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个有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楼房林立，车水马龙，市声高嚣，要找一片安静的去处，确属不易。但当你跨入闹市中的佛教圣地玉佛寺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们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来到玉佛寺的。一进庙门，只见庭院安静、清洁，大雄宝殿上，明烛高烧、香烟缭绕，佛像前摆满了各色供果，虔诚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大殿西侧，十一位僧众在为信徒超荐亡人念诵经咒。木鱼笃笃，磬声阵阵。大殿东面，数十名信徒盘膝危坐，专心致志地持名念佛。

玉佛寺，座落在上海市普陀区安远路东口。据《玉佛寺碑记》记载，该寺创建于清光绪八年，距今已一百年。寺内供养着浙江普陀山慧根法师从缅甸请来的白玉雕刻释迦牟尼说法像和涅槃像，并珍藏着北魏、唐代以来各个朝代的手抄本佛经。因此，玉佛寺早就闻名中外。除了善男信女以外，国内外一些研究佛教历史和佛学典籍的学者，也经常来此参观访问。

“这番景象，是这两年寺庙改由僧众自己管理后才出现的。”在玉佛寺的客堂里，住持和监院介绍了玉佛寺的变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玉佛寺也象许多佛教寺庙一样，在“劫”难逃。当时，庙门紧闭，经籍遭焚毁，和尚被赶出庙门。寺庙的建筑虽勉强被保存了下来，但大部分都已挪作它用。佛像和门窗的油漆、彩绘，大都剥落。

粉碎“四人帮”后，为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上海市和普陀区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吸收部分僧众成立了玉佛寺管理委员会，并从各处寻回了流落在外的僧人。他们为了玉佛寺的恢复拨出了大批经费和物资，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当时人们思想还不够解放，旧框框还很多，因此事无巨细，均由管委会的干部拍板、决策。僧众怕招惹是非，既不穿僧衣，也不做功课，更谈不上恢复群众性的宗教活动了。

三中全会后，上海市、区的有关领导和宗教局的同志开始下决心让僧众自己来管理寺庙。他们撤销了原来的管委会，由上海市佛教界人士按寺庙体制推选了方丈、监院等僧职，让僧众自己管理寺内的事务，并逐步开展了各种佛事活动。我们跨进玉佛寺的院落时所见到的那番景象，就是在这以后出现的

玉佛寺的方丈真禅法师告诉我们，刚成立寺务会的时候，僧众虽然兴奋得直流眼泪，但又担心这不过是形式，做起事来心有余悸。比如去年初，庙里想吸收一些青年僧侣，但又以为政府不会同意。宗教局的领导同志知道后，就明确地告诉他们，新僧侣的物色、考察、录取和培养，完全是寺庙的内部事务，应由寺务会议决定处理。必要时，政府可以作些配合工作，或是给以具体的帮助。一件又一件的事实，使玉佛寺的僧众看到了政府的诚意，他们才放开胆子，跨开步子，积极地担当起寺庙的管理工作。

此后，玉佛寺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前来烧香礼佛的善男信女，川流不息。寺庙重新做起的一些佛事，如“打佛七”等，还满足了部分信徒修持的需要。许多信教群众满意地说：“从这里，我们具体地体会到了党的宗教政策。”

玉佛寺由僧众管理后的另一大变化，是实现了寺庙的经济自给。过去，为维修玉佛寺国家每年都要拨出大批款项和物资。僧侣自己理财后，通过做佛事，收香敬，再加上佛像装金、法物流通方面的收入，除可供养本寺的近40名僧侣的生活外，还可用于寺庙整修。玉佛寺的监院高兴地告诉我们，现在寺庙已经不要国家一分钱补助了。确实，现在常年有20多名木工、漆工等在寺内工作，修缮费和他们的工资，都是从现有的收入中开支的。寺旁，有家素斋馆，“文化大革命”前一直由寺庙自办；现在，由于历史的演变，划归饮食公司经营。此外，还有其他单位兴办的美术品门市部等等。今后，如果这类附属设施都归寺庙，它们的收入，还会增加很多。

现在的玉佛寺，不只联系着上海的大批善男、信女，还联系着众多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以及世界各地的侨胞和外国朋友。在前来上海参观、访问或是探亲的这类人士中，大约有近三分之二的人都到过玉佛寺。据1981年11月份不到两年时间的统计，到玉佛寺来的这类人士共达30多万人次。有时一天就有二千多人。记者来寺的那一天，就遇到了来自日本等国的大批来访者。许多外国来访者在目睹玉佛寺的情况后，对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都有深切的感受。美国禅宗中心代表团的成员在看过玉佛寺后说：过去，美国人以为佛教在中国已经消失，现在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

玉佛寺也不是处处尽如人意的。比如，庙里现在还有外单位经办的美术品经销部、文物商店、民间工艺品部、素斋部和小卖部等，这些机构的女职工比较多，同寺庙是很不协调的。又加上职工们的佛教知识很少，或是不懂宗教政策，难免出点笑话。那天，记者就见素斋部附近的寺墙上，贴着一张印有“大美人”的日本啤酒广告，实在刺眼。这些现象，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有待于领导机关帮助解决。

（原载1982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通讯员许伟 《人民日报》记者穆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