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池明：印祖故事 77、修订山志满夙愿，力显大士慈悲力

　　一、普陀山志的修订

　　印光大师在普陀山驻锡数十年，修订《普陀山志》是他的夙愿，但是自民国七年下山印经弘法之后，一直法务繁忙，未能做这件事，直到在报国寺闭关之后，才完成了这件事情。

　　修订旧志最早是由安徽无为人陈锡周居士劝请的。民国六年（1917年），王采臣、周孝怀、陈锡周三位居士到普陀山拜访印光大师。王、周二位居士认为普陀为观音大士圣道场地．中外景仰．应该讲经弘法。请印光大师发心讲经．他们愿意筹备道粮。大师以固陋力辞。

　　陈锡周居士则说：普陀山志很久没有修订．板已模糊．师父若肯修订．我当出资刊刻。

　　大师说：“此事颇不容易，若照旧例，则文人皆能为之。若将大士往劫本迹修证，及此方感应事迹，一一略叙大端。令阅者咸知大士恩周沙界，慈济无疆，从兹发起正信，身心归依，近获人天之福，远证菩提之果者，非遍阅大藏，备考群籍不可。若不发挥大士本迹感应诸事理。则成遗主志宾，舍本逐末，与寻常山经水志何异。何以显普陀为大士应化道场，又何以显大士为法界众生之大慈悲父母，而与娑婆众生，因缘最深也。然（光）以宿业，致令心无知识，目等盲瞽，尚须忏悔一二年，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目明时，当不惜身命，勉令成就。如其业重，不能感格，当往江西，求黎端甫居士，代为了此公案。此公学贯儒释，笔超侪伍，必能发挥大士之慈悲心迹也。

　　民国七年（1918年），徐蔚如居士刻印《印光法师文钞》流通，大师名闻于世，因此问道者络绎不绝，从兹信札来往，日不暇给。八年春间，黎端甫居士归西，大师请他修订普陀山志的打算也落空了。

　　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定海知事陶在东公来普陀山，对大师说，山志流通，令人由信向而改恶迁善，返妄归真，实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急宜重修。大师以陶公护法心切，救世情殷，即令普济，法雨两寺主人，恳请陶公亲自担任修订的主编。陶公以公事无暇，于是请邑绅王雅三先生担主编。一切事宜，外有陶公，山有开如退居，商酌料理。大师以无暇，绝不过问。1923年，陶公升于杭县，犹复鱼雁往还，与印光大师商酌山志的编辑办法。印光大师与陶在东在修志体例上意见不完全一致，与王亨彦修志的思想取向也不太相同，印光大师着眼于弘扬观音菩萨的慈悲精神和感应事迹，王先生则因为不信佛，仍然是传统儒生山经水志的修志思想。陶在东提出折中办法，分内外两篇，内篇是许止净居士编辑的《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外篇是对原山志的修订。实际修订过程中，由于印光大师几次提出意见，王氏不能采纳，大师于是干脆完全不过问。

　　民国十三年（1924年），王亨彦完成了《普陀洛迦山志》的修订，为印光大师也作一传，大师极斥其非。王亨彦于儒可称博洽，于佛未涉门径。印光大师对这个版本并不满意。书稿放大半年后，山中长老请大师鉴定，大师以刻印流通各经书事繁，无暇顾及。

　　民国十七年（1928年），王亨彦修订的《普陀洛迦山志》刻印出版。大师要求王亨彦所录印光之书并名者，通通删去，故此书绝无印光法师的名字。

　　民国十九年（1930年）掩关报国寺后，大师方得暇对王亨彦所修的《普陀洛迦山志》重新修撰。更名为《普陀洛迦新志》。大师谦德，未将自己名字列入修撰作者中。德森法师在九华山志新编后跋中指出：“老人全不露有改正之迹”。该版本卷一署名“彭泽许止净敬述，古翁山王亨彦辑”，其它卷署“古会稽陶镛鉴定、古翁山王亨彦辑”，实则应再加上“释印光修订”，才符合整个修撰情形。

　　民国二十年（1931年）仲夏（五月），《普陀洛迦新志》由上海国光印书局印刷，国光印书局和弘化社藏版，国光印书局、弘化社和普陀山同和号和锦泰号流通。大师所用序仍用民国十三年所撰的《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缘起序》，列为序四。序题下注明“此序虽为流通单行本颂文而作。实于修志撰颂各缘起，言之綦详。”并增加了大师修改后的观音赞：“观音誓愿妙难思，赴感应机不失时。救苦寻声磁吸铁，现身说法月印池。尘刹国中咸事济，娑婆界内更垂慈。深恩穷劫莫能赞，冀愍群萌普护持。”各卷卷末附录了一些观音灵感见闻事迹。

　　普陀洛迦新志例目介绍：“普陀之名，原由大士而著，实以大士为主体。今辑山志，应先从大士本迹感应叙起。故将许止净居士所撰之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列于第一，名本迹门，为一卷，是为内篇。其下形胜灵异等十一门，各为一卷，是为外篇。内外共十二卷。则佛恩之洪深，道场之原委，均可悉知矣。”

