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概说：第三章 魏晋的佛教 经典之翻译与研究 第五节 道安

　　澄之门弟子，经常超过数百人，先后多达万人，其中以道安、法和、竺法汰、竺法雅、法常等，负起了第二代的中国佛教，特别是道安(西元三一四─三八五年)和他那一管笔。道安是常山扶柳(河北省冀县西南六十里)人，十二岁出家，师事佛图澄而露头角，尔后避后赵及前燕之兵乱，率同学五百余人南下。于是彼住襄阳(湖北省襄阳县)檀溪寺之时，慕其名声者极多，以文笔闻名的习凿齿等，也和道安取得深交。他住襄阳十五年中，当时，统一江北者为前秦的苻坚，闻道安之名竟派十万大军进攻襄阳，将道安与习凿齿迎至长安。此后住于长安五重寺，在七年间，尽力弘教，僧徒投门者，常达数千人。结果以七十二岁，寂于建元二十一年的该寺。

　　道安对于佛教的功业，极为彰着。

　　(一)

　　经典目录的作成：当时，被译出的经典已有很多，关于译者及其译成的年代却未有记载，因此，何人于何时翻译的问题，无从明了。而且，究系由梵本翻译而来，或为中国的新的编述，其状况也无法了解。道安便将那些经典，作了整理，作成《综理众经目录》，世称为《道安录》，唯其现已不存。梁代僧佑，又将新译出的经典作了增补，编为《出三藏记集》，由于此书仍可大约获知《道安录》的原型。其后，从《历代三宝纪》以降，便把各时代的经录编纂起来，此给后代研究佛教的贡献至为巨大。

　　(二)

　　经典解释：他曾列于当时梵僧的译场，协助译业，又讲《放光般若经》等，为诸经典作序并施以注释者，凡达二十二部。大旨多借用老庄的无为思想，阐明佛教的般若思想，此即所谓「格义佛教」，以竺法雅为首，康法朗和东晋竺潜的本无义、支遁(字道林)的即色义、竺法蕴的心无义等，追随于没。道安则起而排斥，注力于般若研究，以空来解释一切诸法，本性空寂。这对于后来一般佛教界之理解鸠摩罗什(Kumārajīva)所传印度的龙树思想，打了基础。后代将经典作为序文、正宗分、流通分三科分法的解释之构成，传说也是出于道安的发明，事实未必如此。

　　(三)

　　僧制：从来僧人之姓，主要是以出生国名或师姓为准，汉人的僧名之上，一般多冠以安、支、康、帛、竺等之姓。道安与此相反，他以为出家者，悉奉释尊之教，应以释氏为姓，故自称其名为释道安。后来的佛教徒，出家者皆以释氏为姓。这是将印度及西域各地各样的佛教，移入中国之后，在统理佛教教团，归一于释尊教团的效果上，作了最大的贡献。同时，他又制定了僧尼轨范及佛法宪章三例，将一向杂然的中国僧团的行仪作法，作了计画的统一。所谓三例者：1.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2.平日的六时行道、饮食、唱时之法。3.布萨、差使、悔过等法。由此而使外来的佛教，渐次适应了中国的风土民情，发展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