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目录 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 附录 印光大师年谱简编 前记 民国以来，佛法面临西潮冲击，将怀旧文化以俱灭，佛法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在激流中常存，经过“三武一宗”而生命顽强如故，端在它底“哲学基础”的深邃，与普被人性的光芒，息息交辉。它不因为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波谲而折旧；为维护佛法永远长青而住世的大德高僧，尤其令人怀念终身。 印光大师为民国以后佛门严庄圣洁之象徵，与虚云、太虚、弘一诸师赕代表民国初期佛法的龙象；大师一生，不作寺院住持，不收薙徒，不作佛事，并以“持名念佛”为入手的佛教实践家，他对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有超卓的契入。师圆寂以后，且为净土宗门人，恭奉为净宗自慧远大师以来第十三代宗祖。 余以虚云、太虚、弘一诸先哲皆有年谱，惟印老独缺，致使欲一得其生平行谊者，虽有全集而不得其门，因此，依佛教书局集成之“大师全集”，编述简谱一章，俾供学人检阅之方便。 年谱简编 ［清·咸丰·辛酉·一岁·一八六一年］ 大师是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辰时生于中国陕西省合阳县，赤城东村赵氏之家。 父赵秉纲，母张氏。上有二兄，长兄从龙，二兄攀龙。师名绍伊，字子任。生后六个月眼睛罹患急性结膜炎，几乎丧明，后虽治愈，但目已不明，久视便不能见物，时发时愈。 ［清·同治元年·壬戌·二岁·一八六二年］ ［清·同治二年，癸亥·三岁·一八六三年］ ［清·同治三年·甲子·四岁·一八六四年］ ［清·同治四年·乙丑·五岁·一八六五年］ ［清·同治五年·丙寅·六岁·一八六六年］ ［清·同治六年·丁卯·七岁·一八六七年——同治十三年·甲戌·十四岁·一八七四年］ 师向未从塾师读书，惟始终由长兄教读经及诸子书。（先在家，后至长安从兄读。） ［清·光绪元年·乙亥·十五岁·一八七五年——光绪五年·己卯·十九岁·一八七九年］ 续在长安从兄读书。 ［清·光绪六年·庚辰·二十岁·一八八0年］ 师自发蒙入学，便随长兄从龙读孔孟之书，在青少年期间，以“为圣紧继绝学”自许，和同“韩、欧、朱、程”之学，辟佛批老，“火书人人”之议，不让古人。 待弱冠之前，罹患重病，困顿多年，病后始悟辟佛之无知，至此灭除理学家知见，渐习佛典，知佛法广大精博，绝不是一般浅薄之人所能了悟。乃放弃昔时心胸，皈投佛海。 ［清·光绪七年·辛巳·二十一岁·一八八一年］ 长兄因事由长安回合阳（家至长安，四百二十里），乘隙，师即到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从道纯老和尚出家——披剃（月份不详）。不到三个月，长兄从龙，从家乡寻至，以母亲病重为由，逼挞随兄回家，途中命换俗装，卸去僧服，否则置于死地。无奈，抵家，母亲本未病。 其后，长兄并迫师应酬世俗，防师潜逃。一日，因长兄探样，二兄晒谷，师逐取回僧服，奔回莲华洞，但恐长兄追至，不敢久留，便行脚到湖北，挂单竹溪莲花寺，任挑水担煤（水头）职务，供常住四十馀人之需。日夜不休，遂得留单。（据陈煌琳居士“印光祖师传略”） ［清·光绪八年·壬午·二十二岁·一八八二年］ 四月起，在莲花寺，受住持信任，转任库房管理（司库），同年（月份不详）受具足戒于陕西省兴安县双溪寺，得戒和尚印海律师。戒毕，遯迹终南山太乙峯（住茅篷？）日夜念佛，专心净土，兼读“契经”。 在戒期中，因兼任书记，目疾复发，但仍一心专念佛号，写字时亦心不离佛，及戒期圆满，目亦痊愈，处契约坚信念佛为成伸缩惟一捷径。（师遯迹终南事，见陈海量“印光大师小史”） ［清·光绪九年·癸未·二十三岁·一八八三年］ 住终南太乙峯，烟霞托迹，深入法海，沈潜三载，不再作诗。 ［清·光绪十年·甲申·二十四岁·一八八四年］ ［清·光绪十一年·乙酉·二十五岁·一八八五年］ 隐成太乙，危崖孤僧，精进念佛。 ［清·光绪十二年·丙戌·二十六岁·一八八六年］ 师闻河北怀柔到红螺山资福寺，为“彻悟禅师道场”，专修念佛，颇为响往，乃决心辞师，告别终南，首途燕京，到十月十四日，入红螺山资福寺“念佛”。以“继卢行者”自号，以“卢山慧远大师”为先范而明志。 ［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二十七岁·一八八七年］ 正月告假，朝礼五台山，仍回资福寺后，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职务。兼持“彻悟禅师语录”，在念佛声中，又沈潜三年，兼习大乘经典，深入经藏。 ［清·光绪十四年·戊子·二十八岁·一八八八年］ ［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二十九岁·一八八九年］ ［清·光绪十六年·庚寅·三十岁·一八九0年］ 四月转锡北京龙泉寺，担任苦役——“行堂”（为大众添菜添饭）。 剃度师道纯老和尚圆寂（日期不详）。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三十二岁·一八九二年］ 仍居圆广寺。有同乡由北京回陕西合阳，师修家书一封，过了三十二年之后（民国十三年），师一外甥到普陀相访，始知家门经绝户。出家三十馀年，除一封信外，从未通函。 ［清·光绪十九年·癸巳·三十三岁·一八九三年］ 浙江定海普陀山去雨寺方丈化闻和尚，入京请藏，需人协助，当时佛界师友荐师出任此职；而化闻长老，见师戒行高洁，返浙时，请师同行，到普陀山后，住法雨寺藏经楼；为首座和尚，主理经藏，同时日夜惟称佛号，精勤不懈。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三十四岁·一八九四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三十五岁·一八九五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十六岁·一八九六年］ 三年间，仍住藏经楼，念佛读经。 ［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三十七岁·一八九七年］ 今年夏天（月份不详），应寺众一再请求讲经，不得已，讲“弥陀便蒙钞”一座。讲经圆满，秋末即在寺中珠宝殿闭关，前后两期，共计六年，精进念佛，誓证一心，道行深厚。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十八岁·一八九八年］ “名山游访记”作者高鹤年居士，第二次游国内名山时，访普陀，在法雨寺化鼎丈室，参见大师，次晨师指示“净宗信愿行修法”，寮房之中，师衣单菲薄，外无长物，空灵无碍。 写“致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为文钞第一篇。（大兴善寺在西安，为中国唐代古寺。） ［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三十九岁·一八九九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四十岁·一九00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四十一岁·一九0一年］ 春（日期不详），高鹤年居士在金山寺学禅（可能参加禅七），师函问所得，并嘱往普陀山一晤。高随后即到普陀，开示“净宗诸家法要”。师留谈五昼夜，示以“方便多门，归元无二”。门风高峻，学者望崖怯步。 ［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四十二岁·一九0二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四十三岁·一九0三年］ 春（日期不详），高鹤年游国内名山，再朝五台，往终南结茅。师约往法雨寺一晤，嘱高留意秦中佛法；师并云，欲回陕西。 出关后（日期不详，可能秋末），了馀、真达和尚（均为普陀山僧），在山特以“慧莲茅篷”供养，与天台宗泰斗谛闲法师先后居此。不久，迎回去雨寺住锡。