代广为流行，深入民心。高登说：“夫佛法流入中国以来，为害之日久矣，风俗渐染，信用之日深矣。而古人论之，亦已详矣，然在今日尤甚焉。”(注：高登《高东溪集》卷上《蠢国下》。)余靖说：“切缘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见内廷崇奉，则遽相扇动，倾箱竭橐，为害滋深。”(注：余靖《余襄公奏议》卷下《乞罢迎开宝寺塔舍利奏》。)陆游说：“自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其学者尤喜治宗室，穷极侈靡，儒者或病焉。”(注：《渭南文集》卷17《黄龙山崇恩祥院三门记》。)又说：“予游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注：《渭南文集》卷19《法云寺观音殿记》。)有鉴于儒衰佛兴，一些儒家士大夫颇多感叹，孙复在《儒辱》一文中无奈地说道：“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惑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其为辱也，大哉！”(注：《孙明复小集》卷3；《全宋文》卷401。)朱熹曰：“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绝。至于学校，则一郡一县，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于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15《学校》。)

　　从社会阶层来看，佛教信徒涉及的社会阶层颇为广泛，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

　　以皇室来说，除前面所说的帝王外，后妃公主等也不乏佛教信徒。《湘山野录》卷上载：“太宗第七女申国大长公主平生不茹荤，端拱初，幸延圣寺抱对佛愿舍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发。上曰：‘朕之诸妹皆厚赐汤邑，筑外馆以尚天姻，酬先帝之爱也。汝独愿出家，可乎？’申国曰：‘此先帝之愿也。’坚乞之，遂允。进封吴国，赐号清裕，号报慈正觉大师，建寺都城之西，额曰‘崇真’。藩国近戚及掖庭嫔御愿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万年县主、曹恭惠王女惠安县主凡三十余人，皆随出家。”

　　士大夫中参禅问道者亦极为普遍。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殿中侍御史孙升上奏曰：“比来京都士大夫顾不自信其学，乃求问于浮屠之门，其为愚惑甚矣。臣访闻慧林法云，士大夫有朝夕游息于其间，而又引其家妇人女子出入无间，参禅入室，与其徒杂扰，昏暮而出，恬然不以为怪，此于朝廷风化不为无损……”(注：《历代名臣奏议》第116卷《风俗》。)苏轼曰：“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注：《苏轼文集》卷25《议学校贡举状》。)王癖之《渑水燕谈录》卷三《奇节》曰：“近年，士大夫多修佛学，往往作为偈颂，以发明禅理。”陆九渊说：“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说皆足以动人，士大夫鲜不溺焉。”(注：《象山先生全集》卷3《与曹立之书二》。)例北宋禅僧归云如本在《丛林辨佞篇》中说：“本朝富郑公弼，问道于子颙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间，灼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般般见诸禅书。……近世张无垢参政、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顺，雷辉电扫，脱略世俗构忌，观者敛衽辟易，罔窥涯涣。”除上述数人外，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晁补之、吕公著、赵抃等一大批文人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文武官员中，更不乏虔诚的佛教徒，如王仁镐“性端谨俭约，崇信释氏，所得傣禄，多奉佛饭僧，每晨诵佛经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视事。从事刘谦责仁镐曰：‘公贵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镐敛容逊谢，无恤色。当时称其长者”。(注：《宋史》卷261《王仁镐传》。)崔颂“笃信释氏，睹佛像必拜”。(注：《宋史》卷431《崔颂传》。)北宋名相王旦，“性好释氏，临终遗命剃发着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为坟”。(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王宾“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为勤旧，故恩宠尤异，前后赐赉数千万，俱奉释氏”。(注：《宋史》卷276《王宾传》。)朱寿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寿昌流落贫家。十余岁方得归，遂失母所在。寿昌哀慕不已。及长，乃解官访母，遍走四方，备历艰难，见者莫不怜之。闻佛书有水忏者，其说谓欲见父母者诵之，当获所愿。寿昌乃昼夜诵持，仍刺血忏，募板印施于人，惟愿见母。……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注：沈括《梦溪笔谈》卷9《人事一》。)“赵清献公自钱塘告老归……终日食素……鸡鸣净人，治佛室、香火……暮年尚能礼佛，百拜诵经至晨。”(注：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2。)韩世忠“晚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孟珙“亦通佛学，自号无庵居士”。(注：《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宋史》卷412《孟珙传》。)

