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立国的年代(916～1125年)大致与北宋一朝相始终，疆域领有黄河以北的华北、东北地区。当年佛教盛行，高僧辈出，译经刻书，大兴寺塔伽蓝，至今佛教文物遗存尚多。

　　辽王朝虽是以契丹人为统治者，但佛教仍以汉族人信仰为主，故寺塔建筑，佛像制作等仍多出汉族艺匠之手，因此之故，要想截然分清辽朝造像与宋朝造像的特点是较难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黄河流域以北地区和黄河流域以南地区的佛像因地域关系所呈现的风格差异。

　　例如华北地区的所谓燕云十六州，位置相当今山西、河北北部，这里曾是宋辽激战的修罗场，双方进退，收复陷落无常，故这一带发现的佛像，说北宋造也可，说辽制造也未尝不可。

　　又如今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三彩罗汉坐像，过去中外学者一直将其指为宋制，近年来多将其标为辽作，其实均无不可。

　　但不管怎么说，以北方游牧民族为统治者的辽王朝地域内制作的佛像，所反映的其民族气质、审美趣味毕竟与江南宋王朝的作品有着微妙的差别。辽朝佛像至今遗存尚多。有明确纪年的石雕佛像为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昭乌达盟宁城县大明城)出土的应历七年造像，又有太康十年造多宝千佛石幢，造型上仍属北宋佛像系统。

　　辽代金铜佛像的特征比较典型，现列举六尊金铜佛像进行分析，虽然当年对这些金铜佛像的断代有所出入，但都可认为是辽代所制。现将六尊金铜佛像的照片附列于下，此六尊辽代金铜佛像有如下一些特征值得重视，并可作为辽代金铜佛像辨伪的要点：

　　第一，造像两肩宽厚，身躯饱满，上半身偏长，给人以凛凛堂堂、伟岸端庄之感，残留着唐造像浓厚遗风。如果参照于辽宁义县奉国寺胁侍菩萨、河北蓟县独乐寺胁侍菩萨、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造像以及山西应县木塔造像，便可以看出这些形体造型上的一致性。

　　第二，佛像面形丰圆饱满，肉髻低矮平缓，螺发正中又嵌一髻珠。髻珠是唐代出现的，此前偶有所见，在唐末五代以后流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发现，髻珠在辽、宋时期的佛像上都可以见到。这些佛像的脸形与发髻，与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佛像和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重熙七年，1038年)的主尊佛像很为相似。若与应县木塔(清宁二年，1056年)第一层西壁壁画主尊佛像相较，那低平的肉髻，宽阔的前额，圆形的脸庞，可看出颇有一致之处(图3一183)。

　　第三，上举数尊造像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面目五官极为相似，从那似乎是朦胧的睡眼和那修眉薄唇来看，这几尊金铜佛像竟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故推断很可能是同一技艺传承的艺匠所作，而且制作年代大致相近，不会相去太远。

　　第四，这六尊金铜佛像的莲座也很相似，均为束腰大仰莲式，莲瓣肥硕饱满，舒展自如，花瓣尖端又向外翘起，十分生动；莲座下层或为俯莲瓣或为三层台阶式。这种盛开的仰莲座在隋代以前所见似不多，这种大仰莲座在宋辽时期最为流行，且花形饱满，呈怒放状。如延安子长钟山北宋石窟佛造像均为仰莲座，大同华严寺及应县木塔的佛像座亦如是；据子长钟山石窟题记为北宋治平四(1067年)所凿(图3—177)，恰与应县木塔(辽清宁二年，1056年)始建时间大致相同，可知此种形式的莲座曾广泛流行于宋辽时代。南方地区的金铜佛像也大致如此，如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五代铜佛像。佛座平面多呈圆形或六角以至八角形，上举数尊佛座底层又有呈六花状者，很为精美，此种莲座可确认为辽代的典型佛座。

