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洲：三传圣教求法记 四、草根人类学家（一）助学

　　短期出家舍戒之后，因为和克木小和尚就读的曼暖小学的校长有约定，我首先考察他们学校在纳版河的分校。分校位于纳版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周围都是茂密的雨林，一派旖旎的热带风光。学校的学生来自周围的山寨，包括拉祜、布朗、彝、瑶等少数民族，以拉祜族居多。那里的孩子一年中有半年不能保证吃饱饭，午饭的菜常常只有一个洋芋汤，但是在那里我却见到了最灿烂的笑容。粗大的三角梅树下，玩耍的孩子们尽情的欢笑打闹。我之前也在都市的小学里的搞过国学教育，都市的小学生脑子里不乏古怪的知识和莫名的道理，但是随着年级的增长，脸上却越来越少有这样天真的笑容，不需要逗弄和理由的笑容，这本来是这个年龄最应该具备的东西啊。

      夕阳西下，要吃晚饭的时候，孩子们排队去打饭，我给他们拍合影。看到我举起照相机，他们都特别有灵气的坐在柴火垛上，开心的举着饭盆，神态各异，根本不用我去安排，就形成了一幅温馨优美的图画。

　　我又去考察贫困学生的家庭，学校为了加深我的印象，特意选择了一些“不满百”的家庭。所谓的不满百不是指收入不满百，而是全部家当不满一百元！茅草棚，土地面；一个暖瓶、两个破旧的被子，几件厨具和洗漱用品就是全部家当，不用计算，肯定不满一百元。我们到的时候，家里的女主人——一位三好学生的母亲——正在做饭。我在一边听着介绍唏嘘不已的时候，她抬起头笑着看着我，目光没有任何自卑，也没有为贫困的现状找什么理由，而是热情的邀请我一起吃饭，弄得我反倒有点不好意思。

　　这些事情都在洗刷我的内心，给我很多启发，不过那时我并没有总结出什么道理，只是这些经历让我告诫自己，因为钱带来的优越感是很愚蠢的东西。

　　我收集到足够多的学生资料，就在纳版河设立了一个贫困助学资助点，这是我为基金会做的第一个项目。

　　接下来去文山，依然是和山区的壮、苗、瑶、彝等少数民族打交道。山民的淳朴和坦荡令我感动，在青山绿水间穿行，也常会遇到令人惊讶的风景。有时碰到下雨，就在学生家里喝着烤茶，避着雨；等雨停了，走出院子，山里的空气清新得直入五脏六腑，竹林青翠欲滴，白云缭绕下，数间暖色的土坯房子静静掩映于莽莽大山之间，在山路的转弯处，身着鲜艳的服饰瑶族老妈妈牵着黑色的水牛缓缓出现，在无边的景致中只是那么一小点，让我瞬间领悟到一种人和自然内在的和谐之美，那种似乎只存在于宋代山水画中的梦幻般的美丽。因这山水钟灵之气的润泽，大山里的孩子目光也往往澄澈有神，面对生活的艰辛，心胸如大山般宽广、意志如大山般坚定，让我常有留下来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冲动。

　　助学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为了保证资助到最需要资助的孩子，我们的基金会没有简单的把钱交给有关部门，而是采用家访这种最笨的方式。有时候走十几里山路只是为了到一个住得远一点的学生家看看，有时需要坐车一个小时再下来走上好一段山路，这种在劳力和经济上看来效率很低甚至有些得不偿失的方法，却让我很容易收获最真诚的交流，相互理解的眼神和尊重的话语才是这工作的真谛。那时我常常想，要是多一些这样用笨办法做事的人，这个国家可能会更让人尊重。

　　在麻栗坡我认识了大学生西部志愿者小丁，他当时被分配到当地某部门做干事，利用空闲时间为基金会收集了很多资料，考察的那几天我们都吃住在一起，聊得很开心。虽然助学工作有些辛苦，能为贫困家庭改变现状尽一份力，我们都有一种欣慰。刚刚面对基层的做事方式，小丁很有一些迷茫，理想正在向现实调适，在内心意愿与环境压力之间，常常会有不知如何取舍的彷徨。无论怎样，人在年青的时候能做这样一些事儿，即使以后被麻木和荒诞包围，内心深处总会有一丝温暖的东西，来支撑做人的尊严。