　　至于平民百姓，信佛之风更是盛行。如“鄱阳焦德一吉甫之母邹氏，平昔向善，寡言语，不谈人是非，唯笃志奉佛”。(注：《夷坚支志癸》卷9《焦母大钱》。)“丽水商人王七六，……常日奉事僧伽大圣甚谨，虽出行，亦以画像自随，旦暮香火瞻敬”。(注：《夷坚支志丁》卷8《王七六僧伽》。)

　　二、宋代佛教信仰的具体表现

　　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庙神膜拜上。人们纷纷以烧香拜佛、供奉果品、布施斋僧、修建佛寺、塑像造塔、刻印佛经、许愿还愿、放生吃素、念经拜佛、广作法事、传经朝岳、结社集会等方式来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景仰和崇拜。

　　1.放生

　　佛教宣称以慈悲为本，如“佛言五戒，以杀戒为首；佛言十业，以杀业为首”。并宣称不杀生可得长寿。例《大藏经》云：人不杀得长从命报。如“爱护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长寿”。(注：《善诱文•仁寿必鉴》；《善诱文•五戒之首》。)《善诱文•好生之德》曰：“天地以好生为德，故羽毛鳞介，无一不遂其性。诸佛以慈悲为念，故蠢动含灵，无一不适其情。此无他，只是存心广大，一切众生，皆吾爱子；一切血属，皆吾性命。则放生讵可缓耶。世人当知戒杀，止足以解物之冤，若能放生，不惟与物为恩，又集无穷之福……”在这种观念下，“不杀生”已成为当时信佛者的基本戒律，如胡弈修“为笃信因果，平生未尝杀活物，在杭时，因其人喜食鲜，多细碎水类，日不下千万，公谆谆诱劝，食者遂绝，而业者为改”。(注：李公端《姑溪居士文集》后集卷19《故朝请郎直秘阁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赠徽猷阁待制胡公行状》。)“放生”则是不杀生的另一方面。随着佛教的普及，随唐以来逐渐形成的放生、食素习俗，至宋代渐趋普遍。

　　宋代的佛教寺庙建有放生池，供教徒和民众来寺庙烧香拜佛时放生。北宋天禧中，王钦若曾上奏以杭州西湖为祝圣放生池。天台宗著名学者知礼也提倡在佛诞辰日举行放生会。每逢四月初八佛生日，西湖上照例要举行大规模的放生会，届时“舟楫甚盛”，参加者常达数万人。他们竞相购龟鱼螺蚌之类放入湖中，买飞禽走兽放归山林。(注：《武林旧事》卷3《浴佛》；《西湖老人繁胜录•佛生日》；《梦粱录》卷19《社会》。)潭州也有放生会，《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罢放生会》载：“潭州延祥宫，递年三月、四月、六月、八月有放生社会。康定元年三月三日真武生辰，预买飞禽水族，例往州亭，临大江，用磬钹引导，赞咏放生。”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也是喜放生的典型代表。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药议》载道：“予尝见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洋然。”著名文学家苏轼《宿望湖楼和吕蔡推诗》中有“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之句，可谓是对北宋杭州人放生习俗的一个最好写照。(注：《南宋临安两志》第104页。)又“信州盐商范信之说，同辈孙十郎者，家世京师人，南徙信州。奉佛喜舍，日课诵观世音名万遍。每入市，逢人携飞禽走兽，及生鱼鳖虾蛤，必买而放之。惟大风雨则不出，采捕者利于速售，且可复取，纷纷集其门，或一日费钱二三万”。(注：《夷坚三志壬》卷8《孙十郎放生》。)……这种放生的风俗一直沿续到近代。

　　2.食素

　　食素又称蔬食或素食，即不茹荤，是戒杀放生的另一方面，也是佛教的基本修行方式之一。在宋代，除信徒外，普通老百姓中也兴起了一股食素的风气。李之彦《东谷所见》曰：“世人以茹素为斋戒，岂知圣贤之所谓斋者，齐也，齐其心之所不齐；所谓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注：见《说郛》卷77。)胡仲弓《苇航漫游稿•答颐斋诗简走寄》诗“今朝茹素无清供，喜得邻分玉版羹”，便反映了时人吃素的风气。

