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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证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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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道路，不时会遇到许多坎坷和波折。有的是人为造成的，我就曾有一遇，它给我的身心带来过深重的痛苦。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1973年阳春三月，风华正茂的我，从部队复员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军营，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武汉。按照部队的规定，到地方后必须到市区两级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办公室履行报到手续。我遵从此命，先到市里（一元路）安置办交毕档案签证，一切顺利。待再到区里（万松园路）安置办，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部队开给我的全套证件诸如退伍军人证书、行政关系介绍信、户口粮油关系介绍信、党员介绍信，均被可恶的小偷一扒而光。眼前发生的事，如五雷轰顶，我伤心、懊恼、流泪。只觉得一切都完了，多年来辛辛苦苦在部队的记录，全都付诸东流。 在计划经济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没有户口，成了“黑人”，没有粮油关系，就得掏腰包买“高价粮”，没有了党员介绍信，你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更重要的是安排工作也会泡汤。在那些日子里，我食无味、寝难眠。加之当时通讯联络滞后，部队的电话号码、电报挂号又全然不知，我深深地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家父得知此事，心里比我更难受，但老人家却把痛苦埋藏在心里，一边安慰我：慢慢来，有部队和政府，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一边又帮我出谋划策：首先从自身做起，在寻找上入手。父亲放弃了上班，同我一道，着手艰辛的徒步，沿我乘坐的公汽路线寻找证件。年近六旬的他，不辞辛劳，从清晨到傍晚，凡到公汽每一站点，古田二路、简易、航空路，都要向车站值勤人员询问打听，是否有人拾到证件。为尽快得到结果，老人家忘记了吃饭，顾不上喝水，由于讲话太多，一天下来，喉咙已经嘶哑。寻找证件仍没有结果。 父亲和我进行了第二套方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同我一道到区安置办，请求组织出面给部队发函，要求补发证件。安置办柳姓女工作人员善解人意，听完情况介绍后当即答复与部队进行联系，并以特急、挂号信函发出。我们父子俩高兴万分，一块好似千斤的顽石顿时落地。一周后部队复函，同意补发，并要我将身着军装的免冠一寸照片寄去。又是一周，我被人扒窃失落的全套证件，部队如数补寄过来。当接到这套来之不易、倾注着军地两级好心人心血的证件时，我和家人感激万分，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深为地方和部队工作人员的雷厉风行喝彩。 人生的道路，不时会遇到许多坎坷和波折。有的是人为造成的，我就曾有一遇，它给我的身心带来过深重的痛苦。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1973年阳春三月，风华正茂的我，从部队复员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军营，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武汉。按照部队的规定，到地方后必须到市区两级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办公室履行报到手续。我遵从此命，先到市里（一元路）安置办交毕档案签证，一切顺利。待再到区里（万松园路）安置办，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部队开给我的全套证件诸如退伍军人证书、行政关系介绍信、户口粮油关系介绍信、党员介绍信，均被可恶的小偷一扒而光。眼前发生的事，如五雷轰顶，我伤心、懊恼、流泪。只觉得一切都完了，多年来辛辛苦苦在部队的记录，全都付诸东流。 在计划经济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没有户口，成了“黑人”，没有粮油关系，就得掏腰包买“高价粮”，没有了党员介绍信，你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更重要的是安排工作也会泡汤。在那些日子里，我食无味、寝难眠。加之当时通讯联络滞后，部队的电话号码、电报挂号又全然不知，我深深地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家父得知此事，心里比我更难受，但老人家却把痛苦埋藏在心里，一边安慰我：慢慢来，有部队和政府，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一边又帮我出谋划策：首先从自身做起，在寻找上入手。父亲放弃了上班，同我一道，着手艰辛的徒步，沿我乘坐的公汽路线寻找证件。年近六旬的他，不辞辛劳，从清晨到傍晚，凡到公汽每一站点，古田二路、简易、航空路，都要向车站值勤人员询问打听，是否有人拾到证件。为尽快得到结果，老人家忘记了吃饭，顾不上喝水，由于讲话太多，一天下来，喉咙已经嘶哑。寻找证件仍没有结果。 父亲和我进行了第二套方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同我一道到区安置办，请求组织出面给部队发函，要求补发证件。安置办柳姓女工作人员善解人意，听完情况介绍后当即答复与部队进行联系，并以特急、挂号信函发出。我们父子俩高兴万分，一块好似千斤的顽石顿时落地。一周后部队复函，同意补发，并要我将身着军装的免冠一寸照片寄去。又是一周，我被人扒窃失落的全套证件，部队如数补寄过来。当接到这套来之不易、倾注着军地两级好心人心血的证件时，我和家人感激万分，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深为地方和部队工作人员的雷厉风行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