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浪石窟的历史分期及其地位

　　杨富学　程晓钟

　　一、 庄浪石窟的初创与发展

　　庄浪石窟指的是甘肃省庄浪县城东关山中以云崖寺为中心的十余处石窟（不包括庄浪县东北30公里处的陈家洞石窟）的总称，其中较大的有云崖寺石窟、大寺石窟、红崖寺石窟、西寺石窟和主林寺石窟等。

　　云崖寺石窟分布在云崖主峰长约300米，高约80米的西崖峭壁之上，共有编号窟龛19个，其中北魏1个、西魏-北周3个、北周1个，另外14个属于元-明时期。内有石造像18尊、泥塑55尊、壁画14平方米，明碑2通。

　　大寺石窟位于庄浪石窟东1公里处，共有编号窟龛12个，形制基本相同，军委长方形平顶窟，有石造像3尊、壁画30平方米左右，题记3则。

　　红崖寺石窟位于庄浪石窟东5公里处，共有编号窟龛14个，造像50尊，壁画16平方米，清碑1通。窟形基本一致，均为方形平顶窟，当为明清时代之遗留。

　　西寺石窟位于庄浪石窟西约2公里处，共有编号洞窟7个，明碑一通。

　　林寺（又称主林寺或竹林寺）石窟位于庄浪石窟西北约4公里处，共有编号窟龛5个，造像5尊、壁画1.5平方米。

　　此外尚有乔阳寺石窟（洞窟3个）、金瓦寺石窟（残破不成型窟龛4个）、佛沟寺石窟（小型洞窟5个，摩崖造像3尊）、殿湾石窟（洞窟5个）、店峡石窟（洞窟2个）、木匠崖石窟（洞窟1个）和三教洞石窟（洞窟1个）等多处石窟。

　　庄浪县地处渭河上游六盘山西侧，古属雍州之域，秦属陇西郡，汉时分别为天山郡、汉阳郡、永阳郡所辖，北魏时复归略阳郡，唐代属秦州，宋时属德顺军。元初，庄浪一度为军事要地，元设庄浪路。明洪武二年陷庄浪，改隶凤翔府。八年降州为县，改隶静宁州，属巩昌府。清时隶甘肃省平凉府。

　　庄浪石窟的分布范围很大，其地东与今关山林业总场马峡林场毗连，南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接壤，西邻庄浪县韩店乡政府，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接界。东西宽13.75公里，南北长32.25公里。这里"山势环抱，溪水潆洄。松杉柏桧、翠竹名花，蔚蔚苍苍，青葱掩映，且多仙踪古迹，无地不爽人心目。" 在古代，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有一支道（从陕西陇县翻关山西行的必由之路）将这里与外界联系起来，对沟通东西交通起过一定的作用。

　　这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成为历代兵家的争长之地。东晋十六国时期，战事频仍，前赵、后赵、前秦、西秦、北魏、西魏、北周等王朝，都先后对这里行使过有效的统治。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尤其是北魏时期，最高统治者笃信佛教，极力推崇，形成了盛况空前的开窟造像之风。影响所及，庄浪周围也出现了许多大型的石窟群和佛教兴盛之地，著名者有天水麦积山石窟、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等。庄浪石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北魏正始三年（506），关陇爆发农民起义，北魏大将元硕进军水洛（即今庄浪县治），进行镇压。正光五年（524），关陇农民再度起义，王庆云于水洛城称帝，不久被北魏大将尔朱天光擒杀，部众被坑杀者17000余人。这两次农民起义是否受当时秦州吕苟儿、泾州陈瞻起义的影响，今不得而知，但有几件史实却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此后不久的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又聚众造反。这次起义规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但遭到了北魏战功显赫的奚康生的镇压。奚康生素信佛教，处处表现出对佛的虔诚。史载：