　　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宋人吃素分吃长斋与吃花斋两种：长斋为终年素食，如《陶山集》载：“孙威敏公夫人边氏喜食鲙，须日见割鲜者食之方美。一日，亲视庖人将生鱼已断成脔，忽有睡思，遂就枕，令覆鱼于器，俟觉而切。乃梦器中放大光明，有观音菩萨在内。遽起视鱼，诸脔皆动，因弃于水中，自是终身蔬食。”而花斋只在特定的日子里素食，如赵与时记述道：“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谓之‘十斋’，释氏教也。”(注：《宾退录》卷3。)

　　有的不仅在斋戒的时候食素，而且在平时也食素。如《春渚纪闻》卷一《两刘娘子报应》载：“上皇朝内人有两刘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谨，自入中年，即饭素诵经，日有程课，宫中呼为看经刘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于给侍，每上食，则就案所治脯修，多如上意，宫中呼为尚食刘娘子，乐祸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宫嫔微忤上旨，潜求救于尚食，既诺之，而反从之下石。小嫔知之，乃多取纸笔焚之曰：‘我且上诉于天帝也。’即自缢而死。不逾月，两刘娘子同日而亡，时五月三日也。至舆尸出阁门棺敛，初举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断，旋转于地，视之则群蛆丛拥，而秽气不可近。逮启看经之衾，则香馥袭人，而面色如生。于是内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恶之报，昭示如此，不可不为之戒也。’”又，《夷坚支志丁》卷三《郑行婆》：“合州城内一媪曰郑行婆，自幼不饮酒茹素，默诵《金刚经》，未尝少辍。绍兴辛未之春，因往报恩光孝寺听悟长老说法，中路过屠者门，正见脔牛肉，戏语同行曰：‘以此肉切生，用盐醋浇泼，想见甘美。’迨到寺，悟公曰：‘汝安得吃牛生？’媪曰：‘出母腹以来，不知肉味。和尚如何有此说？’悟曰：‘汝真不食邪？’命取药刀圭，注汤调为一杯，使之服。少顷，吐出生牛肉碗余，媪始悔恨。妄想故示显化，益痛加修饬。今已九十余岁。”泰和末，寿州有官妓香香，为魔所祟，神志恍惚，或睡数日不起。后听从雷希颜之言，发愿终生不食牛肉，并尽此生劝人不食。结果，十天后即魔除病好。(注：《续夷坚志》卷1《天魔祟》。)

　　为了适应这种风气，汴京、临安等地都有专门经营素食的素食店、素分茶，其烹制的食品有“寺院斋食”，“凡麸笋乳蕈饮食，充斋素筵会之备”。(注：《东京梦华录•食店》；耐得翁《都城纪胜•食店》。)此外，“更有专卖素点心从食店”。(注：耐得翁《都城纪胜•茶坊》。)同时，民间吃荤遭受报应的传说也随之流行。如光孝宫道人章道隆，生平喜食鳝鱼，经托梦而不悟，后“为军人以煮鳝汤灌口而死”。(注：《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2《警戒门•杀鳝取命》。)

　　与食素之俗相关的还有开荤习俗。王琳《野客丛书》卷二二《解菜》载：“今人久茹素，而其亲若邻设酒肴之具，以相暖热，名曰开荤，于理合曰开素。此风已见六朝。观东昏侯丧潘妃之女，阉竖共营肴羞，云为天解菜。正其义也。”

　　3.念经

　　在宋代民间信仰中，许多佛教的菩萨都得到了崇拜，认为只要时常敬奉神佛，念诵佛经、佛的名号，或在佛前许愿，就会获得保佑，得到善报福报。如“会稽士人范之纲，居于城中，壮岁下世。有两子，能谨畏治生，日以给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祷天地百神，且诵经五十过。凡十余年，未尝少辍”。(注：《夷坚支志丁》卷2《范之纲妻》。)徐熙载之母程氏，酷信释书，虽年过七十，鸡鸣而起，炷香持诵，不以寒暑易节，而瞻奉观音，尤极诚敬”。(注：《夷野三志辛》卷5《观音救溺》。)“吕辩老母李夫人，喜事佛。中年后，晨兴盥节竟，必焚香诵《金刚经》一卷已，然后理家务”。(注：《夷坚支志癸》卷3《大圣院虾蟆》。)“定襄阳王全美之母，从幼事佛，既奉香火益勤”。(注：《续夷坚志》卷1《王全美母氏诗语》。)湖州妙喜村民相二十，素狡狯，为一乡之害，年五十，忽悟所为，痛自刻励，日诵佛号，数年不辍。忽一日，遍诣素所在往来者，自言所积恶业至重，须焚身以忏，各丐薪数束，积高二丈许，结纸庵其颠，刻日自焚，观者环绕。然村人犹畏之，无敢与之下火，相乃口衔炬，合掌端坐庵中，以炬四燃，须臾烟焰周合，乃至指节烬落，疑然不动”。(注：《睽车志》卷1。)又，“临川屠者张某，晚年颇悔其业，自以宰物命至多，必受恶报，又其体至丰肥，乃日诵佛号数百声。画佛像瞻礼，惟祈命终之日，不值暑热，人皆笑之。如是积十数年”。(注：《睽车志》卷5。)“泉司干官陈子永泳，每夜用释氏法，诵咒施食，仍爇尊胜咒幡数纸”。(注：《睽车志》卷2。)“盐官县黄天荡民余三乙，世以屠狗为业。……日诵阿弥陀佛万声，祈忏宿罪”。(注：《夷坚志补》卷3《余三乙》。)“衢州有一村夫，号叶念佛，昼夜持阿弥陀佛”。(注：《可书》。)

