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与茶——古代佛门茶话之一(上) |
 
高僧与茶——古代佛门茶话之一(上) ◎夏金华 自古以来,饮茶是中国人民生活中最为普及的项目之一。佛教传入之后,影响日见扩大,并渐浸于民间,几乎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古代节日中的上元节、观音节、浴佛节……,生活习俗中的素食、朝山进香、庙会、放生等,亦无不充满浓厚的佛教色彩。作为我国国粹之一的饮茶,在历代僧人的不断参与下,自然与佛门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俗话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好茶出在名山中”之说,就足以证明茶与佛门之间存在非同寻常的殊胜因缘。 一般说来,我国的佛教寺院大都以地处山中居多,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僧侣们身居其间,吸天地之灵气,取万物之精华,参禅打坐,得道成佛。为达成悟道成圣的最终目的,长年累月的禅修自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结跏趺坐,数息守中,头正脊直,凝神观想,心一境性,从而进入禅定状态。既不能东倒西歪,杂念纷飞,也不可以昏沉瞌睡,呆若木鸡。这样时间一长,由于精神过于集中,难免需要清心提神,而茶性高洁清淡,具有明目醒脑、去欲养神之功效,有益于僧侣的道德修养。《神农本草》所谓“茶能令人少睡、有力、悦志”之说,阐明了饮茶对人生理产生的重要作用。现代科学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茶叶中的咖啡碱有刺激神经和增进筋肉收缩力、促进新陈代谢之功效。因而在长时间劳动之后适量饮茶,既可振奋精神,又可消除疲劳。日本学者也认为,“茶叶中的芳香物质同样具有醒脑提神,使人愉快之感觉”1。因此,茶叶成为佛门最佳的饮料,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总括一下历代僧人对茶的贡献,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一、 高僧身居名山古刹,许多名茶源出僧人之手 海内名山出佳茗,乃由于名山天然的气候、土壤、日照等有利条件,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又经嗜茶人士(尤其是僧人)或茶农的不断努力,精心培育、制作和加工,从而成为传世名茶。他们封山育林,形成“绿茗盖春山”的茶区,加上山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承露,所产茶叶自然品质优异。据史料记载,在我国目前群星灿烂的各种名贵茶叶中,大部分最初是由名山古刹的僧人种植的。仅以江西历史上的名茶为例,多与佛寺有关,如黄龙茶、黄檗茶、云雾茶、攒林茶等。 黄龙茶出于禅宗黄龙派的创始人黄龙慧南禅师,黄檗茶则是临济宗的鼻祖——黄檗希运发明的,云雾茶是根据茶叶的特点来命名的。寺院僧人的辛勤汗水浇灌了攒林茶,此茶又名赵州茶,缘起我国禅宗史上著名的从谂禅师。他被誉为“赵州古佛”,因其长住赵州观音寺(现柏林寺),故名。长期流传后世的“吃茶去”的公案,即源于此。 天台山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闻名中外的国清寺就座落在群峰翠谷之间,四周古木参天,流水潺潺,素有“佛天雨露,帝苑仙浆”之称的“天台云雾”茶,就产自风景奇丽的天台山中,由天台高僧所制。宋代诗人陆容在他的《赠天台山茶僧》一诗中说: 江南风致说僧家,石山清泉竹里茶。 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裟。 诗中描绘的情景颇具禅意,令人回味无穷,茶隐竹海里,清泉石上流,高僧煮茶品茗,与客对谈,烟雾缭绕,茶香弥漫,真是一幅禅趣绵绵的山水画卷。 唐朝是我国佛教的鼎盛年代,寺院林立,宗派繁多,真可谓群星灿烂。至于佛门与茶的关系也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由于整个社会饮茶风气的盛行,如唐代进士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所说:“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佛门对茶叶的兴趣与需求。因为佛寺虽然远离市井通衢,但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来往却异常密切,茶叶也成为僧侣招待来客的重要物品。同时,从唐代宗广德元年(762) 开始,为满足宫廷对名茶的需要,还建立了定时、定点、定量、定质的贡茶制度,由专门官吏督造入贡事宜。大历五年(770),又在浙江顾清山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贡茶院,其产制规模之大,至今也属罕见。就佛门来说,当时四川的蒙顶山,寺院遍布,又是出产茶叶的圣地,至今遗迹尚存的甘露寺、天盖寺、永兴寺、千佛寺等,寺院周围到处都是茶树,所产“蒙顶名茶”,相传即由西晋高僧普慧亲手所植,从唐至宋,一直被列为“贡茶”,故有“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之美誉。由此,每年清明、谷雨时节,地方官员都要身着朝服,率领山上十数座寺院的僧人,在普慧所植的七株茶树前,焚香祷告,然后再采摘新叶,制成新茶,作为进献皇上的贡品。 禅宗里著名的禅师径山法钦,曾云游浙江杭州,有心在此选址建寺。一日,来到天目山麓,但见五峰环绕,林木苍翠,泉水丁冬,景色绝佳。在林间小憩时,法钦与一银髯老翁相遇,老翁告之宴坐峰最宜建寺,言罢变作飞龙,腾空而去,刹那间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老翁所在之处化现一弘清泉,泉水清澈澄明,遂取名“龙泓”。