　　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制。

　　奚康生任泾州刺史的时间不长，仅有三年（永平二年正月至四年十月），但他却动用全泾州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创造了规模宏大的北石窟寺、南石窟寺。他的这一举动，正好适应了北魏统治者利用宗教的威力来加强其统治地位的要求。受其影响，庄浪的关山之中也悄然兴起了开窟造像之风。从今天可以见到的古代遗物看，云崖寺石窟第4号龛及佛沟崖摩崖造像为典型的北魏作品，可以有把握地说，云崖寺石窟创建于北魏正始三年至正光五年期间（506-524年），并且造像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北石窟寺、南石窟寺的影响。

　　北周时期，庄浪石窟群亦有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现存的洞窟如云崖寺石窟第2、3号窟及主峰左侧的中小型窟龛都应开凿于这一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2号窟及特1号窟、11号窟。2号窟为近似方型平顶窟，三壁三龛（浅龛），马蹄形低坛基上又为马蹄形高台座，塑三佛六胁侍菩萨。特1号窟为一佛二菩萨造像。11号窟为三壁三佛泥塑像。这些造像都具有典型的北周特征。另外朱林寺的3号、4号窟，佛沟寺的2号洞窟，虽然人不能至，洞窟形制与造像内容不明，但其窟外形制，和麦积山部分北周石窟一致，推而论之，这几处石窟都应为同一时代的产物。

　　二、唐宋元时代庄浪石窟的衰落

　　唐朝是我国石窟艺术发展的鼎盛期，就甘肃境内的大型石窟言，河西的敦煌莫高窟现有编号洞窟492个，其中有将近一半的洞窟都属唐窟； 陇东的庆阳北石窟寺现存窟龛295个，其中的唐窟就有180个，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炳灵寺石窟现存窟龛183个（窟34个、龛149个），而属于唐代的就有134个，更是占全部窟龛的三分之二以上。 说明唐代是甘肃石窟发展的兴盛期。 庄浪北边的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的兴建也于唐朝进入了辉煌发展的阶段。有意思的是，庄浪石窟却不然，在唐代不仅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而却进入了衰落期。根据现存洞窟及造像风格来看，可以推测为唐代窟龛者为数寥寥。大寺石窟第6号方型圆拱浅龛，内有一佛二菩萨石造像。参照北石窟寺唐代17号浅龛造像的特点，该龛具有初唐风格。朱林寺1号浅龛内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似为唐代中晚期所作。

　　宋朝时期，庄浪石窟的佛事活动更加稀少。明人胡缵宗《主山白云洞记》曾提到宋僧法印在这一带曾开凿过洞窟：

　　（云崖）寺崖左壁有洞焉，山僧法印所辟者，其洞朝夕多云。

　　《增修华亭县志》卷1也称：

　　寺（即云崖寺石窟）分中、东、南、西、北五台……中台左崖有白云洞，为宋僧法印凿。

　　然法印所凿之窟为哪一个，今已无从考证。在庄浪石窟中，今存的宋代开窟造像的遗迹少之又少，仅木匠崖内所存的一尊造像具有宋代风格。仅此而已。在云崖寺2号洞窟之泥皮上有一则题记，依稀可辩之字有“政和七年四月……”。政和为宋徽宗年号，七年为公元1117年。因该题记为划痕，显系游人所题。这一事实说明，北宋末年云崖寺石窟已处于废弃状态，否则，游人在壁上胡刻乱画当是不允许的。

　　元代除部分洞窟有改道为佛迹象（如朱林寺第3号窟）外，主要营造了三教洞石窟，这是儒、释、道同处一堂的造像，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儒、释、道合流的倾向。

　　宋元之际，庄浪一带战乱不断。宋人刘沪曾在水洛设军事要塞，抗击西夏和金。西距云崖寺石窟约15公里处的韩店镇，亦为军事要塞--大守古聂城。元代时蒙古人入主中原，成吉思汗为打通进兵西南的通道，曾在六盘山西麓设立特殊的军事建制--庄浪路。彼时战事繁多，民不聊生，庄浪石窟之冷落是否与此有关，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三、明代的庄浪石窟及其繁荣