　　4.竞作佛事

　　按照佛教的教义，人死了要设斋超度，设斋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于死者于生人的好处也就越大。故宋人相信，人死后如不作佛事，则在地狱中每日都要遭到恶鬼的鞭笞折磨，受尽千难万苦，且仍无法超生投胎为人。而请戒僧看诵《金刚经》，“经文资荐”后，则不仅可免兹业，顺利地投身为人，而且能“往好处托生”。(注：翁甫《叔诬告侄女身死不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3。)受佛教这种因果报应、轮回转生观念的影响，宋代做佛事之风遂大行于世。《吹剑录外集》载：“温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必作道场功德，则灭罪升天，否则入地狱，受剉烧舂磨之苦。”如《夷坚三志辛》卷二《鬼迎斛盘》载：“鄱阳坊俗，每岁设禳灾道场，不常厥处。庆元四年四月，复就永宁寺大殿，于第四夜命僧建水陆斋供，加持斛盘。”《取经诗话》第十七载：“长者一日思念考妣之恩，又忆前妻之分，广修功果，以荐亡魂。”又，《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八《陈希夷》载：“王克正仕江南，历贵官，归本朝，直舍人院。及死无子，其家修佛事为道场，惟一女十余岁，缞绖跪炉于像前。”《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荐拔亡卒》载宋代名将芮兴，曾建水陆大斋及九幽章醮超拔战死的部下将士。《靖康要录》载：“圣旨，金人侵扰京畿，至良民横被杀伤，士卒殒身行阵，除内中已开道场追荐，朕食素膳，亲诣行香，并令在京宫观僧道，各设斋醮忏会，仍遣使分就四郊，严洁致祭。”

　　在当时，不仅民间请僧人作佛事非常流行，而且规模、耗费也越来越大。如平江城北周氏之子死，其家为之作佛事，“凡费钱十万缗”。(注：《夷坚三志巳》卷7《周麸面》。)又如通直郎张潜每当父母死日，“必前期蔬素，为佛事，瞻仰如在，悲动左右”，又于“故居之北资福院，建轮藏，以奉皇妣。工既告毕，遂径诣庐山，饭僧凡数千”。(注：《江西出土墓志选编》29。)刘雄飞“将十八果会一万贯、段匹、米麦等，送杨都头归，俾之命僧作水陆功德，追荐八娘，少报其往日救济之急”。(注：《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2《施恩有报》。)致需朝廷下令“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行”，但是民间“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注：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对此，司马光认为是因“世俗信浮屠诳诱”而起，确是反映了事实；陆游指出：“吾见平时丧家百费方兴，而愚俗又侈于道场斋施只事，彼初不知佛为何事，但欲夸邻里，为美观尔！”(注：《放翁家训》。)也可谓一针见血。

　　有的广修佛事，是为了“以忏宿恶”。如《夷坚三志壬》卷一○《石门羊屠》载：“鄱阳石门屠者羊六，以宰羊为生累世矣。庆元二年二月，一道人过门，伸扇觅钱，屠谓曰：‘尔形躯伟然，且无残患，世上有千行百户，不寻一般做经纪，只是懒惰，我平昔不将一钱与乞道人，伏请稳便。’道人怒，指手骂曰：‘汝也是难教化，汝家子杀父，父杀翁，三代轮回作畜类，何得了期！汝今晚杀一羊，又系汝父，却教姓蔡人得吃。’屠者闻言愤甚，携柴杖出击之，倏已不见。是日将暮，市户蔡五遣仆赍钱来买羊一脾，并须肝肺。适盘上肉已尽，但有老雄羊一口，欲杀而售与之。执刀临圈，方拟曳出，羊忽作人声叫云：‘儿杀爷。’随即仆地死。屠始大悔惧，为之改业，而倾竭家资，广修佛事，以忏宿恶。”