　　印光大师修订普陀山志的贡献是，在旧志的基础上补充了观世音菩萨往劫本迹事理及此方感应因缘，阐明了众生与观世音菩萨感应道交的基本原理，从而弘扬了菩萨慈悲利生的精神，使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因缘传承不绝。

　　如大师将《石印普陀山志序》收入新志，该序阐明了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种类和原理：

　　“其感应之迹，有显感显应，冥感冥应，冥感显应，显感冥应，亦冥亦显感而显应，亦冥亦显感而冥应之不同。（显感显应者，现生竭诚尽敬礼念供养，即蒙加被，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及业消障尽，福增慧朗等。冥感冥应者，过去生中曾修竭诚礼念等行，今生虽未修习，由宿善根，得蒙加被，不知不觉，祸灭福臻，业消障尽等。冥感显应者，宿生曾种善根，今生得蒙加被。显感冥应者，现生竭诚礼念，不见加被之迹，冥冥之中，承其慈力，凶退吉临，业消障尽等。亦冥亦显感而显应者，宿世曾种善根，今生竭诚礼念，显蒙加被，转祸为福等。亦冥亦显感而冥应者，宿世曾种善根，今生竭诚礼念，冥冥之中，承其慈力，获种种益也。了此则知功不虚弃，果无浪得，纵令毕生不见加被之迹，亦不至心生怨望，半途而废。感应之道，微妙难思。略书梗概，以勖来哲。）其应之大小优劣，在其诚之至与未至而已。纵令心不谛信，致诚未极。但能一念投诚，亦必皆蒙利益。但随己一念之诚，而分优劣，不能如竭诚尽敬者蒙益之殊胜超绝耳。如昏水中，亦有月影，但晦而不显。盲人虽不能亲见月光，又何尝不蒙其照烛也。”

　　总之，观世音菩萨的灵感有六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二、《清凉山志》、《峨眉山志》和《九华山志》的重修

　　《普陀新志》完成后，由于李圆净居士的启请，大师又主持完成了《清凉山志》、《峨眉山志》和《九华山志》重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上海李圆净居士来报国寺拜访大师，提出：“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实为一切众生之恃怙。师在普陀，曾请许止净居士，作观音本迹颂，发挥观音之深恩重德，至为周到。师又另修王雅三所修之普陀志。何不将清凉，峨眉，九华志，亦按此例而修之乎。况清凉志，亦无请处，而体裁尚好。峨眉志，则只是志山，不复以发挥普贤之道为事。九华志，则更可痛叹。当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极之时，固宜亟亟修而流通，以作挽回之据。”大师接受了李居士的建议，于是请许止净标示提纲，大师亲自修治，德森法师和陈无我居士担任校对。

　　修订《清凉山志》过程中，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大师应华严岭僧瀞栖法师的请求，撰写了文殊菩萨赞：“文殊菩萨德难量，久成龙种上法王。因怜众生迷自性，特辅释迦振玄纲。为七佛师体莫测，作菩萨母用无方。常住寂光应众感，万川一月影咸彰。”

　　修订过程中，一方面增加菩萨圣迹一门，同时纠正旧志的讹误。如《峨眉山志》菩萨圣迹门包括六章, “一释名，略释普贤名义。二修证，节录悲华，楞严二经，以明菩萨因地修证工夫。然据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则菩萨久已成佛，其本地非佛莫知也。三德相，略引华严经，称赞菩萨不可思议神通道力。四法要，略明菩萨所说法要。而普贤行愿品，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普劝善财，及华藏海众，一致进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而为华严一经之归宿。是知此一卷经，大开净土法门，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三根普被，圣凡齐摄，末世行人，皆当依止。故录其全文，以期同登莲邦焉。五利行，节录法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略明菩萨卫护行人之事。六应化，明菩萨证穷法界，故于十方法界，随类现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故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萨道场。然欲众生投诚有地，故特于峨眉山，示应化焉。”

　　《峨眉山志》没有完全修订完，大师的目力又受伤了，所以接下来的工作主要由德森法师承担。特别是《九华山志》，主要由德森法师修订。德森法师在《九华山志》新编后跋中说：“老法师近年印行各书，多其自行订定底稿，森与陈无我居士助校对。及峨志尚未订完，老人目力锐减，由森逐一奉命以蒇其事。至兹志，但由许居士标出编订大意，一切订定安顿手续，老人目力日差，概命森次第料理。森本苦恼谫陋，何堪胜此重任。幸李居士征集书籍颇富，许居士标明大意甚妥，及森常在老人座下，随时可以请问。但各门多须重新编辑，实非清峨略修之比。”同时，德森法师由于为保护江西寺产而奔走数年并生病，所以《九华山志》迟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才最终完成。

　　佛教四大名山的修订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意义在于：使四大名山，同得良好志乘，使未读佛经之士，也有了解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士助佛宣化、救度众生、不可思议之大威神力，并知四大士之殊胜道场，渐增信仰，佛法前途，也多有赖于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