　　庄浪石窟自唐以来，法事不兴，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僧侣，登极之初，即大力倡导佛教，并采取措施对佛教进行整顿，革除弊端，使佛教的发展重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太祖以后，明朝各代统治者除世宗（嘉靖皇帝）信奉道教，排斥佛教外，大都奉行佛教。明成祖曾下令对游方僧人活动加以保护，听任行脚僧道结坛说法，不许阻挠。明武宗（1505——1521年）继位之初，曾在一天之内普度僧道4万。明神宗更称佛教能“化导善类，觉悟群迷，护国佑民”，所以也大力倡导。

　　庄浪石窟所在的平凉在明代先为明宗室安王之封地，永乐年间安王绝嗣后，改属韩王 封地。韩王在平凉共传十一代，前后212年。历代韩王均虔信佛教，奖掖、扶持当地的佛事活动。静宁进士王瀚《平凉竹枝词》称：“东观浮图起七层，禅房罗列夜传灯，韩藩好佛人多化，处处经声处处佛。”正是这一现实的写照。平凉现存的许多佛教建筑都是韩王府督造的，如崇福寺、南庄寺、韩二府寺、韩六府寺、褒四府寺以及东关的宝塔、崆峒山的凌空塔等，庄浪石窟的兴建也与韩王府密切相关。云崖寺石窟所藏的《主山云崖寺成碑记》碑 就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韩瑞王朱朗琦（？——1606年）亲笔撰写的，只是他化名为云岩而已。文称：

　　国初，为安王属土，厥田亦为所有。及王故绝，洪熙初元敕赐韩藩，钦遵恒业，迄今二百余年。然古刹虽远，葺理未竟。主持释子真晓，仰承德意，多方募化，鸠工集资，凿石为洞。佛像、伽蓝、护法诸身，咸以石为质，彩饰刻画，各极工巧，视厥初时重修气象，巍然一大备矣。

　　与其同时勒立的《云崖刊石撰书碑》， 在讲到云崖寺石窟的修复活动时，同样也可看到韩王家族的支持：

　　庄头胡邦其、刘五宗见得本寺倾隳，诚恐坍塌，具启韩国主，赐给令旨帖文，招住释子真晓、徒众满，在寺住持。焚修香火，祝延圣寿。修补殿宇，看守禅林树株。常住田地香台一所，上下具完备矣。

　　明政府，尤其是韩王家族的崇佛意识，必然地影响着庄浪一带地方官员和封建头人的佛事活动。上述两碑文末都有施主题名，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参与重修云崖寺石窟的人大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前碑所载有韩王府承奉司承奉正白朝、承奉副马忠、校尉李宗仁、尤廷相、庄头胡朝敬、庄浪致仕知县李第及朝阳寺、主山寺、耿家寺、红崖寺、到回庵、云崖寺主持僧、徒等，共39人；后碑载有安东中护卫军政管操兼巡捕、防守指挥佥事毛缨、防守通聂等处地方、平凉卫后所正千户张九重、功德施主赵云、王世林、刘邦寅、主持僧真晓及石匠孙奉先等，计有50余人。上行下效，他们的活动极大地刺激了庄浪一带佛教的发展，这就是庄浪石窟的兴建之所以能在明朝时期达到高潮的直接原因。

　　在庄浪石窟中还留存着一些题记、碑刻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庄浪佛教的兴盛，为史书所不载，惟其如此，也就显得更有价值。兹略述于下：

　　1．云崖寺石窟主峰西侧特1号洞窟窟外，有墨书题记6行，文曰：“大眠进睹慧耳达闻圣心□□/皇帝圣寿万岁名人见在□□/佛定菩萨善手圆满/潜佛僧人淡道宗/□壁僧人张道进/成化拾年（1474）九月初三日功□□□。”从这一题记可知，明成化时曾对该窟进行过修复。

　　2．大寺5号窟内左壁有三方刻石题记。其一有“大明嘉靖十一年（1517）”字样，其三记有“白水县石匠杨文奇（？）、王锦”等内容。由这一方题记知，明嘉靖时曾在大寺石窟开窟造像，并且有外地工匠参与。