　　有的作佛事是为了祈福。如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载：一富家为感谢钱若水救命之恩，乃“倾家赀以饭僧，为若水祈福”。又，《夷坚甲志》卷一二《林积阴德》载：南剑士人林积在京师旅馆中捡到一商人失落的珠宝，还给了商人，商人为了感激他的恩德，“以数百千就佛寺作大斋，为林君祈福”。

　　5.造像修庙

　　宋人为表示信奉之诚，积累功德，往往借机“写经造像，修建塔庙”。(注：《司光氏书仪》卷5《阍帛》。)如“俞一郎者，荆南人。虽为市井小民，而专好放生及装塑神佛像”。(注：《夷坚三志己》卷4《俞一郎放生》。)“德藏寺，……寺有水陆斋坛，往岁富民沈忠建，每设斋，施主虔诚，则茶现瑞花，故花俨然可睹。”(注：《闲窗括异志》。)江州景德镇寺新戒坛，兴建于熙宁九、十年间，所需的全部资金由太子宾客陈巽提供。(注：《曾巩集》卷19《江州景德镇寺新戒坛记》。)北宋中期省聪和尚重建的高安县圣寿寺，所需资金由当地富户吴智讷施予。(注：光绪《江西通志》卷222《圣寿院记》：“郡有吴智讷者，治生有余，辄尽之于佛，既为僧舍之后室，又为聪治其法堂，极壮丽，凡材甓、金漆皆具于智讷。”)北宋中期兴建的广昌县大觉寺，由“生员刘万年妻毛氏捐资八百两建造”。(注：同治《广昌县志》卷6《寺观》。)奉新县宝莲院由富户刘氏出钱兴建，史载他将“新安乡田地，岁收百余斛及山地之利，永舍充于宝殿长命灯钷”。(注：光绪《江西通志》卷121《宝莲院记》。)“宣和末，有巨商舍三万缗装饰泗州普照塔焕然一新”。(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

　　6.结会修行

　　宋代佛都徒盛行结会，特别是在江南和四川各地，因佛教等非常发达，故此这些宗教的法会也特别多，什么水陆斋会、水陆道场(施饿鬼会)、山头斋筵聚会(葬斋)、烧香会、诸神圣诞会等名目之会不计其数。如黄幹说：“释氏之教，南方为盛，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私以庵舍以居。”(注：《黄勉斋先生文集》卷8《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如在南宋都城临安众多会社中，“奉佛则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皆城内外富家助备香花灯烛，斋衬施利，以备本寺一岁之用。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城中太平兴国传法净业会，每月十七日则集南沙士，十八日则集女人，入寺讽经听法。岁终则建药师会七昼夜。”(注：《南宋古迹考》，《都城纪胜•社会》。)《西湖老人繁胜录•天竺光明会》也载：都城临安“递年浙江诸富家舍钱作会，烧大烛数条如柱，大小烛一二千条，香纸不计数目。米面、碗碟、匙箸、扇子、蒲鞋、筱帚、扫帚、灯心、油盏之类俱备，斋僧数日，满散出山。”又，《梦粱录》卷一九《社会》载道：“四月初八日，六和塔寺集童男童女、善信人建朝塔会。”“每月遇庚申或八日，诸寺庵舍集善信人诵经设斋，或建西归会。”明州(今浙江宁波)亦盛，如释知礼《结念佛会疏》曰：“明州延庆院念佛净社，当社普结僧俗男女一万人，毕世称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求生净土。每年二月十五日，于院启建道场，供养三宝，斋设僧田功德，……为度众生，取于净土……”(注：《全宋文》卷181。)又《夷坚三志壬》卷六《蒋二白衣社》载：“鄱阳少年稍有慧性者，好相结诵经忏，作僧家事业，率十人为一社，遇人家吉凶福愿，则偕往建道场，斋戒梵呗，鸣铙击鼓。起初夜，尽四更乃散，一切如僧仪，各务精诚，又无捐匄施与之费，虽非同社，而投书邀请者亦赴之。一邦之内，实繁有徒，多著皂衫，乃名为白衣会。”《夷坚支志庚》卷七《盛珪都院》载：“绍兴辛亥上元日，(饶州)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为佛会，禳除凶灾，且荐拔遭兵而死者。”江州有白莲会。陆游《入蜀记》曰：“盖往太平宫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谓之白莲会。莲社本远法师遗迹，旧传远公尝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宫岁以为常。东林寺亦自作会，然来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无为杨氏，“尝结弥陀社，著决定住往西方论，劝人修行，疾且革，语家人曰：‘生死本空，无甚悲恼。’诵西方佛名不绝口，端坐而逝，自号白云子”。(注：李公端《姑溪居士文集》卷49《杨判官墓志铭》。)温州有诵佛会，《夷坚甲志》卷四《江心寺震》载：“绍兴丙寅岁，温州小民数十，诣江心寺赴诵佛会。”……

