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法显大名 促仙堂旅游 |
 
借法显大名 促仙堂旅游 马鹏飞 一个好的文化品牌,是一个地区的一张靓丽名片,打好一个文化品牌,对于提高一个地区的知名度,促进当地经济文化旅游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早在2003年,襄垣县委就曾提出,襄垣要发展三产,必须打好两张牌,一张是法显牌,一张是潞矿牌。这里,我想就如何打好法显牌作一简要探讨。 一、打法显牌,就要叫响法显出生在襄垣,出家在仙堂。 我们要打法显牌,首先要弄清法显究竟是否襄垣人,在哪里出家,在哪里修行。关于法显的原籍,《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都说法显是“平阳武阳人”。“平阳武阳”是历史地名,究竟指现今何处?权威性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1、日本学者足立喜六、长泽和俊、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在《法显传考证》、《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本法显传校注》、《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中都注明“平阳武阳”乃“今山西襄垣”。 2、中国最具权威的工具书,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1979年版《辞海》中是这样介绍的,“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 3、《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关于“武阳”解释有三说,其中之一为:“在山西襄垣县,产煤,已开”。 4、《中国十大高僧》一书中亦说法显是今山西襄垣人。 以上可以看出,法显是襄垣人是早成定论的。但近几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襄垣县历来属上党郡,而非平阳郡,襄垣历史上也没有叫过“武阳”,不知诸书中为何将“平阳武阳”置于“今山西襄垣县”,又说“平阳武阳”之“武”或为“平”之误,进而提出,法显为平阳郡平阳县人,在今山西临汾西南。 这些学者用“不知”、“可能”、“或”来否定《辞海》和足立喜六、贺昌群等大学者的考证,提出了猜度性的结论,其荒谬程度不言而喻,试问,像足立喜六、贺昌群这些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会随随便便定一个地名吗?《辞海》这样一个集大成的书会轻易决定一个名人的出生地吗?显然,这些提出“新观点”的学者自有他们的无知之处。 就“平阳武阳”和襄垣的关系,我们在此摘录几条证据: 1、据乾隆襄垣县志载:周敬王十二年(前508),襄垣地属平阳。明代诗人王思诚过襄垣县时曾作“过襄垣诗”其中一首云:“市井移今县,荆榛满废州,城因襄子立,庙为慕容留,上党新支属,平阳近甸侯,壁向多墨迹,磨灭几千秋。”这里“上党新支属,平阳近甸侯”的意思是说,襄垣现在属于上党郡治,过去却是平阳(临汾,尧时的都城)的近郊,是隶属于平阳郡的。 2、法显时代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是战乱年代,政权更替频繁,地名更改不断,行政区划十分纷乱,且十六国历时不过百年,大多政权非常短暂。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正所谓朝秦暮楚。上党郡和平阳郡又是近邻,某个时期襄垣属平阳郡管辖是很有可能的。 3、乾隆旧志卷八中载有清朝诗人陈于廷《古韩书院》诗,其中有“武阳治行张九济,平阳化俗赵尚宽”。古韩是襄垣的别称,这里作者借古韩书院(由县令出资兴建的学校)来歌颂武阳县令,可见襄垣县即武阳县。 4、据史料载,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勒曾战于上党武阳。那么,这里的武阳指的是哪里呢?石勒是羯人,出生于武乡,武乡与襄垣接壤,在襄垣的西营镇有石勒城,相传是石勒屯粮草的地方,至今城址犹在,说明石勒曾在附近征战,上党再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可见武阳即襄垣。 不仅以上的证据能证明法显是襄垣人,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方面加以佐证。 1、襄垣县虒亭镇有一自然村龚家沟村,据原襄垣县政协副主席邱占歧先生考证:法显就出生在该村。该村二十多户,已无龚姓,但龚家沟之名一直未改。走访该村年长者,传说该村曾出过一个京师大和尚。现上海生物研究所离休老干部武彦学,曾任襄垣县长,他很早就听说龚家沟出过一个有名的大和尚。