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四十四岁·一九0四年］ 爱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约，因温州头陀寺请藏事，到北京助理一切事务。事后，仍回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挂单。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四十五岁·一九0五年］ 仍住法雨寺。 ［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四十六岁·一九0六年］ 夏（大约七八月间），高鹤年居住金山江天寺念佛楼小憇，师约往普陀，告以“了凡四训”及“周安士全书”应读，并谈末法众生业重，如无“善根、定力”，即初业所转。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四十七岁·一九0七年——宣统二年·庚戌·五十岁·一九一0年］ 仍住法雨寺。师与外界往返函件中，常询及佛法传扬之状况，并希提倡净土法门及困果报应。 ［清·宣统三年·辛亥·五十一岁·一九一一年］ 今年起，普陀山真达和尚，受苏州木渎古灵岩寺，恳请为住持，真达师后交其徒明熙代理，日后为大师栖锡灵岩伏笔。 师自一八八一年出家（二十一岁），到这一年，头尾三十一年；沈潜念佛法门，一门深入，绝少与世俗往来，亦少有人知师德号，日夜弥陀，誓成三昧，并以“常惭愧僧”自勉。 ［民国元年·壬子·五十二岁·一九一二年］ 狄楚青居士在上海发心办“佛学丛报：，时高鹤年居士与埋名念佛的印光大师素有往还，亦深知大师道行高洁，学养深厚，刚巧高亦在上海，便专函索师佛学文稿（时间不详），刊登“丛报”，师用“常惭”为名发表，社会及佛教界无人知“印光”二字。 同年，师约高至普陀山同去通慧庵昱山法师关房，谈净土诸家文字，沿途皆谈果报应之理。 ［民国二年·癸丑·五十三岁·一九一三年］ ［民国三年·甲寅·五十四岁·一九一四年］ 高鹤年居士由五台回终南，拟在“摄身台”南，“天桥构”附近购“文殊台”山场上下二里路程处，造“大觉精舍”茅篷，准备请师回陕西住锡。 师作“净土决疑论”。 ［民国四年·乙卯·五十五岁·一九一五年］ ［民国五年·丙辰·五十六岁·一九一六年］ 师于此以前，除念佛、潜修，断绝世俗往来，绝不作寺庵住持，不剃度出家弟子，不收居士皈依，与居士往还者，仅高鹤年居士等极少数人。 ［民国六年·丁巳·五十七岁·一九一七年］ 北京徐蔚如居士，得师与其友信函三件，刊印“印光法师信稿”一书，计五千册。内容计“与邓秉钧（伯诚）居士书”二封，“答邓秉权（新安）居士书”一封，书仅八页。（见文钞） 秋（九月底），北京、天津一带水灾，上海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等居士，电高鹤年居士，下终南山设法赈灾。又接师函及谛闲老法师函，促高出山救灾。高冒秋冬之寒到京津一带，察看灾情，后南下支上海，与佛界合组“佛教慈悲义赈会”，办理募捐救灾事，并普设救灾分会。 高至普陀山，时大师与法雨寺方丈了清和尚、锡麟堂了馀上人、佛顶山文质长老，及全山长老，商救灾事。设分会于普陀，随缘助款。 师告高鹤年，有某老先生来山请求皈依，未准；供养香金，未收。高顶礼劝师：如有真发心者，务祈给“方便皈依”，并向法雨寺当家及方丈，共同请求准充发心者皈依，师始含笑首肯。 高告别后，师嘱赈灾毕，来山休养。 ［民国七年·戊午·五十八岁·一九一八年］ 徐蔚如居士又得师文二十馀篇，在北京印行，题名“印光法师文钞”。同时徐持书奉母来普陀山求皈依，师坚持不许，令皈依宁波谛闲大师。 夏（日期不详），高鹤年赈灾毕，回上海。师拟出山刻经及“安士全书”等佛会，因人地生疏，函约高同往扬州，又因书资不敷，意在随缘而不募捐，约高相助。高随到普陀山，与师一同到沪，挂单一冷落的小寺——天台山“中方广下院”，住四日。并由高之介，会晤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广谈诸家经史，及净土、因果。另有居士多人，欲送供养，师却之。 离上海，再到扬州，挂单万寿寺。