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27日，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内出土2颗红色、状如粟米的舍利，经过专家考证，这两颗成为世界上仅存的释迦牟尼肉身舍利，与北京八大处灵光寺的佛牙舍利、陕西西安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并称“海内三宝”。

云居寺出土舍利

从明日起，阔别近28年的两粒舍利将从首都博物馆地库被迎请回云居寺，进行为期10天的展出。

据当年一同出土的石函铭文记载，舍利为隋炀帝赐予云居寺保存，距今已近1400年。明朝万历年间曾出土，此后再次被封存。历经朝代更替，沧桑剧变，当地曾盛传云居寺藏有佛祖舍利，却苦无证据确认，直至1981年，当地文物研究人员在机缘巧合之下发掘出土。

外层汉白玉函（明代）

如此珍贵的佛宝究竟是如何传入中国，如何躲过战乱浩劫，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记者走访相关人士，探寻深埋在历史谜团背后的精彩故事。

据说是阿育王赠宝中国

舍利是古印度梵文名称，汉文译作“设利罗”、“室利罗”、“舍利子”，通称“舍利”。其本义指尸体或灵骨，被看做是佛教徒修行正果的象征。佛舍利特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火葬后遗存的固体物质。按佛经古籍记载分3种：白色的骨舍利；黑色的发舍利；红色的肉舍利。云居寺佛舍利为肉身舍利，即人体肌肉火化后形成的存留物质。

次外层青石函（隋代）

据印度佛经著作《阿育王传》内介绍，公元前486年，佛祖释迦牟尼在拘湿那耶城的两颗菩提树下涅槃，火葬后，留下了84000颗舍利，当时印度境内的邦国如摩揭陀国、毗舍离国等八位国王将佛舍利平分八份，建塔安奉。

公元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统一印度，为了弘扬佛法，他下令发掘佛骨舍利塔，取出舍利，分别盛入84000个宝函，分发各地，筑塔供奉。

第三层汉白玉函（明代）

云居寺申报世界遗产办公室副主任张爱民告诉记者，在东晋时代，我国境内一共有19座塔供奉佛舍利，在很多佛经中曾有过相关记载。由于1500多年的朝代更替，至新中国成立前只留下西晋会稽鄮县塔，即今浙江省鄞县鄮山阿育王寺。

张爱民说，当时除了阿育王向周边国家赠送舍利之外，还有很多印度高僧到中国传教时携带了佛舍利，以及后来我国僧人西去印度取经返回携带的佛舍利，如晋代的高僧法显，唐代的高僧玄奘。

另据《广弘明集》记载，在隋文帝即位之前，曾有一位印度沙门来到他家，送给他一包舍利，请他供奉。但从时间上和可能性上分析，阿育王赠送的可能性最大。

隋炀帝赐舍利云居寺

至隋朝年间，隋文帝杨坚笃信佛学，大力弘扬佛法，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很多寺院和佛塔。其后的隋炀帝杨广也十分崇信佛教，在他的影响下，全国自上而下均十分推崇佛教。据隋《范阳图经》记载，智泉寺僧静琬组织僧众在房山石经山上篆刻石经，隋炀帝得知后，就将皇宫内珍藏的三颗佛舍利赐予静琬，作为褒奖。

静琬得到佛舍利之后，用长宽各30厘米，通高24厘米的青石函保存，将其埋在了石经山据山顶十几米的雷音洞的弥勒佛像背后的石板底下。石函上刻36个楷书铭文：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已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主持永劫。

“大业十二年就是公元616年，距今已经有近1400年，这是云居寺佛舍利最直接、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确认佛舍利最重要的根据。”云居寺管理处主任云桂荣分析介绍。

在铭文中提到“安置佛舍利三粒”，为何现存只有2颗？这里必须提到佛舍利的二度现身。

据明代高僧释德清撰写的《涿州西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中记载，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当时的达观可禅师在清理雷音洞时，无意间发现了隋朝埋藏的石函。

最内层羊脂白玉函（明代）

佛宝出世，轰动朝野。当时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下旨将三颗舍利迎入皇宫供养三日。宝函归还后，达观可禅师发现石函内的舍利被2个羊脂玉函封藏，数量少了一颗，却多了两颗珍珠。

由于明末时局动荡，达观可禅师将佛舍利再次埋藏，同时采用了5层石函。在最外层的汉白玉石函函盖内，达观可禅师篆刻了一则愿偈：我感佛恩故，愿护佛舍利，若所藏所出，必经我心目，若违我本誓，更无藏出者，仰求圣凡等，共证我愿力，是力若不坚，当坠无间狱。

“从这则愿偈来看，说明出土时肯定是三颗，但入宫之后发生了变故，但禅师当时无法说明情况，只能用愿偈来表示清白。所以，很有可能是信佛的慈圣太后调包了一颗舍利。”张爱民分析。

究竟是太后私藏了一颗还是在归途中遗失，已经成为历史疑案，但从此这颗舍利再也没有出现，云居寺佛舍利从此只剩下2颗，保存于世。此后历经明末农民起义，清朝入关，民国建立，抗战爆发，数百年间这个秘密始终无人发现，至1942年日军轰炸房山，云居寺毁于一旦，仅存北塔和山门，佛舍利的存在更是无从考证，只有石经山山顶“施茶亭”的石碑上略有记载。