1958年修龚家沟水库时,将村边一个关帝庙拆毁,庙上有块红砂石功德碑,当事人邱伏明拿碑修了鸡窝,因修新居不慎将碑丢失,他讲,碑上多是姓龚的,近年,又在农建中发现了龚氏墓地。据此推断,龚家沟出过的“京师大和尚”就是法显。 2、据《龚氏家谱》记载:“余龚氏爰居斯土,耕读相承,子孙接续瓞绵,延上世原居司马,公生数子无成,后将次子送交和尚……”这里的记述与《高僧传》中关于法显身世“有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担心他早夭,三岁的时候,把他度为沙弥”的记述十分吻合。 3、沁县南涅水发现的北魏石刻中有一尊法显造像,有身无头,上面刻着:“武定三年九月十五日比丘法显为无边法界众生造像一区所供养”。沁县与襄垣相邻,历代行政区划交叠,在沁县发现法显造像,法显为襄垣人可见一斑。 经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相信,法显是襄垣人无疑。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应进一步弄清,法显在哪里出家,在哪里修行。 据乾隆年间《襄垣县志》载:当年仙堂山曾有一修真之士西行“仙去”,仙堂山、仙堂寺因此得名。这里西行“仙去”的高僧非法显而谁?历任明代兵部、刑部、吏部三部尚书刘龙是襄垣县肖家垛村(此村就在仙堂山脚下)人,他在《仙堂旧隐》一诗中,写下了“高士当 年不可求”的诗句,这里的“高士”就是指法显。 仙堂山的风光景色,曾被古人称为“仙堂旧隐”,是襄垣古八景之一,古八景诗中有“修真人去水空流”的诗句。这里的“旧隐”意思是“隐去(仙去)的真人”,就是指法显得道后远去。 如今,仙堂山有大型法显石刻造像,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学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字:“东晋高僧法显法师”,这也说明赵朴初先生对法显曾修真仙堂历史的认可。 二、打法显牌就是要让全国了解襄垣,让世界知道仙堂。 发挥名人效应,促进当地发展,是各地都在竞相做的事情。我们襄垣历史上有不少名人,最有名的除法显外还有刘龙、连楹等。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法显呢?这是因为法显的价值最高,影响最大,乃世界级名人。 我们可以用六个第一来概括法显的功绩。 1、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人。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已籍60岁的法显毅然偕同慧景、道整、慧嵬、慧应四人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的征程。从长安到印度,需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不辨方向,唯有以死人枯骨为标识。需翻过昆仑山脉,“壁立千仞,临之目眩”,这里海拔6000米,终年积雪,寒风刺骨。他们攀岩附葛,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历时四年,途经30国,终于到达印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人。 2、第一个将外文译为中文的中国人。法显出国14年,于公元413年9月17日在山东崂山登陆,回到祖国后,他将自己从印度取到的六部重要大乘佛经约百万言,译为中文,填补了中国佛教的一大空白,对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不依靠第三者翻译,直接将梵文译为中文,法显是创始人。 3、第一个到国外留学的中国人。公元404年,法显来到佛教发祥地——印度,他在印度期间,遍游各地,瞻礼佛法遗迹,学习梵语梵文,研究佛教经典,抄写律本,取经求法,收集记录了许多佛教经典。他学习绘画,绘制各种佛像,在印度先后活动近八年,得到了六部重要佛经。这六部重要佛经长达百万字,全部由当地僧人口诵,他一字一句记录,整理成文。 4、第一个撰写旅行游记的中国人。法显回国后,在抓紧翻译佛经的同时,撰写了西行游记《佛国记》,它既是一部传记文学的著作,又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和游记。它是研究我国西部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古代史、东西交通史、佛教史的重要史料。十九世纪以来,《佛国记》先后被译成法、美、日等国文字,传播于世界,有不少专门研究《佛国记》的著作问世。我国著名地理学家郦道远在《水经注》中有二十多处引用了《佛国记》的记载。 5、第一个西天取经人。一说西天取经,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唐僧玄奘,而实际上,玄奘是唐朝人,他到西天取经的时间是公元627年,法显是东晋十六国时期人,去印度的时间是公元399年,比玄奘早228年。 