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一章 第二节 佛教在德国

　　德国第一个佛教传教协会成立于1903年的莱比锡，有会员8人。发起人卡尔·塞登斯塔克，以出版社为基地，在1905年发行了《佛教徒》杂志及副刊《佛教世界》，不久失败停刊。到1907年，会员达到50余人，再次出版《佛教瞭望台》，发行500份。这个协会的宗旨是提倡素食，保护动物，推动和平运动，结果并不怎么成功。此后，一批德国人到了缅甸与斯里兰卡，有的还进了那里的佛寺。他们希望在欧洲建寺。并计划建在瑞士的洛桑，但没能实现。及至达摩波罗的大菩提会在德国成立分会，又重新激起了信徒的热情，组织出版了叫做《大菩提论说》的刊物。此前不久，英国巴利圣典协会在德国成立分会，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流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佛教活动全部停止。一些佛徒或死于前线，或流散四方。在斯里兰卡的德国和尚被当作“敌国侨民”拘留起来，遣送到澳大利亚。

　　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佛教团体重新开展活动，先后建立了好几个佛教中心。其中之一是医生保罗·达尔克（1865—1928）1924年在柏林建立的“佛教徒之家”。此前，他经常在报上撰文宣传佛教教义，而后游历了斯里兰卡，更增强了对佛教的信仰。“佛教徒之家”成了德国第一个习禅和实践佛教生活方式的中心。每逢佛教节日和每月月圆之日，这里都有法事活动。达尔克的佛教思想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他所理解的“涅槃”，就是欲望的消除。卡尔·塞登斯塔克和乔克·格林（1868—1945）在1921年创建了“德国佛教社团”，它给善男信女创造了一个小环境，“一切接受佛法并乐于依据佛陀为在家众规定的道德律条生活的人”，都可以参加。1935年，这个团体易名为“老佛教徒（上座部）社团”，总部设在巴伐利亚州阿默湖畔的乌亭，发行双月刊。

　　达尔克与格林的佛教团体，对佛教无我说有不同的解 释，形成对立两派。达尔克自称新佛教，对于“无我”，坚持上座部的见解。格林则认为，以往人们对于佛陀言教理解错误，佛陀本人从未否认永恒的灵魂，“无我说”应该从迎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任何我们可以用称名描述的都不是“我”，“我”存在于理性能了知的范围之外。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佛教的原初教义，称之为“老佛教”。他的著作《佛陀的教义，理性的宗教》出版于1915年。

　　二次大战以后，西德新出现了许多佛教团体。1952年，这些团体联合起来，在斯图亚特建立了“德国佛教社团”。不久，由于各团体存在分歧而分裂。1955年重新联合，成立“德国佛教协会”（DBG）；1958年易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DBU），总部设在汉堡。这一组织依然有各不相同的佛教派别，除“老佛教”等上座部小乘系统外，还有大乘佛教组织，其中“雅利安弥勒教团德国分部”尤为著名。其主持人“阿阇梨”是阿那伽利卡·戈文达喇嘛，曾长期在斯里兰卡为僧，后在尼泊尔喇嘛庙中学习藏传密法。今天该教团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不来梅、威斯巴登都设有中心。此外，藏传佛教在慕尼黑、波恩和汉堡也有影响，一些喇嘛学者在大学里教授与佛学有关的课程。另一大乘佛教派别是日本的净土真宗（西本愿寺），于1956年在柏林成立的团体。它的创建人起先追随达尔克门下，以后改投在访德的日本西本愿寺大谷光照门下，因此，这个佛教组织接受京都该宗本山寺的指导与资助。

　　50年代的德国，再一次出现了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复兴运动。1952年斯里兰卡僧人在这里成立了斯里兰卡宣教会。1954年国际佛教活动处成立后，也向德国派遣了传法僧。缅甸在第六次佛经结集期间，吴努曾募集100万卢比在欧洲各地建立传法基地，德国也在其中。尽管佛教在德国已经流行了100余年，但信仰者依然不多，估计今天西德有佛教徒约在5至7万之间，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小。西方其它国家的佛教情况大致如此。

　　但是，德国知识界从自身角度对佛教的开发，却不容忽视。康德、黑格尔对印度哲学和宗教的认识，在细节上可谓谬误重重，但在他们的整个哲学体系和思维模式上，与佛教哲学确乎存在某些惊人的相似点。黑格尔对佛教有特殊好感，不是偶然的。至于叔本华推崇佛陀，接受佛教思想，是他本人直言不讳的事情。尼采批判佛教，那是因为他批判基督教。他认为二者在人生观上是一致的：在人格上，佛陀与那稣也是同样的。

　　德国存在主义受佛教的影响，除非常熟悉龙树、世亲和陈那、法称的雅斯尔贝斯以外，海德格尔（1898—1976）的人生哲学也掺有一些佛教的成分。

　　当然，佛教对德国以至欧美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从个别观点的雷同上推论。有些是表现在某个大领域内的，像禅之与无意识领域的开发，就是突出的例证。由于弗洛伊德、阿德勒尔及荣格等人在心理学上的重大发现，使人们注意到一个关系到艺术和理性表象及观念源泉，关系到精神不安和生理疾病原因等的无意识活动，同时也唤起一些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对于禅的重新认识。这其中固然有对禅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认识感兴趣者，但大部分留心的是禅在调节心理、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作用。这在德国也有积极的反应。德国佛教协会在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所设习禅中心，就有许多求医疗病和健身的坐禅者。佛教的禅定也推动了基督教的冥想，著名的耶稣会神父H·M·埃讷米·拉萨尔曾到日本多年习禅，在欧洲组织多次关于坐禅的通俗讲座。他的一些弟子意识到应该有一条达到基督教觉悟的冥想之路。1970年，拉萨尔在东京建立了基督教的习禅中心。

　　德国学者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卓有成效，除已经提到的学者外，斯密特豪森著有《瑜伽师地论研究》一书，弗劳凡尔拿以研究陈那和法称出名，是西方少数几个佛教逻辑学专家之一；其中有一些研究者，不久还成了佛教的皈依者。维也纳学者卡尔·尤金·纽曼，出版过多卷本的巴利文讲道集，弘扬上座部佛教。奎特出生于黑森的天主教家庭，后改信佛教，去斯里兰卡做沙弥，法号“智三界”，曾翻译大量佛典，并用英文与德文写传教文章。他在斯里兰卡一所为欧洲人办的寺院中任教，1954—1956年仰光佛教经典第六次结集期间，他领导一个学者小组，参加了佛典的英文和其它欧洲文种的翻译工作。奎特的一个弟子自称“近知识”，也是德国人，在斯里兰卡康提附近森林中隐修，过着严格的苦行生活。他也有几部英文和德文的佛教论著。第一位欧洲妇女出家的比丘尼也是德国人，她就是钢琴家埃尔莎·巴克霍尔兹，柏林一位银行家的女儿，法名“莲华”，自20年代以来，一直住持斯里兰卡的一座佛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