　　3．在云崖寺石窟9号窟内有碑二通，即前文提到的云岩撰《主山白云洞成碑记》和修平撰《云崖刊石撰书碑》。碑文顺虽未提及石窟的营造与沿革，但可以看出当时修复情况及主持僧人的来历以及云崖寺教区范围，对研究当时这一带的佛教活动极有价值。尤其是《云崖刊石撰书碑》还记有红崖寺石窟的凿修。

　　4．西寺石窟存有《万古题名碑》，该碑勒立于西寺建成之际，没有纪年，碑文风化剥落严重，但所记近百名功德施主的题名尚依稀可辩，其中的石匠孙奉先和云崖寺《云崖刊石撰书碑》中的石匠孙奉先同为一人，表明西寺石窟亦应始凿于明朝万历年间前后。

　　5．明正德进士、奉安县人胡缵宗 所写的《主山白云洞记》也是研究云崖寺石窟营建史的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胡缵宗本人并不曾亲临云崖寺，此文是他受云崖寺僧人所请而撰写的。该文对当时的云崖寺石窟作了如下描述：

　　杰阁危楼，赤栏朱槛，苍松古柏，山藏乎寺，寺裹乎山……远望之，梵宫如阙，崖路如梯，悬崖如厦，绝壁如堵。

　　足见其时云崖寺之盛。然历尽沧桑之后，目前的云崖寺石窟群断崖上面橛眼累累，可以想象出当年窟外依悬壁所建筑的满山重楼复殿，飞桥栈阁，可惜这些劳动者的辉煌创造，只剩下几根残断的木桩子，有些甚至荡然无存了。

　　明朝结束以后，庄浪石窟艺术的发展如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基本上陷于停止状态。清人虽对一些造像进行了重塑和修妆（如西寺、大寺、红崖寺部分洞窟），但形象拙劣，显得非常庸俗，其状与敦煌莫高窟等地的情况几无二致。这恰好可以看作是中国封建经济文化逐渐衰退，社会动荡不安、外族入侵、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四、庄浪石窟的历史地位

　　唐代是甘肃乃至全国修造石窟的兴盛期，唐亡之后，大多数石窟的兴建都趋于沉寂。龙门石窟如此，云冈石窟亦如此。就庄浪周围地区的石窟，如须弥山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而言，差不多也是如此。只有少数几处石窟因为特殊的原因，在宋元时代尚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

　　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莫高窟，由于在唐朝灭亡后孤悬关外，远离中原，唐于大中五年（851）建立的归义军政权却得以独存。该政权虽奉中原为正朔，但政治、经济、文化上却保有了自唐朝以来旧有的传统，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千佛洞开窟不止。继归义军之后的沙州回鹘、西夏、元政府都奉行崇佛政策，当地民众对石窟的修造兴趣不减，这种势头一直保持到明朝初年敦煌居民全部迁入嘉峪关以内为止。

　　庄浪以南的麦积山石窟在宋代得到了皇室的重视，宋徽宗以麦积山顶产灵芝而敕赐该石窟"瑞应寺"之名。这些使麦积山石窟在宋代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修寺建阁和重修塑像的高潮，但无新窟开凿。

　　唐亡以后，石窟兴建势头最猛的当属重庆的大足石窟。大足所处的四川盆地在五代至两宋时期较之北方地区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远离战争，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比较快。尤其到了南宋时期，四川盆地更是发展成为宋朝社会生产的重要基地和支撑其偏安王朝的主要支柱。文化上更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这一历史环境使肇始于初唐永徽，方兴于晚唐的大足石窟在五代、两宋时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凿了北山、宝顶山、石门山、妙高山、石篆山、南山、等几十处佛、道及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石窟。摩崖造像更是遍布大足全县，计像6万多驱，其中约有三分之二都为宋代造像。

　　上述几处石窟的兴建虽然持续时间较长，但到明代，差不多也都沉寂下去了，惟有庄浪石窟，在明代却步入了它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这可以说是庄浪石窟的独胜之处。