事竣，高送师经沪，回普陀山。 李叔同氏（弘一大师），于同年八月十三日在杭州定慧寺出家。 ［民国八年·己未·五十九岁·一九一九年］ 师复邀高鹤年居士赴普陀山，商讨印经事。并一同到上海，高介绍与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相见，再开示“净土法门”，诸居士遂发心供养千馀元，师遂交付作为印经之资。 宁波名流周孟由居士兄弟奉祖母再度恳求皈依，理再难却，遂刚法名，此为师受皈依之始。 同年（日期不详），徐蔚如居士，再集师文字数十篇，是为民国七年刊之文钞续篇，仍题为“印光法师文钞”。 秋天徐母殁于上海，丧事完了，交商力印书馆，合初、续为一册。 ［民国九年·庚申·六十岁·一九二0年］ 师由于高鹤年居士因缘，本想回陕西终南山一带驻锡，因关中大乱，旅途不前，遂息行止。此时由徐蔚哪居士陆续印行“信稿”及“文钞”，受到缁素两界重视，皈依者，应接不暇（师一生坚持不剃出家弟子）。凡在家皈依弟子供养之资，一概移作刻印经书之用，并劝“老实念佛”，谈：“因果报应”。 四月八日梁启超为撰“印光法师文钞”弁言，收“文钞”前页。 同年十二月，“文泖”复有增加，乃先后铅印，由“上海商力印书馆”刊行二册，木刻由“扬州藏经院”刊布。 ［民国十年·辛酉·六十一岁·一九二一年］ 师约高鹤年居士至上海，住真达上人“三圣堂”下院——太平寺。师自此常来上海，印书、说法渡人。 ［民国十一年·壬戌·六十二岁·一九二二年］ 师约高鹤年到沪，简氏兄弟发心印书。师再返普陀。 师“文钞”中，以“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最着。 同年浙江走海县长陶镛（在东）、绍兴专员黄涵之（庆澜，均信佛），呈请当时北洋总统徐世昌，颁“悟彻圆明”匾一方，送至普陀，香花供养，缁素同欣。师置如不见，有人提及，师答：“虚空楼阁，自无实德，惭愧不已，荣从何来？” 真达上人“上海三圣堂下院——太平寺”翻修，为师辟净室一间，师自此时来沪滨，卓锡太平寺，于是“太平”因师而彰，各方投函皈依不绝。 ［民国十二年·癸亥·六十三岁·一九二三年］ 同年，师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另排“文钞”增订本，共四册，留版，初印二万套。 南京魏梅荪居士建慈幼院、法云寺、放生池，魏约高鹤年请师往南京开示；师到金陵后，时人皈依者极众。后，师与高同至扬州，再返上海。 元月六日、四月二十一日分别致函蔡契诚居士，函中一再开示，扶乩为灵鬼赴坛，不应附和，当依佛见。 ［民国十三年·甲子·六十四岁·一九二四年］ 六月，弘一大师自温州，到普陀山参谒大师，侍奉七日。 ［民国十四年·乙丑·六十五岁·一九二五年］ 师令中华书局排拉广本“文钞”仍作四册，并交代以后无论任何文字，概不留稿。 以上两年，除驻锡上海，亦偶回普陀。 ［民国十五年·丙寅·六十六岁·一九二六年］ 二月间，一天午后三时（日期不详），年轻的大醒法师，到上海陈家滨太平寺拜谒，与师讨论“显密”教理及整顿佛教制度问题。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告别。 湖北戒尘法师到苏，苏州木渎灵岩寺，由旧任真达方丈，委托为住持。 陕西、甘肃一带大水灾，师以印行“文钞”之款，拨银币三千圆，托人汇西安赈济。 同年七月十三日大势至菩萨生日，山东李德明（炳南）居士皈依。 ［民国十六年·丁卯·六十七岁·一九二七年］ 八月，李圆净居士编“嘉言录”出书，旋即送完，冬月再版。（案：“嘉言续录”民国三十二年冬出版。） 大约九月底，大醒法师第二次到上海拜谒大师。师对军阀没收寺产，毁灭佛教诸事，感慨万分。 仍留普陀法雨寺，并仍至上海（上海与普陀之间海上交通很方便）。 ［民国十七年·戊辰·六十八岁·一九二八年］ 广东籍弟子黄筱伟，拟请师住锡香港，因此由普陀来沪，住太平寺。（本条据大师自述） 苏州灵岩寺住持戒尘法师，远去昆明，继将寺务委慈舟法师住持，妙真法师为监院。不久慈舟法师直鄂闽宏法，院务由妙真法师代理。 ［民国十八年·己巳·六十九岁·一九二九年］ 因为印书事，离普陀，住太平寺，滞留未能去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