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现存本七卷，阙卷七、卷八、卷十）。唐·智炬撰（或作慧炬、惠炬、法炬；一说灵澈撰，或说为智炬与胜持合编而成）。全称《大唐韶州双峰山曹溪宝林传》，又作《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或《宝林传》。收在《中华大藏经》（台湾版）第一辑精装第三十八册（《宋藏遗珍》）、《禅宗全书》第一册。为南宗禅较早出现的史书。

　　全书先述及释迦牟尼佛之生平、弘法大略，继而叙述第一祖大迦叶、二祖阿难、三祖商那和修、四祖优婆ju多，以迄二十八祖达摩、二十九祖慧可、三十祖僧璨等人之传略及传法事迹。综观全书，虽无较具特色之史料价值，然禅宗祖统之说，系以此为主要根据。后世《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书之“西天二十八祖说”即受此书影响。其对中国佛教史之影响，不可谓不大。而天台宗人所撰之佛教史籍（如《释门正统》、《佛祖统纪》），对此书则颇多讥斥，且谓本书“诡说百端，以惑无识”。又，近代学者胡适推插蝴书内容系集录《四十二章经》、《五庚》、《圣胄集》、《付法藏传》、《师资血脉传》等书而成。

　　◎附：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五《宝林传》（摘录）

　　始吾读《释门正统》、《佛祖统纪》等天台宗撰述，数攻击此书（《宝林传》），求之久而未获。1933年，日本发现一写本，仅存第六卷，以为奇宝，先在《东方学报》发表，复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珂罗板印行。1934年，吾人亦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卷子刻本一部，存一、二、三、四、五、八等六卷，为金初民间刻本，在宋则为绍兴间也。1935年收入《宋藏遗珍》，改为方册本，影印以行。（中略）

　　《至元法宝勘同录》著录九卷，当即此本。盖原缺第二、第十两卷，第二卷以《圣胄集》补之，仍缺第十卷也。

　　数十年来，若敦煌、若海外、若地下、若古寺院，遗珍迭出，学者眼福，百倍前人。惟《宝林传》原书并不佳，不过取其为古本而已。《传法正宗记》虽采此书，然《正宗论》卷上亦谓：“其文字鄙俗，序致烦乱，不类学者著书，或错误差舛，殆不可按，是必所承西僧，泛传不审，而传之者又不能裁之”云云。

　　今观其书，即以年代一节论，舛误者十之八九，盖依据一俗陋年表所为，而《景德录》仍之，如一祖至十三祖各章是。有经《景德录》改正者，如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祖各章是。有《景德录》改而仍误者，如二十一、二十四祖各章是。此《正宗记》所以遇有年代处，则尽删削之，知其不足取信也。

　　其卷八载“达摩以梁武帝大同二年丙辰十二月五日丁未终于洛州禹门，二十八日庚午，昭明太子奉敕撰祭文，时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云。按梁·大同二年，不当魏·太和十九年。梁·大同二年十二月丁卯朔，其五日非丁未，二十八日亦非庚午。据《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薨，年三十一。大同二年，昭明卒已五年矣，何能为达摩撰祭文，此真可为喷饭者也。同卷又有二十九祖（即东土二祖）可大师碑，题唐内供奉沙门法琳撰，法琳见《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又有唐·彦王+其撰《法琳别传》。法琳未闻掌内殿道场，何云内供奉。据赞宁《僧史略》，内供奉授僧，始自唐肃宗，唐初何能有内供奉沙门，此谬之显然者。且法琳著述存于今者，尚有《破邪论》、《辩正论》等，其风格绝与可大师碑文不类。

　　碑又有“东山之法，于是流焉”之句。因东土四祖信与五祖忍，并曾住蕲州东山寺，后人始目其法为东山法门。四祖卒于永徽二年，五祖卒于高宗上元二年，琳先以贞观十四年卒，何能于二祖碑预有东山法门之语，此皆不足信者也。

　　惟其书撰自中唐，传世已古。1935年河北省磁县出土之元和十二年李朝正重建梁武帝达摩碑，其文即出于此。又其所载师子以后世系，与今本《坛经》全同，皆足资考证，正不必以其鄙俚而废之也。

　　1929年，胡适撰《荷泽大师神会传》，1934年记北宋本《六祖坛经》，均谓“今本坛经所载师子以后世系，为契嵩和尚所改。”并谓“今本景德录，亦依契嵩说追改，非景德录原本”云云。时《宝林传》尚未复出，故推论如此，其实今本《坛经》与《宝林传》同，其说远在中唐，为《景德录》、《正宗记》等所依据，不自契嵩始也。至谓今本《景德录》为依嵩说所追改，亦非，因《景德录》后尚有《天圣广灯录》，所载亦与《宝林传》同，能改《景德录》，未必能改《天圣录》，更未必能改《宝林传》也。［佛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