　　在当时，一些不法之徒更是借此风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如李元弼《作邑白箴》卷六《劝喻民庶榜》载：“民间多作社会，俗谓之保田蚕、人口求福禳灾而已。或更率敛钱物，献送寺庙。动是月十日，有妨经营，其间贫下户，多是典剥取债，方可应副。”

　　7.手写或刊印佛经、佛像

　　苏轼在《阿弥陀佛颂》序中说：“钱塘圆照律师，普劝道俗归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眉山苏轼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又其《释迦文佛颂》并引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苏轼，为亡妻同安郡王氏闰之，请奉议郎李公麟敬画释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设水陆道场供养……”《阿弥陀佛赞》：“苏轼之妻王氏，名闰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临终之夕，遗言舍所受用，使其子迈、迨、过为画阿弥陀像。绍圣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凉寺。”(注：以上均见《苏轼文集》卷20、卷21。)郭彖《睽车志》卷一载：“湖妓杨韵，手写《法华经》。每执笔必先斋素，盥沐更衣。”又，同书卷五载：“临川屠者张某，晚年颇悔其业，自以宰杀物命至多，必受恶报；又其体丰肥，乃日诵佛号数百声，画佛像瞻礼，惟祈命终之日，不值暑热。人皆笑之。如是积十数年。”洪迈《夷坚甲志》卷七《周世亨写经》载：“鄱阳主使周世亨，谢役之后，奉事观世音甚谨。庆元初，发愿手写经二百卷，施人持诵。因循过期，遂感疾，乃祷菩萨祈救护。既小安，即以钱三千、米一石付造纸江匠，使抄经纸。”《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持经免难》载：“王通，京兆人也。积善，常持三十九分功德疏经，广劝人念佛及写经散施。”更有甚者，则刺血写经。宋代禅僧大慧宗杲(1089-1163)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任观察，内贵中贤十，徽庙极眷之。任倾心释氏，遍参知识，每自叹息曰：“余幸得为人，而形体不全，及不识所生父母，想前世轻贱人，招此报应。”遂发誓，遇休沐还私宅，屏绝人事，炷香礼佛，刺血写《法华经》一部，每一字三拜，愿来世识所生父母。

　　此外，也有刊印佛经的。如《夷坚志补》卷二五《符端礼》载：“庆元乙卯夏，淮浙疫疠大作，嘉兴城内，至浃日毙百余人。民苏轸者，好善乐施，平时惟以庄严佛(疑有脱字)刊印经咒为务，值此恶岁，推不忍之心，择招老医，与诣病者家，逐一诊视。书其姓名，著所患阴阳二证于其下，归取药饵、姜枣、薪炭之属，持以赠之。甚贫不能自存，则济之以钱米，赖以安者极乐。”

　　8.烧香拜佛

　　烧香亦称进香、拈香、焚香、上香等，指向神佛敬献礼拜以表达虔诚的心意，为宋人佛教信仰的重要表现之一。宋代皇帝“岁时游豫，则上元幸集禧观、相国寺”，“大祀礼成，则幸太一宫、相国寺恭谢，或诣诸寺观焚香”。(注：引自《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清光绪七年常熟刻经处本。)如《朝野类要•进香》：“北宫圣节及生长，必前十日车驾诣殿进香。”民间亦然，宋代话本《简贴和尚》载：“逡巡过了一年，当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从休了浑家，在家中无好况，正是：‘时间风火性，烧了岁寒心。’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大相国寺里烧香。……’”《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一《仙姥货药》载：“湘潭有周某者，妻病已两年，求医问神，茫无寸效，惟烧夜香祈祷而已。”一些寺院为了聚敛民财，还往往要按季节举行烧香之会，挑选“猾黠能事者”为他们出卖疏表，每疏收钱数百缗。(注：《北溪全集》第四门卷27《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之一。)

