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晓法师：散文集之甘露寺闲话

　　真的应该写一篇关于甘露寺的文章了，不然于心难安。

　　先说说甘露寺的来历吧。

　　清圣祖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的一天，玉琳通琇国师前来九华山朝礼地藏王菩萨，虽说九华山经过数百年的人迹遍蹋，已有了路形，但对于一个垂垂的老人来说，登这山自仍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儿。于是就在九华山北坡半山腰一块儿稍为平整的石头上坐下休息一会儿。国师就是国师，他一屁股坐下，随口一句“歇一会儿，定定心”，这块儿玉琳国师坐过的石头，一下子身价倍增，上了自康熙以来历次编修的《九华山志》，皆名“定心石”。也不知是哪一位好事者，在这块儿石上镌刻两个大大的字－－“定心”。人们都说“……拾级登山，气喘嘘嘘，在此石上稍息，身清气爽，脚力倍增……（新山志第五十四页）”不知这话到底包含有多少涵义。

　　玉琳国师接过侍者递来的清水，慢慢地浅饮，并四下观望：“此地山水环绕，若构兰若，代　有高僧。”也不知玉琳国师这位彻悟的大师说这话时，心思何意，可能真是一个契机，国　师这一句金玉之言，使得三百多年后的我们也受到庇荫。

　　这年，洞安禅师本正在伏虎洞“默然禅坐”，当他听到玉琳国师这句“若构兰若，代有高僧”的话，遂欣然出洞，募化建寺。这一片山林本属青阳老田村吴尔俊所有，“穷算命，富烧香”，吴尔俊本为富豪，献山建寺的事儿自然愿意，况且这块儿地是玉琳国师选中的。

　　设计、备料等等，一切都停当了，于是定下日期，准备开工。山中本来就露多，清早视之，满山的松针挂满露珠。太阳出来了，早上那淡淡的阳光照在露珠之上，映出无数个小太阳。这情形本并不少见，但劳碌的人们谁有欣赏这丽景的雅兴呢？常见反而无睹了。洞安法师一说，人们这才发现原来露珠竟然是这般的倩靓。于是，人们说不清是为了纪念自己（现在才发现露珠竟然如此美丽），还是为了纪念露珠（使人们发现了平凡中的不凡），反正，这寺庙因这露珠而取名叫甘露寺。

　　每一次有客人来此参观，我都要为他们讲述这段故事。我的普通话不好，不知道来自天南地北的各方人士是否到底全然听懂了，但我讲得很动情。最后我总要自豪地引用前年圣一法师说的一句话：“甘露寺的最先祖师是玉琳国师和洞安和尚。”那一回，一位法师问我：“你次次讲这段故事不嫌烦吗？”我吃惊地睁大眼睛：“做为甘露寺的僧人，我怎敢忘记这两位老和尚？”

　　每一次听到客人们赞叹甘露寺这片地方山水环绕，竹林、桂花、玉兰、芭焦，我总要郑重地告诉他们，甘露寺的价值，不在于风景秀丽，而在于此地高僧辈出：

　　最先应该述说的即是洞安禅师。洞安禅师建成了甘露寺，劳苦功高，何况他在此之前，居伏虎洞二十余年，禅定功夫不仅为世人称道，而且老虎也被其德行感化，为他守门（新版《九华山志》第二五四页）。“池州太守喻成龙闻其德行，深加敬礼”。洞安禅师接待云水僧人，十余年间，两次登坛说戒，而后让贤，仍归伏虎洞，直至八十岁入灭。洞安禅师是曹洞宗第三十代祖师，世称洞安灯禅师。

　　星转斗移，到了乾隆年间，住持优昙法师，开坛传戒，当优昙法师大座传戒之时，著上佛衣，人们看见自他头顶放出层层光辉－－这只是传言，是否可靠，我也不知，但至此甘露寺成为与祗园寺、百岁宫、东崖寺并称的四大丛林，倒绝对是事实。优昙法师是曹洞三十五代祖师，人称优昙华禅师。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圣传法师做了住持。圣传法师生于一八二八年，六岁出家，十九岁求授具足大戒后，到九华山“研读大乘诸经，皆有会通”，而后遍谒名山，参诸知识，后来三度开坛，度弟子四百余人，“宏宣律学，远近闻名”（黄山书社一九九0年版《九华山志》）。

　　还有青莲法师（曹洞四十一世，称青莲洪禅师）、恩浩法师、大慧法师、妙林法师、法源法师（曹洞四十三世，称法源通禅师）、大航法师等等，这历代老和尚在九华山历史上都是占有一定分量的高僧。最值得一提的是清德宗光绪年间的老都监常恩和尚：

　　要说老都监常恩和尚，他的事迹还真不多。人们只知道开始时他是在香积寮烧了三年火，而后管理菜园、照看山林等。其它的事迹呢，无非就是不浪费丝毫的粮食，别人吃剩的饭菜，他收起来吃掉；不让别人伤害小生命；见有人偷寺庙的财产不是劝说，而是给你磕头，磕得你自己也不好意思。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和尚，修成了肉身。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肉身就被毁了，但老和尚的一些事迹还在当地人们的心目中保留着，他们一提起老都监和尚，就打心眼儿中服气。“我爷爷见过老都监和尚！”－－现在人还以祖上曾亲见过老都监和尚为荣！那么我呢，也应该以房间就在常恩和尚肉身供养地面前而自豪！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甘露寺经过了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期间数度兴衰。咸丰年间、同治年间，都遭到兵燹，更有文革时的彻底摧毁。房屋殿堂被毁了，那就重新修建。驱逐僧众，但驱不去人们心目中的佛祖。文化大革命时，大幸师太，不向邪恶低头，“只要有我一个人在，你们总不能让我住在露天地中，哪怕只给我留一间小屋，甘露寺就没有毁完！”红亭子烧了，殿堂烧了，肉身烧了，大幸师太一个人苦苦撑抵，十年时间终于捱了过来。文革结束了，到一九八九年，九华山佛教协会重新修建了甘露寺。玉琳国师所开创的道场得以保持，大幸师太功不可没。

　　还有当代高僧，仁德法师，临济宗第四十五代传人，他站在一个历史性的高度，提出：为了使九华山的佛教事业后继有人，开办佛学院，培养佛教接班人。九华山方圆一百二十里，甘露寺做了培养人才的基地。圣辉法师，是九华山佛学院首任副院长，可以说为了打开佛学院的局面，做了一系列的实际工作，一切规矩，板板眼眼。现在，圣辉法师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他仍时刻关心着甘露寺。

　　如今，甘露寺有近百名年轻僧人，这群人中，各种人才齐全，他们是将来佛教的栋梁，他们是以后的“玉琳国师”、“洞安禅师”、“常恩和尚”……

　　江山还须文人捧，我只是“准文人”，捧不了甘露寺，但以此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