　　庄浪偏居一隅，“众山环拱，一峰突出，高并崆峒，厚比西倾，奇拟仙岩，广类鸟鼠，秀岭奇峰，层叠峦嶂，丹崖翠壁。”这里环境优美，奇峰秀拔，为开窟造像的理想场所。上文已经提到，唐朝灭亡以后，庄浪周围的石窟，如北石窟寺、南石窟寺、麦积山石窟、须弥山石窟都渐趋衰落。历宋、元、明、清诸代，除对一些窟龛内造像重妆或彩绘外，再无新的窟龛开凿。明代的佛塑作品仅在麦积山石窟中有少量的留存，现存的大都是前代佛像的重塑与重妆，反映出佛教此时在这一地区的式微。在这种情况下，虔诚的佛教信徒自然就会寻找更为理想的场所，庄浪及其周围的环境正满足了信徒的心理，这里的统治者韩王府恰恰又是这一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于是能工巧匠便云聚于此，大兴佛教，广造寺院，为佛教艺术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因而也同时形成了庄浪佛教艺术发展的全盛时代。俨然成了当时陇东地区的一大佛教中心。

　　今天的庄浪石窟共有编号窟龛79个，其中属于明代的洞窟就达61个，有些石窟，如西寺石窟、大寺石窟和朝阳寺石窟几乎全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凿而成的。这一时期其洞窟的基本形制差不多都是平面方形平顶窟，大多数洞窟正壁设坛，也有部分洞窟左右两壁设长方形坛基，有些洞窟左右及正壁设肩台。有些洞窟很大，如云崖寺石窟第7、9窟，大寺石窟第4、7、8号窟、红崖寺石窟第3、12（千佛洞）等，其用途当为礼佛诵经及群众礼拜之所。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正当全国佛教石窟艺术处于低潮的时期，庄浪石窟不仅开窟众多，规模宏大，而且涌现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实在难能可贵。庄浪石窟存留的明代艺术精品不少，其中可以云崖寺第6、7号窟中的作品为代表，其造像神态自然，形象优美多姿，作风写实流畅，工艺精湛，运用沥粉堆金的装饰手法，彩饰华丽，尤其是五方佛洞的造像，运用"重在写神"和"形神兼备"的传统表现手法更充分体现出我国古代泥塑艺术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十菩萨神态各异，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些明代造像形式在国内其他地方都极为少见，是不可多的的历史文化遗产。

　　除了上面提到的庄浪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外，陇东的洞窟还有许多，如泾川的王母宫石窟、合水的保全寺石窟、张家沟门石窟、莲花寺石窟、镇原的石空寺石窟、华亭的石拱寺石窟等。其中，王母宫石窟虽仅存一窟，但以其规模宏大且保存有30多身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的石雕像而颇负盛名。张家沟门石窟现存窟龛8个，据崖壁上的阴刻造像铭文知，石窟开凿于北魏太和十五至廿年（491-496年），为陇东地区最早的石窟。其他石窟可述的内容不多。如果说北石窟寺、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是这一地区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那么庄浪石窟则是晚期石窟艺术的集大成者。它虽然还没有北石窟寺、南石窟寺、王母宫那么有名，但是却是中国明代开窟造像之风的最后止息地，对中国晚期石窟与佛教艺术的研究，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只是目前的研究显得过于薄弱而已。

　　如所周知，庄浪石窟地处偏僻的关山，加之当地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而史书又阙载，这些因素使得这一石窟长期藏于深山无人识。直到1858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文物普查时，才发现了云崖寺石窟（此次调查详情如何、编号洞窟多少等，均未见报道）。此后的调查研究工作迟迟未得全面进行，直到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陇东石窟》（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编）还称“这里相传原有八大寺，经实地调查只找到了以上的五处（指云崖寺、朱林寺、红崖寺、大寺和西寺--引者）”，并称云崖寺“包括废洞及殿宇共编号十六处”，朱林寺“现存窟龛四个”，“红崖寺、大寺、西寺都已被毁。”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部门对庄浪石窟的调查工作才全面展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所发现洞窟的总数增加到79个，发现石造像22尊，泥塑128尊，壁画60平方米。本文就是在这些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该石窟的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目前尚难对石窟的价值及其在中国石窟史上地位作出的准确而全面的评价。本文只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