　　在众多的佛教菩萨崇拜中，观音崇拜尤为盛行。据文献所载，观音信仰盛行于宋代。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宋太祖赵匡胤特差太监王贵到浙东普陀进香。此后，宋朝各代皇帝都遵照祖制拔款对普陀山进行扩建和维修，或差大臣进香，从而使普陀的观音道场迅速兴旺起来。特别是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内殿承旨王舜封出使三韩，船到普陀附近海面时遇大风，危在旦夕，传此时观音显灵，保护船队顺利到达目的地。王舜封回来后将此异事奏报皇上，神宗立即下旨大兴普陀佛寺，并赐名为“宝陀观音寺”。由于统治者的极力倡导，观音信仰在宋代达到了新的高潮。仅舟山在南宋末年时就已有23处供奉观音的寺院。(注：据《宝庆昌国县志》统计。)当时人把观音视为济世造福的圣神，认为观音不仅是一尊大慈大悲、能解救人世间苦难的菩萨，而且还能帮人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如沙门洪蕴，本潭州长沙人。“母翁，初以无子，专诵佛经，既而有娠，生洪蕴”。(注：《宋史》卷461《方技上》。)南宋洪迈《夷坚志》也记载了许多观音救难、治病、送子的异事。如“徐熙载母程氏虔奉观音，熙载舟行将覆，呼菩萨名得免。既归，母笑曰：‘夜梦一妇人抱汝归，果不妄”。(注：据赵翼《除余丛考》卷34《观音像》引。)张孝纯有孙五岁不能行，或告之曰：“顷淮甸间一农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观世音名号不缀，遂感观音示现，因留四句偈曰：‘大智发于心，于心无所寻。成就一切义，无古亦无今。’农夫诵偈满百日，故病顿愈。”(注：《夷坚甲志》卷1《观音偈》。)湖州有村媪，患臂久不愈，夜梦白衣女子来谒曰：“我亦苦此，尔能送我臂，我亦医尔臂。”媪曰：“娘子居何地？”曰：“我寄崇宁寺西廊。”媪既寤，即入城，至崇宁寺，以所梦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观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茸舍误伤其臂。”引至室中瞻礼，果一臂损。媪遂命修之。佛臂既全，媪病随愈。”(注：《夷坚甲志》卷10《观音医臂》。)京师人翟楫居湖州四安县，年五十无子。绘观世音像，恳祷甚至，其妻方娠。梦白衣人以盘擎一儿，甚韶秀，妻大喜……抱得之，妻遂生子为成人。”(注：《夷坚乙志》卷17。)

　　弥勒佛与观音菩萨一样，同是民间普遍信仰的佛教神。时人还将其与布袋和尚联系起来，如庄绰《鸡肋编》卷中载道：“昔四明有异僧，身矮而皤腹，负一布囊，中置百物，于稠中时倾写于地，曰：‘看，看。’人皆目为布袋和尚，然莫能测。临终作谒曰：‘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时人总不识。’于是隐囊而化。今世遂塑画其像为弥勒菩萨以事之。”

　　地藏菩萨也是民间崇拜信仰的神灵之一。如《江湖杂记》就记载了当时民间盛传的一则异闻：秦桧害死岳飞后，“向灵隐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止，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山’之句。桧令何立物色，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问传者，答曰：‘地藏王决秦桧杀岳飞事。’须臾，数卒引桧至，身荷铁枷，见立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注：引自《宋人轶事汇编》卷15。)

