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江西有一位俞良臣先生，博学多才又聪明过人，十八岁就是秀才，每次参加府州县考试必定名列前茅。

　　到了壮年却非常潦倒，年岁老大，家境也不好，靠着教书为生，学生也不多。在这个时候，他与同学十余人，共同设立「文昌社」，实行“文昌帝君－阴骘文”的教训，来作心灵改革，期能改变命运。

　　明、清时代的读书人，普遍重视「文昌帝君－阴骘文」及「太上感应篇」这两篇文章。当孩子或学童在七、八岁时，家长及老师就会教他背诵此文，因这是家庭品德教育的基础，能背诵此文，在做人处世上，确实有很多防微杜渐的好处。

　　自受果报非天谴

　　再说身为秀才的俞先生，过了很多年，经过七次的考试，始终都没考上举人。他有九个儿女，其中儿子有五个， 四个夭折了，剩下最聪明的老三， 八岁那年，在外面玩耍，却失踪了。四个女儿，死了三个，除了失踪的儿子之外，眼前就剩下一个女儿了，他的妻子在这种悲痛的情况下，两眼都哭瞎了。

　　每年腊月三十，是民间习俗祭灶神的时候。灶神爷将返回天上，把这一家人的善、恶都向玉皇大帝报告。所以，从前供养灶神的对联是「上天奏好事，下地保平安」。俞先生常自反省，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大的恶事，为什么老天爷给他这样重的惩罚？似乎上天都没有保佑他，以致他的家境越来越困难。故每到腊月三十，他便写一篇疏文，焚香祝祷后，火化疏文委托灶神爷带到玉皇大帝那里。这样过了好几年，也没有感应。

　　灶神化身示其过

　　直到四十七岁那年，腊月三十的晚上，他正与妻女枯坐凄凉无奈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他点蜡烛开门，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袍子，像修道人一样打扮的人，年岁大概是将近六十岁，很有礼貌，向他一打躬作揖就坐下来，之后就介绍自己姓张，是从远路而过，听到府上有愁叹的声音，特地进来慰问。

　　俞先生见到这个陌生人，心里也觉得很奇怪，但是看看他的仪表谈吐，又好像很不平凡，所以对他非常恭敬。心想在这种潦倒的时候，那里还会有朋友来慰问？尤其是腊月三十除夕的晚上，家家都团圆，又有谁有空闲到自家来慰问呢？所以内心是非常的感激，当然对他也就很恭敬。然而有才学的俞先生，确实是满腹的牢骚，至今这么大的年岁了，仍然功名不遂。因为那时的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功名，有了功名之后，靠国家的俸禄才能养家活口；如果考不取功名，只得在私塾教书，学费却是由学生依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随力供养老师，故夫子有「穷秀才」之称。 清苦的俞先生，再加上遭遇到的种种不幸。他就说出自己生平读书与善行，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为什么到现在功名不遂，妻子不能保全，儿女夭折的那么多，衣食不继，生活也成问题。同时又说，这些年来，每年除夕都在灶神爷前焚疏，自己所写的疏文都还记得，并把疏文的意思也说给张先生听。

　　张先生说：「我对你家里的事，知道得很清楚已有很久了，你不必再告诉我。」又说：「你的坏念头太重，读书积行专务虚名，每年在灶神面前所焚的疏表，都是一些怨天尤人的词句，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这是亵渎上天！可能老天爷给你的惩罚不止如此，恐怕还有更重大的灾难在后头呢！」

　　俞先生自揣生平所为没有别人晓得，这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心里很是惊讶！但他很不服气的说：「我听说冥冥之中，都有鬼神监察，即使很小的善行，鬼神也知道，我设立文昌社这么多年，与同学们立下目标，力行善事。文昌社里订的规条，就等于法律一样，大家都要遵守，我也是遵照奉行，没有违犯。难道这些都是虚名吗？」

　　张公就在文昌社规条里，举出几桩事实来说明。张公说：「既然立敬惜字纸以维护文以载道之精神，就应当依法奉行；然而你们还是将一些旧书或写的字纸，用来糊窗子，这是大不敬。」由于过去的字纸与现在不同，从前的书籍都是木刻版本，若非真正「文以载道」的有价值文章，是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金钱去刻一本书的！「字」是一个一个「雕刻」而成的，没有现代方便的活字排版、照相制版等印刷术，可见从前刻制一本书，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既是书都是好文章，尤其是圣贤经典，书破了要修补；实在是破得不能用了，才恭恭敬敬的将它焚化，一点也不敢亵渎，目前寺庙对佛经仍一值保有修补经书的工作，这即是重道。又能「敬」才有福；亵渎、草率就是折损自己的福报。不知道的人，天天在折福！明理的人，切勿如此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