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字禅”，是指通过学习和研究禅宗经典而把握禅理的禅学形式。它以通过语言文字习禅、教禅，通过语言文字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浅为特征。作为宋代文字禅的主导方面，它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运用公案结合在一起。公案受到禅宗界的重视，并且逐步成为教禅和学禅的基本资料，又是与中唐开始的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变革相联系的。

　　当马祖道一（709～788）和石头希迁（700～790）分别在江西、湖南建立禅宗两大中心基地的时候，或因经济困难，或因寻访名师，或因建立联系，禅僧们往往到处流动。因此，禅宗界逐渐兴起“行脚参禅”之风。生活方式的改变随即引起修行方式的改变，修习禅法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静坐默究，对禅境的体验也不再仅仅限于修习者个人不可言传的感受，逐渐演变成师徒之间或师友之间的相互讨论、启迪和勘验。行脚参禅的僧人每到一处丛林，往往与拜访的禅师相互问答，若言语不契则离开，到别的地方另找禅师；若彼此言语默契，相互理解、认可，便住下来。师徒之间或师友之间的这种交流禅学见解和体验的相互酬对，实际上也就是教禅和学禅的过程。

　　禅学问答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被称为“机语”，多是一些含蓄、隐晦或答非所问的语句。有时双方见面并不说话，而是用推、打、踏、喝等方式表示。诸如此类的参禅方式和手段，统称为“机锋棒喝”。机锋棒喝的盛行与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变化有直接关系，然而，禅僧们之所以采用这种禅学方式，则与禅宗的基本理论密切相关。慧能南宗认为，自心佛性是超言离相的，即不能用逻辑思维完全把握，不能用语言文字确切描述。对禅境的体验，对自心佛性的证悟，只能靠自己的亲身实践。因此，行机锋施棒喝，只不过要表达本质上无法表达的东西，只不过要启发禅者去自证自悟。

　　到了唐末五代，机锋棒喝在禅林达到了鼎盛时期，这种原本是为修行悟道、解脱成佛而推出的一种方便施设或权宜手段，逐渐成为明心见性的重要途径。禅师们的此类禅学言行，经过辗转流传而被弟子们记录下来，称为“语录”、“入道机缘”。其中一些著名禅师的言行独具特色，还被专门提出来，作为判定是非、衡量迷悟的准则，被称为“公案”。到了北宋初年，不仅禅僧把语录作为教禅和习禅的重要资料，士大夫也格外予以重视，这一点从杨亿裁定《景德传灯录》所确定的原则上就可以看出来。他认为，《灯录》应该以记载历代禅师启悟学人的机语为主，应该不同于僧传。“自非启投针之玄趣，驰激电之迅机，开示妙明之真心，祖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传灯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应之征符，专叙参游之辙迹，此已标于僧史，亦奚取于禅诠？”经过这样修改了的《灯录》，由于删去了禅僧史传的大部，变成了主要是禅师的语录集锦，从而失去了历史感；压缩了禅宗的信仰和神异，着重于机锋禅理，削弱了禅宗的宗教性；对禅语加强文字润色，显得文采飞扬，失去了它们在下层流传中的淳朴。正是这样的禅宗新典籍，既成为禅僧教禅和学禅的教材，又最大程度地适应士大夫的口味，逐渐有取代传统佛教经典的趋势。

　　最早把“公案”一词引入禅门的是唐末僧人黄檗希运。它原本指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禅宗借用它来专指前代祖师的言行范例。为了适应教禅和学禅的需要，禅师们开创了研究公案的多种形式。总的说来，对待语录公案的不同态度、不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研究方法，在宋代形成了不同的禅学形式。所谓“文字禅”，只是其中的一种。宋代文字禅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主流始终与公案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

　　与唐末五代相比，两宋社会相对稳定，王朝的宗教政策比较宽松，佛教的寺院经济由此得到平稳发展。这就为禅宗的领袖人物走出农耕山林，进住通都大邑或名山胜地的大寺院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放下锄头，拿起笔杆提供了可能。文字禅的发展，正是禅师们在研究旧经典的基础上创造新经典的过程。宋代是产生禅宗典籍的黄金时期，其数量之庞大、种类之齐全，不仅超过唐五代，而且也为后代所不及。在两宋社会的大背景下，山林旷野的质朴禅风在禅宗主流阶层身上逐渐消退，都市书斋的浮华禅风却日益浓重。这不仅在佛教内部为文字禅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也成为吸引士人的新禅风。

　　宋代士大夫“喜禅”，是促动文字禅兴盛的强大社会力量。宋王朝出于削弱和分散官僚权力的考虑，机构设置臃肿膨胀，人浮于事，加上任用和罢黜随意，提拔的多，需要安置的更多，从而造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在职加赋闲的官僚阶层。而官场变换，宦海沉浮，都促使士大夫从禅中寻找精神寄托。士大夫经世多作两手准备，几乎成了两宋文武官僚的共性。宋人罗大经说：“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荆公（王安石）拜相之日，题诗壁间曰：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山谷（黄庭坚）云：佩玉而心若枯木，立朝而意在东山。”在当时，士大夫精神上退隐的最好去处，莫过于禅了。另外，宋代士人一般从科举入仕，文化修养良好，钻研和创造禅宗典籍对他们有特殊的吸引力。许多重要语录、灯录的编定和修改，都有士大夫的参与。宋代士人乐于为名僧语录作序，犹如唐代文人乐于为禅师高僧撰写碑铭一样。在两宋时期，文人们支持文字禅的力度，要远远大于他们支持其他禅法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