　　此外，佛教神中的阎罗王、四大天王等也在民间广有影响。如阎罗王，洪迈《夷坚丁志》中就有“阎罗城”条，对阴曹地府及阎罗决断冥事的情景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时人还将死后的范仲淹、寇准、包拯、林衡、周庄仲等正直之官员推为冥官或阎罗王。(注：龚明之《中吴纪闻》卷5《范文正为阎罗王》；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引《翰苑名谈》；《宋史》卷三一六《包拯传》；洪迈《夷坚丙志》卷7。)而佛教中的四大天王，俗称为“四大金刚”，在民间也深有影响。如鲁应龙《括异志》载：“秀州子城有天王城，建炎间，金人犯顺，苏、秀大扰，将屠之，有天王现于城上，若数间屋大，兵率望之，怖惧，遂引去，一州之境获免。及乱平，建楼西北隅，见今事之。”当时民间还将其与唐初名将李靖联系起来，于是便形成了“托塔李天王”的信仰。金刚神则常见于宋代寺院门之两侧。例陆游《入蜀记》载：“二圣谓青叶髻如来，娄至德如来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余，阴威凛然可畏。”又，范成大《吴船录》载：“二圣之名，江湖间竟尚之，即在处佛寺门两金刚也。”罗汉在民间的崇信也颇为盛行，如洪迈《夷坚甲志》卷一四《董氏持罗汉》载：“乡人董彦明，三十余岁未有子，与其妻自鄱阳偕庐山圆通寺，以茶供罗汉，且许施罗帽五百顶以求嗣。”又，《夷坚丙志》卷三《常罗汉》载：“嘉州僧常罗汉者，异人也，好劝人设罗汉斋会，故此得名。”

　　9.转藏

　　即转轮藏。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载：“临江军惠历寺，初造轮藏成，僧限千钱则转一匝。有营妓丧夫，家极贫，念欲转藏以资冥福，累月辛苦，求舍随缘，终不满一千。迫于贫乏，无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携所聚之钱，号泣藏前，掷钱拜地，轮藏自转，阖寺骇异，自是不复限数矣。”(注：此事又见于《梁溪漫志》卷10《惠历寺轮藏》。)

　　10.斋施与布施

　　布施是指施与他人以财物、体力和智慧等，为他人造福成智而求得积累功德以至解脱的一种修行方法。《善诱文•修为果报》曰：“儒家言施报，佛家言布施，其实一也。佛言欲得谷食，当勤耕种；欲得智慧，当勤学问；欲得长寿，当勤戒杀；欲得宝贵，当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财施；二曰法施；三曰无畏施；四曰心施。财施者，以财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无畏施者，谓人及众生，当恐惧时，吾安慰之使无畏，或教以脱离恐惧使无畏；心施者，深虽不能济物，常存济物之心。佛以孝养父母亦为布施，是凡施于外者，皆为布施。和为下而忠难事上，为长而仁慈安众，为师而谨于教导，为友而诚于琢磨。一言一语间，必期有益；一动一止之际，必欲无伤。种种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损害。皆布施也。所为如此，存心又如此，后世岂得不获富贵之报。古语云：‘人人知道有来年，家家尽种来年谷；人人知道有来生，何不修取来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在这种佛教观念影响下，布施之俗遂在民间广为盛行，如《夷坚支志癸》卷三《宝俶塔影》载：“忠训郎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夫妇好奉释氏，斋施无虚日。”王安石将所居禅屋捐为佛寺，借以“祝延圣寿”，为“父母及 营办功德”。范仲淹在其义庄田产中，将一份祭田归僧寺：“天平功德寺，乃文正公奏请追福祖先之地。”(注：范仲淹《义庄规矩》。)又，《夷坚辛志》卷七载：鄱阳盐商阎大翁，“家赀巨万，夫妇皆好布施，诸寺观无不沾其惠”。《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报应门》也记载了这方面的许多故事：“龙泉县有四郎，敬信神佛，好为善事，干缘再建济州桥，于桥之北门绘一天王像。”“峡州富人程夷伯，……发心自门前起，百里之内桥梁、路道，一一修整。”“九江富人徐彦宝，近年五十，苦于无子，常礼罗汉祈嗣。……全家好善，用钱买所钓之鱼放焉。”又“宋咸淳丙寅，临川录参政暖昧道，蜀士也，尝言其乡有两石峤平出一江，四时皆湍急，下则深渊，惟此处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众，盖船小触石即碎。有徐宗仁发心造一巨舟，两头裹以铁叶，自雇篙手，专一撑过客人，且建善缘以荐亡者。”(注：《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2《雷撤卦肆》、《修路延年》、《舍桥获子》、《修船增寿》。)

　　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宋代的节日民俗，如元宵节大型彩灯中骑着狮子、大象的文珠、普贤菩萨像，四月初八月围绕“浴佛”所展开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七夕节中的“磨喝乐”，七月十五的“盂兰盆”，十二月初八的“腊八粥”等等也都颇受佛教影响。(注：参见范荧《宋代民俗信仰中的佛教因素》，《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3-337页。)此外，婚姻、丧葬等，特别是火葬的盛行，更是深受佛教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