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佛教兴革的静安寺含义

　　1．忧患悲愿的承转地——静安寺

　　静安寺根据圣严法师的记载，是一个三国已有的古寺，他的背景没有狼山大圣菩萨的道场感应事迹多，也没有真实的古迹可资欣赏与凭吊。仅仅是在上海市区中心，于寺产纠纷闹着不可开交的一个普通寺院而已。233

　　但从虚大师开创中国佛教改革的路线来看，静安寺曾是中国佛教内部，第一次自行组成最高社团组织——前中国佛教会——「中华佛教总会」的总部；是为清末民初佛教领袖——总会会长——八指头陀(寄禅，虚大师最敬重的师长)234追悼会的地方；是启动虚大师舍命救教的愿心，而愤倡现代中国佛教三大改革的初啼地；是奠定圣严法师佛学基础，开启闻、思之门的所在；是将法师在广教寺、大圣寺所发的心愿，转入虚大师兴革佛教的路线，点燃法师忧患中国佛教兴亡意识，促使法师一肩挑起佛教教育的使命道场。

　　这些事都是在静安寺发生，法师的部分，已如前述，其余事件的主轴在寺产。寺产对外是紧扣着政府宗教政策、政治轮替、国家兴衰，对内又与僧人的生计、僧教育的推展相互依存。因此相较之前面香火的狼山广教寺、经忏的大圣寺、蜕变中的静安寺已有了近代佛教改革的实际运作出现。

　　2．新、旧派合作的象征——静安佛学院

　　静安佛学院的成立，前文述及开创者之一监院密迦，与虚大师曾有过从，235而且不管抗日期间或胜利后的静安佛学院开办，都是在虚大师来访以后，因此圣严法师说此学院「与虚大师学派有关」是可成立，236这也可从学院的教务主任，就是虚大师的学生育枚法师，以及老师群有许多是虚大师的第二代得证。237但在住持与密迦被陷入狱，圆瑛法师(1978～1953)的高足——白圣法师(1904～1989)全权代理寺务，以及圆瑛早在抗日前(民国二十三年)因上海市政府介入，被票选为该寺十方丛林住持一事来看，似乎又不全然是「与虚大师学派有关」。

　　民国二十三年(1934)，圆瑛「再三谦辞」静安寺的遴选住持，且以「寺产纠纷过久，不欲冒然入寺」。圆瑛这样地退怯，虽与此寺多年兴讼有关，但多少可能受其光绪三十四年(1909)，因「某寺寺产纠纷，……而被拘禁于县衙」238事件影响。然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住持德悟、监院密迦因寺产「十方」、「子孙」制之争而下狱来看，圆瑛当时的多虑、谦辞，不是没有道理。

　　太虚与圆瑛各代表当时佛教的两大主流，一为进步，一为保守，本相互对立，而其子弟前后出现在「静安寺」，像这样的人事，以中国佛教近代史的轨迹来看，或有其意义。似乎象征佛教的进步派与保守派对立多时后，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静安寺是合作的。239而且有趣的现象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静安寺的师生，在台湾又多与「中国佛教会」有关，如佛学院院长白圣长老、妙然法师与学生了中法师。240其实静安寺与「佛教会」，和中国现代兴革是有着历史渊源。以下就以「静安寺」为点，与寺产有关的国家法令为轴，检视静安寺与近代佛教改革中的关系。

　　3．佛教兴革的缘起、源地——中国佛教会前身、总部静安寺

　　(1)「僧教育会」成立——清末政府「庙产兴学」

　　寄老倡「僧教育会」自办僧学；虚大师入「祇洹精舍」学习

　　今日「中国佛教会」的前身「中华佛教总会」的会址就是设在静安寺。「中华佛教总会」成立的基础，就是清末各省、县依法各自成立的「僧教育会」241。「僧教育会」是因张之洞一八九八年提议「庙产兴学」242，致使浙江诸多寺院求「日僧」保护，八指头陀寄禅闻之甚感辱国、辱教，于是力倡自办僧学，所兴起的合法组织。243

　　虚大师、圆瑛、栖云于西元一九Ｏ八年协助寄禅宁波的「僧教育会」，此为虚大师从事佛教运动的开始。244次年(1909)虚大师与栖云就学于杨仁山以世界眼光所办的学院——「祇洹精舍」，学院仅办一年而辍。245大师入学较晚，才读半年，精舍就因经费困难停办。同学中有仁山、智光(东初老人传法的师父)、梅光羲、欧阳渐等。246这批学生，就是圣严法师所谓中兴近代中国佛教功臣。247

　　「僧教育会」成立之初，各省、县互不隶属。尔后进一步结合，是因清末最后一年(1911)推行地方自治，造成各地占寺夺产的情势更加严重，佛教各界才会集上海，共推寄老到北京请愿。虚大师当时就替代寄老拟写请愿保护，及改革振兴佛教计划书，且预备随侍寄老入京，后来因为铁路风潮没有成行。248

　　(2)「中华佛教总会」筹立——新、旧教育组织整合

　　寄老组「中华佛教总会」；虚大师创「佛教协进会」

　　接着武昌起义，新募的军人，大多驻扎在寺院、道观，乡里豪士逼迫出家人出钱或当兵，寄禅正苦无对策护教时，南京政府适时成立，于是民国元年(1912)一月寄禅到了上海，改组各省、县「僧教育会」，筹备创立「中华佛教总会」249。