       我在贵州遇到的小陆，也和小丁一样是西部志愿者，对贫困助学的热情非常高，利用业余时间把他所在乡周围所有的小学都走遍了，而且创造性的发展了几个本地的志愿者，除了和我们基金会合作，还和其他的助学机构积极联系。看到这样一些年轻人，我不禁感慨，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多么宝贵的资源，如果被世故磨逝而荒废，将会是多么大的浪费。印象颇深的是那天喝的满面通红的乡长拍着我的肩膀说的话，“你们做的是真正的好事，我羡慕你们，要是能天天做这样的事，一定能活得长。”

　　在贵州认识的另外一个帮助基金会工作的年青人是伍宁，他到不是西部志愿者，而是当地的老师。遇到伍宁是在古镇郎岱他家的老房子里，房子的屋檐飞挑，白墙斑驳，外探的马头墙很有点江南水乡的味道。院门口挂着一幅红纸写的对联：

　　“愧无百辆迎之子

　　喜有三星在户庭”

　　横批是“红莺天喜”

　　“怎么，你刚结婚吗？”在这西南山区的古镇里看到这诗经中的典故，想想都市里大吉大利大发财的对联，很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怅惘之情。

　　“有快半年了。”伍宁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

　　他的老婆从里屋走出来，不是一般的漂亮。

　　他们两个都是布依族，不过现在从穿着到平日的生活习惯和汉族并没有多少不同。

　　弟妹的手艺不错，很快一桌饭菜就准备妥当，伍宁请我喝酒，短期出家后我还守着五戒，笑着推辞了。他到不以为意，自斟自饮起来。

　　“前些年我去过广州和深圳。”他对我说。

　　“是去做什么。”

　　“打工，做生意；那边太热啦，住不下，还是这里气候好。”伍宁似乎对山区的生活很满意。

　　“没本事就说没本事嘛。”老婆在一旁揶揄他，他一点也不生气笑着说：“没本事也不一定是坏事。”

　　他向我介绍这古镇的历史和典故，又聊老百姓的生活和助学的经历，慢慢的酒意阑珊，他夹了一块腊肉到我碗里，对我说：

　　“只有读书，到外面打工才好找工作，至少要读到初中吧。”

　　“是啊，所以助学对孩子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老兄你见多识广，我问你，到外面打工挣钱，又是为了啥呢？”

　　“为了生活好一点呗。”

　　“我觉得像我现在这样，当个老师，每个月拿点工资，整天和孩子在一起，空闲时间可以写字画画，生活得就很好。”

　　“你有工资当然这么想，要是像陇脚的老张那样，你还能这么逍遥。”他老婆对他的观点不以为然，老张是民办教师，白天在学校教课，收入少得不像话，晚上还要到一个仓库去打更值夜班。

　　“我不是反对出去打工，前些年我也倒药材，和我一起弄的好几个兄弟现在都发财了。发财了又怎么样，那种生活让我过我还不稀罕。也不知是怎么了，以前大家评价一个人有很多方面，现在只有一个方面，就是钱有多少。”

　　“而且很多出去打工的，过的并不那么好。出去也是无奈吧。”我点点头说。

　　“不瞒你说，我在城市里还真是不适应，不是说天气不适应，是那种生活不适应。人都像着了魔，停不下来。”小伍说了实话，斜靠在竹凳的靠背上看着屋顶，“这老房子冬暖夏凉，住着满舒服的。说不定过几年成了文物呢。”

　　“你是看你的老庄书看傻了吧，有钱的谁不建新房子。”尽管他的老婆总是在批评他，但从语气中，我听得出，她懂小伍。

　　“是啊，如果多保留点老房子，说不定这里能发展旅游。”我对他们说。

　　“我不搞旅游，我就这么住着，时常修补一下，将来再传给我儿子，我孙子。”小伍喝得满面红光，说话也有了底气。而我要到几年后才明白，比起那些不遗余力去搞开发赚钱的人，中国太缺乏这样的人了，这样的人是中国的财富。

　　吃过饭，小伍带我在这古镇里逛逛。经过老张值班的仓库时，他骑着自行车刚到。这个朴实的汉子，不仅靠打工的收入来保证正常的教学，他甚至还自己凑钱修了一座石桥，这样即使在雨季水大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学生过河的安全问题了。我对他充满敬意。老张请我们和他一起吃晚饭，我们告诉他已经吃过了。小伍说，老张的夜班工作到还算清闲，晚一些的时候大铁门关上就睡觉了，也是有人听说他的事儿，照顾他安排了这样一个工作。

　　我们一点点走上镇中央的一个小山包，这个小山包现在是个公园，一层层的石阶通到山顶。山顶是八十年代用水泥修的长廊，我们坐在那里歇息，凉风轻拂，小伍酒意渐消。

　　“这里过去都是年青人对歌的地方，男的坐这边，女的坐这边。”小伍对我说。

　　“现在还有人对歌吗？”