石碑铭文中隐藏秘密

1981年11月，在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的罗炤为撰写毕业论文，在云居寺遗址进行科考。在反复比对“施茶亭”的石碑和日本的相关考古记载后，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石经山可能真的存在佛舍利。为此，他找到了当时房山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沈书权。

“那是11月23日的夜里，我们在一起聊天，聊到这个历史谜团。”已经退休的沈书权回忆，当时他正在石经山主持石刻经书的修缮工程。

罗炤提到了日本1935年4月出版的《东方学报》第5册副刊内有一篇学术论文，《房山云居寺研究》，是京都大学学者冢本善隆1934年带领调查团赴房山考察石经山时的报告。里面提到了石经山藏有佛舍利。

“‘施茶亭’是明朝的善人给上山参拜的信众施舍茶水所修建的凉亭，边上有块石碑上就记载了：藏舍利于雷音洞。罗炤认为这个证据充分说明了石经山有佛舍利，并且就在雷音洞内。作为文物工作者，我们应该找寻一下。”沈书权考虑了一会儿，决定让当时云居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梅傲雪和罗炤一起，第二天进雷音洞考察。

11月24日黄昏，罗炤二人兴奋地回到营地，告诉沈书权，雷音洞内弥勒佛像背后的大方石下有秘密。雷音洞内不到40平方米，高不到3米，中间原有一座弥勒佛像，上世纪40年代初被挪走，只剩下一个基座，基座的四角各有一根千佛柱。整个洞内的地板大部分采用不规则的石块铺设，只在基座后有一块1米见方的大青石，十分规整。石缝边还采用了白石灰灌填。

11月25日，沈书权亲自上山入洞勘察，情况果然如罗炤二人叙述一样，“下面应该有东西。”多年文物工作经验告诉他，“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毕竟几百年都没人发现过，我们也就想试着发掘一下。”

11月26日，众人准备了一天。11月27日11时15分，沈书权一行7人在雷音洞开始发掘。铲掉白灰，翘起近1吨的大青石，地上露出一个半米见方的洞口，里面有一个半米见方的汉白玉石函。

“当时我们都十分兴奋啊！绝对是宝贝。抬回来打开一看，果然是两颗佛舍利。”沈书权回忆，他们还特地挑的28日凌晨开函。

房山发现佛舍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北京市文物局就指示房山文管所妥善保管。当年12月20日，佛舍利被送到了中南海怀仁堂。随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妥善保管。佛舍利被存放到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的金库内，秘而不宣。直到1987年才对外公布消息，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

首次采用高科技供人观瞻

在金库保存了20多年的佛舍利只在1987年和1999年两次向世人展示，分别在广济寺和雍和宫，引来众多信众参拜，却从未回过出土地云居寺。此次是继出土28年后首次“回家”。

2005年年底，新首博落成，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市文物局牵头，将佛舍利运至新首博地库内妥善保管。据首都博物馆安全保卫部主任陈建国介绍，地库采用了世界级的恒温恒湿技术，除了库区附近近百名专职武警和安保人员外，还采用了多层技术防盗。库门采用机械锁和密码锁，还有掌纹识别技术。库门前采用声控系统和监视系统，打开库门时有自动摄像系统拍摄。库门还采用了世界最先进的防火、防盗、防水技术。

“整车炸药都无法炸开库门，绝对万无一失。”陈建国说。除了五层石函在首博“北京通史”展定期展览外，佛舍利从未露面，此次展出机会十分难得。

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主任云桂荣也告诉记者，这次是自1999年在雍和宫接受观瞻之后，佛祖肉身舍利这一佛门圣物十年来第一次亮相于世，是极为难得的观瞻机会。从6月23日至7月2日，舍利将供奉在云居寺最大的殿堂毗卢殿内接受观瞻，并将采用特殊观瞻方式：通过安装在舍利塔内的500万像素摄像头，游客可以从舍利塔两侧的两个46寸液晶显示屏上清晰地观瞻佛祖肉身舍利，此举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只能远观、不能近看舍利真容的难题。

此外，据云桂荣透露，为了确保国宝在观瞻期间万无一失，所有游客都将通过安检后方可进入，并禁止带包进殿；上香在毗卢殿外完成，毗卢殿内观瞻区域严禁香火，未经许可不得拍照摄像，不得长时间滞留观瞻；观瞻区域要求游客仪态庄严，衣冠整齐；禁止穿拖鞋、背心入寺，寺内禁止大声喧哗。一旦人流量超过了既定规模，寺内将进行客流限制。

另据云居寺工作人员介绍，6月23日上午云居寺佛祖肉身舍利迎请仪式将严格控制现场人员数量，所有参与人员需凭证件入场。因此建议游客最好在23日中午12时以后再前往进行参观，从6月23日至7月2日的10天内，每天早晨8时30分到下午17时，民众及信徒都可在云居寺内观瞻拜谒。观瞻活动结束后，佛祖肉身舍利将送归首都博物馆继续珍藏。

云桂荣表示，目前云居寺还不具备长久保存佛祖舍利的条件。不过，世界最大的石经博览园——中华石经博览园也将于23日在云居寺风景区奠基，初步规划在地下建个舍利宫殿。届时，云居寺将向有关部门申请，将佛祖舍利迎回寺中长久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