法钦遂率众僧于此开设道场,即径山寺也。后法钦与僧团大众又在寺院周围广植茶树,取龙井水泡茶,汤色沉碧,香气清雅,史称“径山茶”。唐皇帝曾诏法钦进京,赐号“国一禅师”,并拨银两支援扩建寺院。此后,“径山茶”便成为贡品。尽管这是否就是今日的“龙井茶”尚无法确定,但“径山茶”的名声很大,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日本僧人曾先后来径山学习,并将径山茶的制作技术和饮茶的礼仪传回去。《封氏闻见记》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僧人昼夜不睡,又不吃晚餐,祇许饮茶,禅僧各自备茶,到处煎饮。也可证明唐代佛门盛行饮茶的事实。 宋代以降,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特别是禅宗的势力如日中天,儒家封建士大夫们往往以与禅师的交往为荣,如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颐、程灏、朱熹等,像周敦颐还曾寄读僧寺,他的名篇《爱莲说》一文就是在寺院中写成的。虽然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反对,甚至于攻击佛教,但在与禅师的个人关系上,相处融洽,而且吸收不少佛教的教义作为丰富儒家的思想内容,他们既与禅师坐而论道,又学习禅师的所作所为,打坐参禅,作为自己的修身功课。在这样的相互交往中,饮茶自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节目之一。福建崇安素以生产“武夷茶”而著称,其中的绝品就是大家熟知的“乌龙茶”和“铁观音”。宋、元以来,原先一直是由武夷山的僧人种植的,成为后来发扬光大的重要基础。 还有,北宋时期,江苏太湖洞庭西山水月庵的僧尼于碧螺峰的石头杂草中采得野茶,制成“水月茶”。该茶沸汤鲜绿清澈,入口齿颊留香,盛传一时。数百年后,清代康熙三十八年(1699),玄烨南巡至太湖,偶品此茶后,赞赏不已,便赐名“碧螺春”,遂相沿至今。又如明代中叶,安徽黄山僧人释大方精心制成的“屯溪绿茶”,名噪大江南北。浙江云和县惠明寺所产之“惠明茶”,碧绿润泽,饮之余香满口。一九一五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他如,四川峨眉山的“峨蕊绿茶”、江西庐山东林寺的“云雾香茶”、浙江普陀山的“佛茶”、雁荡山的“雁荡毛峰”、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云南鸡足山感通寺的“感通茶”、安徽九华山的“九华毛峰”、歙县休宁松萝山比丘大方创制的“松萝茶”……无不是历代僧家辛勤种植、细致培育、精心制作的宝贵结晶。佛教僧人对于中国茶叶事业的卓越贡献,已毋需赘言。 二、 佛门僧众制茶用茶,并赋予茶独特的名称与内涵 唐代以前,僧人烧煮茶水,是将茶叶与橘子皮、桂花、生姜等一同煮饮,称之为“茶苏”。《晋书》卷九十五《列传》上说,敦煌人单道开“时复饮茶苏一、二升。”即是一例。晚唐至五代,禅宗大兴,寺院基本座落在深山老林之中,遍及粤、赣、闽、湘、川、豫等地,出于对茶的需要,寺院非常重视饮茶,开始单独煮饮茶叶,培育优良的茶叶品种,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寺院也是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的,如南宋之际的径山寺,时常举办茶会,招待游方僧和香客施主,且品尝、鉴定各种茶叶的高低优劣,称之为“斗茶”。所以,清朝郑板桥有诗云:“从来名士能品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同时,该寺僧人还将谷雨前幼嫩的芽茶碾为粉末,用开水冲泡,从而完成了由“煮茶”到“泡茶”形式的改革,删繁就简,由慢而快,因此,风行宇内。 在一般寺院里,饮茶习惯上也称作“吃茶”,并专门设立“茶堂”或“茶寮”,作为僧众集体饮茶的场所,有专人负责烧水煮茶和待客献茶,称为“茶头”,是寺院里四十八等职事之一,以供应僧众日常饮茶和坐禅所需的茶水,以及招待护法居士、游览寺院的客人等之用。据《蛮瓯志》所载,觉林寺的僧众“待客以惊雷夹(一种茶的名称,属于中等茶),自奉以萱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如名士戴叔伦即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之诗句,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日本僧圆仁在中国留学期间曾多次接受作为礼物的茶叶,会昌五年(845),唐武宗灭佛,但仍有官员暗地里向圆仁赠送礼物表示支持,尤为难得。当时形势不妙,圆仁几乎是被驱逐出境,正在办理离境手续,中散大夫杨敬之信仰佛教,派人前往慰问,“兼赐团茶一串”。职方郎中杨鲁士也在圆仁上路后派其子送潞绢二匹,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钱两贯文,付前路书状两封,别有手2。在这种场合下,馈赠茶叶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续下期)■ 注 释: 1王宏树、汪前:《饮茶对人体的保健作用与生理功能》,《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 2(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本,第185-1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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