　　“都去打工去了，对什么歌，打工后在外面结婚的也有。”

　　我望着空空荡荡的长廊，想象对歌的热闹场景，有点兴味索然。

　　“不过我还是把老婆唱回了家。”小伍有点得意，索性吼了几句：

　　“山上木叶一大堆

　　可惜阿妹不会吹

　　等到阿妹会吹了

　　山上木叶化成灰

　　……”

　　在他身后，夜幕下，古镇星星点点的灯火已经点亮，透过那些风韵犹存的老房子发黑的木窗格，透过那些新建的水泥房子的铁窗栏，错落的闪耀在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巷道边，诠释着千年之变中的一幕幕人生悲欢。

　　当某个特定的场景在你的心中留下微妙的痕迹，就会延续出一系列相关的事件，这也是佛教观察缘起的一种方法。自从和小伍在那山上吼了几嗓子之后，在助学之路上我遇到了更多令我惊讶的事件。

　　刚结束了一个教学点的考察，有人推荐我到几十里外的另一个搞旅游的村子参观。我到的时候，正好村子里在祭祖，不过这并非是因为碰到了祖先的祭日，而是因为碰到城里来的旅游团，祭祖这件事已经成为旅游的表演项目，800块钱表演一次（原来是600），只要有人出钱，随时可以演出。从领导到当地老百姓居然没几个人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合适。想着为了800块钱，老祖宗们隔两天就又被劳动大驾折腾一次，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接触少数民族多了，我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充满敬意，不再会用“落后”之类粗暴的判断来贴标签，因为“先进”文明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怀疑。在考察工作间歇，我抱着学习如何保护民族文化的目的来到某生态博物馆（实际就是个少数民族村子），却发现把生活变成博物馆这个点子彻头彻尾的失败了，在他人的猎奇目光下，老百姓过着演员一样的生活。在老乡身心倍受折磨，生活不堪骚扰的时候，筹办博物馆的国外专家提出的建议是：只要有人给你们拍照，就管他们要钱。这种把人异化成观赏对象之后无法收拾，再用试图以灌输功利之心来解决问题的做法令人无语。真不知道这些专家想要干什么，或许他们最应该被关到博物馆里。

　　最令我震惊的事情发生在某大城市的民族园里，一位彝族的老毕摩（大巫师）被搞过来表演节目：用舌头舔烧红的铁棍，这种代表毕摩能力的仪式被开发成了表演项目。来看表演的人还真不少。一天表演十几场，老毕摩舌头都木了，坐在宣传广告下不停的喝着浓茶。办表演的经理在一旁得意的说，他既发扬了民族文化又赚了钱。先前以为只有在童话里才能遇到的荒诞故事居然活生生的发生在我面前，握着老毕摩粗糙的双手，我差点掉下泪来。没有信仰的人啊，不知道还能做出什么事来。

　　助学工作的后半段，我经常会碰到这些令我困惑的事情，觉得心里难受，却和人无法交流，现代文明是文明还是野蛮？背后的驱动是什么？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合理性在哪里？用先进和落后的时间观的霸权来评判生活意味着什么？老百姓有没有“不被发展”的权力？这些问题时常会浮现出来。另一方面，从那些山区的百姓那里，我却学到很多：真诚，坦荡和感恩。颇令我感动的是，无论碰到多么贫穷、命运多么悲惨的家庭，我却从来没有听到一句抱怨，这在城市里是不可想象的。

　　越到后来，我的心气儿越平淡，也没有了拯救者的姿态，这让我更能听懂他们的想法，也对现代的城市生活多了很多反思的视角。印证着我最开始回国时的思考，人可以有很多种生活和思维的方式，只不过我们太沉溺于自己的角色，听不到也看不见之外的世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最后一站我来到了黔西北的草海。草海在NGO的圈子里名气很大，一开始是因为要保护黑颈鹤这件事而引起了一些人的重视，后来各种环保和扶贫的团体都开始关注这个地方，并且设立了项目。有了先前一段助学工作的经验，我在草海的工作进行的也比较顺利，很快就在离草海几百米的一个小学设立了项目。在草海考察的那一段时间，我也发现很多团体设立的项目都有些想当然，有些项目只是想到那里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当地老百姓既缺少了解又缺乏沟通，再置身于基层的利益关系里，往往收效甚微。多希望那些人都能到老乡家住几天，先把自己预设的想法放一放，吃完饭坐在火塘边认真的听听他们的想法；因为不管聊些什么，都远比去实现你脑子中的伟大计划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