　　第五，是辽代菩萨的宝冠在形制上有特点。图3一175所示是北京故宫藏观音坐像，头戴高耸的宝冠也很引人注目。这种高冠与大同华严寺胁侍菩萨所戴高冠极为相似。相较于宋朝地区的菩萨，如延安宋代石窟的菩萨像和许多遗存至今的宋木雕菩萨则多为高发髻上笼花蔓冠，或者犹如贵妇人的凤冠，很为华丽繁冗。辽代菩萨虽也有花蔓冠，但较之宋代佛像显得朴素，雕饰也较简单，冠的高度也略矮，不及宋朝佛像花冠那样高耸巍峨，辽代典型佛宝冠可参见辽宁义县奉国寺的胁侍菩萨，以及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胁侍菩萨宝冠多呈三枚叶片状。这种形似箝筒状的宝冠很难在宋代菩萨的头上看到，实际上辽代菩萨的冠饰，当是辽代贵族所戴的高冠的借用。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辽代银冠和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双龙宝珠文银冠(高19厘米，径20厘米)则恰与辽菩萨所戴冠式相似，北京故宫藏菩萨像虽无纪年，从各方面推断以及从冠式来看，亦应为辽作。

　　第五，是曲蛇状衣纹。曲蛇状衣纹是从衣纹角度鉴定辽佛有一个有力的、重要的依据，其方法是仔细观察这组金铜佛像，在两小腿部分均各有一条婉曲如小蛇状的衣纹，曲折生动，其弯曲的弧度和走势各尊也颇为相似。也许有人会说，这组佛像可能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因而有如此相同的处理衣纹手法。那么这种曲蛇状衣纹是否是一种有辽代特点的工艺手法呢?

　　为了证实这种手法普遍存在于辽代佛像上，而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我们可对照一下辽代木刻佛经《大法炬陀罗尼经卷十三》经首佛画。此经卷系1974年7月在山西应县木塔第四层主尊释迦腹内发现的，同时还发现了《契丹藏》13卷及其他35卷辽代刻经。据内中《称赞大功德经》卷末题记，知为统和二十一年(1005年)于燕京(北京)刻印完成的。从经板样式相同来推断，这些经典大致是同时代刻印的。

　　仔细观察这些辽佛经图画，主尊佛像趺坐于大仰莲佛座上，腿部也恰好有对称状的蛇状衣纹各一条，其走势和形状与佛造像上的衣纹颇一致；又同时发现的《炽盛光无曜图》其腿部也各有对称状蛇纹一组。

　　另外，应县木塔第一层西壁壁画，其说法相像的衣纹，不仅在腿部能发现此种曲蛇纹衣纹，甚至在上衣袖口上也能清晰可见(图3—183)。从其他存世辽塑来看，应县木塔的塑像上也时可发现此种衣纹。虽然这些佛像经后世有所修补，使此特征有所减弱，但华严寺薄伽殿内趺坐菩萨的腿部上仍可清楚地看到这种衣纹。

　　据此而推断，这种曲蛇状衣纹的表现手法，应是广泛流行于辽朝境内，特别是流行于华北地区的一种衣纹形式。虽然阿弥陀不可以用它作为标准来检验所有的辽代造像，但凡具备此种衣纹的佛像都可考虑为辽代所作。由于辽朝地域广阔，工匠传承手法必然不尽相同，特别是东北地区的佛像不具备此衣纹的例子很多，如辽中京大定府址出土石造像(应历七年，957年)及多宝千佛石幢上的浮雕造像(太康十年，1084年)都不具备此样式衣纹。

　　这种曲蛇状衣纹，最早发现人是美国的辛库曼fDr．Laureuce Sickman)先生，虽然辛库曼先生没有提出有明确纪年的作品，但遍查辽代造像，这种曲蛇状衣纹是判定辽造像的相当有力的依据。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受天津文物公司的邀整理库房，发现一尊典型的辽代金铜弥勒菩萨坐像，金色完美，做工细腻，如今已成为他们的镇库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