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一章 第二节 佛教在英国

　　英国对佛教的研究与它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是分不开的，它的理论出发点则是基督教中心说。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殖民地当局扶植对巴利文和梵文的研究。182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夫出版了《巴利语文法和语言》，1875年，英国驻锡兰总督秘书正·c·奇尔德斯完成了《巴利语辞典》，由此开展了对巴利语佛典的研究。1881年，李斯·戴维斯建立了巴利圣典学会，出版了校订过的巴利文原典与部分英译、法译、德译等多种译本，这个学会的会刊刊载有关佛学的研究论文。这个时期出版了相当一批有关巴利文佛教和语言的学术论著，形成研究上座系的学派。

　　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当地搜集了近400部梵文佛典，开始了欧洲人对梵文佛典的译介和研究。此后，丹尼尔·莱特和法国人希尔万·列维，也在尼泊尔搜集了另一批经典，继续为欧洲提供研究对象。同一时期，马克斯。缪勒通过南条文雄和高楠顺次郎，转向日本搜集佛教经典，由他刊行的《东方圣书》和《逸书集》，收有《阿弥陀经》、《般若心经》、《法华经》、《佛所行赞》、《法集名数经》等梵本或英译本。这些梵文经典的问世，又提高了学者对大乘佛教的兴趣。《梵英辞典》编撰人、梵语专家威廉姆斯出版了《佛教》一书。自1891年鲍尔斯在库车发现了桦树皮抄本佛经以后的几十年，西方一些学者以探险家身份在中亚和中国新疆，掀起了掠劫文物的高潮，其中英国人斯坦因劫夺最富。他们的考察报告和展示的文献，也刺激了英国对大乘佛教的研究。

　　对于中国佛教文献，西方学者最注意的是古代僧人西行的游记。1884年，S·比尔出版了《大唐西域记》的英译本，再版时又增收入《法显传》和惠生的《使西域记》，1888年，又翻译出版了《慈恩法师传》。英国学者对这些珍贵材料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托玛斯·沃特斯在本世纪初发表的《大唐西域记考证》。19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约瑟夫·埃德金斯（1823—1905），曾长期活动于京津沪地区，也考察了中国的宗教状况，所著《中国宗教状况》（1859年）、《中国的宗教》（1877）、《中国的佛教》、《北传佛教中的涅槃》（1881）、《中国佛教介绍》（1885）等，向英语国家传播中国佛教的信息，尽管他是站在基督教徒立场说话的。此外有关中国佛教研究的还有E·J·艾特尔的《佛教三讲》（1871）和《沸教》（1871），劳维斯·霍得斯的《佛教与中国佛教》（1924），S·比尔的《佛教三藏》和《中国的佛教文献》（1882）等。

　　英国对于印度佛教古迹，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首先是詹姆斯·普林塞普解读了阿育王法敕的碑铭，并于1837年在孟加拉皇家亚洲协会学报上发表了这一成果。据此引发了亚历山大·坎宁汉和文森特·史密斯等人对于阿育王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坎宁汉在山奇、菩提伽那等佛教遗址发掘中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此外，英国学者对阿施陀佛教石窟艺术也进行了研究。

　　自19世纪末，佛教在英国开始被引入社会生活实际，诗人阿诺尔德的《亚洲之光》（1880）和卡洛斯所著《佛陀的福音》（1897）起了推动作用。著名的佛教神智学会在伦敦也展开了活动。布拉沃茨基夫人所著《密教》与《沉默的声音》两书，对英国宗教思想有相当影响；神智学会还用英语出版了其它一些介绍佛教人物和典籍的小册子。据认为，神智主义在维多利亚朝时期，使英国人对科学与宗教的信条发生了松动，因为它要求以佛教伦理为准则，把道德观念建立在理性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他们的活动在英国产生了反响。1890年，阿兰·贝纳（？—1932）拜读了《亚洲之光》而皈依佛教，并开始研读佛经。1898年，他漂洋过海，向斯里兰卡求法，后又去缅甸组织赴英传法使团，1902年，落发为僧，法名阿难陀弥勒。他在仰光建立了国际佛教协会，发行《佛教》刊物，1907年为欢迎缅甸来的传法使团，在伦敦成立了大不列颠爱尔兰佛教协会，由李斯·戴维斯担任会长。翌年，阿难陀弥勒带领一批佛教徒回到伦敦传法，他们身着僧衣，严守过午不食、手不捉金钱等戒律，半年后重回缅甸。此外，1906年，在海德公园一角，佛教徒杰克逊·培恩经常讲道，并筹建了英国佛教协会，即爱尔兰佛教协会前身，出版季刊《佛教评论》和发行宣教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难陀弥勒曾回到伦敦，力图复兴沉寂已久的佛教协会活动，但成果不大。1922年协会解散，《佛教评论》停刊，次年，出版了他的《雅利安智慧》。与此同时，缅甸曼德勒佛教协会及克里斯马斯·汉弗莱等，也在伦敦传教，并组织了“伦敦佛教徒联盟”。1924年，伦敦神智学会又组织了佛教部会，汉弗莱任会长。1926年，这个部会的马奇创立了《英国佛教》月刊，1943年后改名《中道》，延续至今。

　　1925年锡兰大菩提会达磨波罗来伦敦传法，成立了大菩提会伦敦分会，出版《英国佛教徒》，后改称《****》，出到1935年。1928年，大菩提会在伦敦兴建了英国的第一座寺庙。同年，斯里兰卡向伦敦分会派遣了3位传法比丘，其中2人到剑桥求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分会一直同僧伽罗佛教保持密切联系。此前，即1926年，佛教部会与神智学的主张发生冲突，遂退出神智学会而独立，1928年创刊《何谓 佛教》。

　　在30年代，这两个佛教团体积极展开活动。1936年，在伦敦召开了世界信仰会议，铃木大拙、马拉拉塞克拉和拉达克里希南等会聚一堂，介绍了东方宗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这两个组织的活动，但仍有铃木大拙用英文写的禅论著作流行。1943年佛教协会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建立本部，出版《中道》刊物，还发行铃木大拙的著作。1945年，中国、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的僧人聚会伦敦，达成了世界佛教徒协议，以伦敦佛教协会名义发表了《佛教十二原则》，以16种文字流行。它的基本精神为1950年在仰光成立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采用。

　　1948年，A·兰特夫人在伦敦建立佛教精舍协会，出版《西方佛教》，1954年精舍建成，一直由斯里兰卡僧人住持传法。到50年代，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牛津、剑桥、布莱顿、爱丁堡都有佛教团体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本部设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一座佛教寺院。本部会址经常举行讲演、布道活动。

　　由于近代大英帝国对西藏的特殊关心，一些英国学者对藏传佛教也颇多研究。除斯坦因等人以外，黎吉生在1962年和1968年分别出版了《西藏简史》和《西藏文化史》，站在殖民主义立场描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对西方歪曲地认识西藏历史与文化有很大影响。斯尔内格罗夫（1920——），伦敦大学藏文教授，英国西藏研究所所长，著有《佛教的喜马拉雅山》、《喜金刚坦特罗》、《西藏文化史》、《佛像》等。从70年代开始，藏传佛教也在英国有所传播，包括空仁波且喇嘛建立的桑那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素巴仁波且主持的文殊室利研究所等，都是以瑜伽禅法吸引英国以至西欧信徒。

　　据说，1970年联合王国共有佛教徒8万人，到1980年增至12万人以上，藏传佛教信徒约占一半，有12个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