6、第一个到达和发现美洲大陆的中国人。原《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老资格国际专家,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客座研究员连云山先生在1992年向世界公布了一项重要的研究结论:“第一个到达美洲的人不是西班牙的哥伦布,而是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时间在公元412年,比哥伦布要早1080年”。他的依据是:根据《佛国记》记载,法显在印度及斯里兰卡等地游学十三年后,于公元412年从斯里兰卡搭乘一条中国商船回国。船队原计划从马六甲海峡,经新加坡,转东北驶往广州,结果被大风吹向东去,进入大海深处,茫茫大海,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继续向东而行,经过90天航行,到一国家名叫“耶婆提”。按照连云山先生的计算,90天的航行距离约在10000公里左右,向东航行一万公里应该是到达美洲大陆,耶婆提即今墨西哥的亚加布谷。另外,墨西哥的大量史迹也证实了这一点,如亚加布谷港所立的中国帆船到港纪念碑,就是为纪念千余年前到该港的一艘中国帆船所立,墨西哥历史学家所著《墨西哥史话》第7页记述:“在1400年以前,曾有一艘中国帆船驶抵墨西哥亚加布谷港”。此外,法显被誉为旅行家、翻译家,中国十大高僧。古今中外学者都给予法显很高的评价。鲁迅先生称:“礼赞晋法显,空前之伟人,中华脊梁骨,名句万百存,此言非过誉,当之无愧人”。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把《佛国记》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称赞说:“中国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斯里兰卡人称法显是中斯文化交流的先驱,那里有以法显名字命名的:法显村、法显洞,修建了法显纪念馆。 以上论述说明,法显是一位世界级名人,我们今天弘扬法显精神,除了他本身具有的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外,就是要借法显的大名让全国和世界知道法显出生在襄垣,修行在仙堂,从而提高襄垣的知名度,赋予仙堂山、仙堂寺较高的文化旅行价值,吸引更多的人来襄垣,来仙堂,促进全县旅游事业的发展。 三、打法显牌,就要有具体的举措 通过前面论证,我们知道打法显牌是提高襄垣知名度,发展襄垣旅游业的必需,那么如何打法显品牌,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我认为,当前我们应着力做好以下十方面工作: 1、建立中华法显研究基地。向中国佛教协会申请在襄垣建立“中华法显研究基地”,并举办隆重的挂牌仪式。 2、成立法显研究学会。组织襄垣法显研究爱好者,专门研究法显,收集、整理、宣传中外学者对法显研究的最新成果。 3、召开法显国际研讨会。邀请一些中外学者在襄垣召开研讨会,以此扩大襄垣知名度。 4、成立法显纪念馆(博物馆)。在县城建“法显纪念馆”,介绍法显生平事迹,收集有关法显的资料、实物、图片等,在馆内或馆外广场造大型法显塑像。 5、制作《法显·襄垣》宣传网页。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法显是襄垣人、法显出家仙堂寺、法显生平事迹、法显功绩等,以其扩大“法显·襄垣”影响。 6、制作宣传法显大型广告牌。在交通要道、襄垣醒目位置,制作一批大型“法显·襄垣”广告宣传牌,如“东晋高僧法显故里──襄垣”。 7、每年开展一次“法显故里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可举办纪念法显书画展、摄影展,召开法显研讨会,组织大型文艺晚会,举办戏曲大赛等活动。仙堂寺则可同时举办大型佛事活动。每年定期举行活动,使纪念活动经常化、制度化。届时可专门邀请中外各大媒体广泛宣传,既可吸引国内外佛教界人士的光临,又可吸引广大游客来襄垣旅游。 8、拍摄法显大型电视连续剧。在各种宣传形式中,电视剧的影响力最大,覆盖范围也最广。应由政府出资征集剧本,请名角扮演,重点创作刻画法显童年及青少年时期在襄垣及仙堂寺的生活修行的经历,达到宣传法显也宣传襄垣的目的。 9、制作一批有法显形象的旅游纪念品。以摆件和挂件为主,使游客来襄垣旅游时有物可买。 10、积极考证、发掘、修复一批与法显有关的历史遗迹。比如法显的出生地襄垣县虒亭镇龚家沟村,法显出家地仙堂山仙堂寺。形成一个以仙堂山为主的一系列法显旅游体系。 总之,我们要运用一切宣传手段,宣传法显,打响“襄垣·法显”这张王牌,以此来带动襄垣旅游,带动全县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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