　　虚大师当时也因各地掠夺寺产风波，为图「新中国新佛教之建设」，「以佛教寺产，办佛教公共事业」，创立「佛教协进会」于南京，以联合全国僧青年从事改革佛教运动，同时推举寄禅为会长。

　　250可见寄禅是新、旧僧的精神领袖。

　　虚大师就读祇洹精舍时的同学仁山，为「金山寺改办僧学堂」一事，早已到了南京。虚大师以「……办僧学(佛教大学)亦自为其(佛教协进会)(办佛教公共事业)中的一事」，因而得到同学仁山响应「佛教协进会」。但仁山以有同学数十人在镇江(智光长老也在其中)，所以极力请大师到金山寺开成立会。此一成立会发生了近代有名的「大闹金山」事件。251

　　同年四月寄老以「佛教团体宜合一，不宜歧异，理应服从多数之公意，牺牲一部分主张」为由，252请虚大师将「佛教协进会」一起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因此以寄老为主的「中华佛教总会」融合了新、旧团体，共同在上海开成立会，总部就设在静安寺，其他各「僧教育会」则为支部，北京设机关部。因而「中华佛教总会」为中国佛教内部，第一次自行组成的全国佛教社团的最高组织。253

　　从上述可以看到民国刚成立，佛教僧界新的组织型态相继产生，而重点都是在如何运用传统寺院的资产来办僧教育。254这一开始原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延续清末丛林寺院的「僧教育会」而整合的「中华佛教总会」；另一路线则是从杨仁山学院出来的青年学僧所策划的「佛教协进会」。后者又可分为全面性改革的虚大师，另一者则是仅将传统「丛林改为僧学堂」（或佛教大学）的仁山、智光等法师。

　　所以总部在静安寺的「中华佛教总会」，是新、旧团体各自整合后的再整合：清末旧组织——各省、县平行的「僧教育会」整合；民国新团体——祇洹精舍同学的虚大师、仁山等之整合。然后再新、旧合一。

　　(3)「中华佛教总会」合法——「管理寺庙条令」暂停

　　Ａ.会长寄老殉教

　　民国二年（1913），由于南京政府孙总统让位给袁世凯，以致「中华佛教总会」必须北上，才可取得政府批准，成为合法团体。当时湖南、云南、安徽等省又不断发生掠夺寺产，于是会长奇禅在各方催促下，毅然北上，与袁世凯政府沟通，期以奠定「中华佛教总会」的合法地位。

　　此一「中华佛教总会」在法律上之所以能成立，可说是会长寄禅用性命换来的：

　　偕道阶见礼俗司长杜某，而杜某方下令调查僧产，分别官私诸目，既见、据约法诘难之。又以令中有布施为公，募化为私语。和尚谓：在檀那为布施，在僧人即为募化，界说不明，龂龂与辩。杜某语塞无以对，词色转厉，意在恫吓，乃愤然而出。……悒甚！甫下车，即胸膈作痛……明日……已作吉祥卧示寂。……京沪各报，皆传其生平事，力攻杜某，因之官私公产令无形消灭，毁夺案既得转机，新改定佛教总会章程，亦经国务院审定，以大总统命令颁行各省。一年来佛教得以稍安者，食和尚一死之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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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的意思是：寄老由道阶法师陪同见政府官员——「杜某」时，恰巧遇上这位「杜某」官员下令要调查寺产，官员把寺产用公、私来分类，意图占领。以信徒布施的部分计为公，出家人化缘的部分归为私。但寄老反驳说：这样的界定不清楚，同样一笔钱，以信徒的身分说是布施，出家人的身分称为化募。这位官员自知理亏，无法答辩，巧夺寺产师出无名，因而恼差成怒，疾言厉色，予以恐吓。寄老愤然离去。……寄老心情甚为郁卒，才下车，即胸痛……隔日一早已见其圆寂。寄老往生造成南京、上海媒体群起攻之，北京政府才重新改订佛教总会章程，以大总统命令颁行各省，因此以政治法令来强夺全国寺产一事，才有转机。所以说「中华佛教总会」的法律地位，是拜会长寄禅性命之赐。

　　B.虚大师革命之声初啼

　　「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八指头陀寄禅是虚大师的戒和尚，虚大师当时得以受到传统丛林最好的「禅」、「教」教育，是得自寄老的提携。256寄老是最爱护，也是对虚大师寄予最深期望的师长。

　　257虚大师于法门师匠，也独折心于寄老。258

　　因此虚大师从清末（西元1908年）开始就一直协助寄禅推动的「僧教育会」。所以寄老为教而死，虚大师之悲凄可知。

　　259虚大师故而痛愤民国初成，佛教因长久过于衰弱，致使比一般弱势者，遭遇更多的政治迫害，导致寄禅殉教。260因而痛定思痛，于是在「中华佛教总会」的本部——上海静安寺——八指头陀的追悼会上，演说了三种革命以抒悲愤：「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261同年(民国二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静安寺举行成立大会。262内务部公布「寺庙管理暂行规则」，规定任何人皆不得强占寺院财产。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