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石窟壁画的分期与年代
　　韩小忙
　　根据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参照西夏学中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知第一、二阶段即代表了西夏佛教文化前后不同的发展时期。推断第一阶段洞窟的上限大致在元昊占据瓜、沙、肃三州至西夏正式立国稍前，下限定在仁孝即位之前，即第一阶段当在公元1036～1139年。第二阶段洞窟的上限定在仁孝即位前后，下限定在蒙古灭亡西夏之年，即第二阶段应在公元1140～1227年。
　　西夏建国以前的德明时期，佛教已得到传播，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德明首次向宋朝求赐佛经，由此西夏佛教在中原佛教的影响下迅速发展起来。以后历任统治者皆大力提倡，使佛教成为西夏王朝的主要信仰，并形成兼容并蓄的独特风格。元昊时期通过尊佛、赎经、译经、建寺等活动，为西夏佛教的发展铺垫了稳固的基石。至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时期，佛教高度繁荣。比如大量刻印佛经，内容丰富、规模庞大的佛事活动，藏传佛教的发展，以及僧人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等等，使得西夏佛教进入了繁盛发展的成熟期。
　　西夏佛教的遗迹、遗物在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已有大量发现，如碑刻、绘画、佛经、雕塑、佛塔、石窟等。石窟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唐代建立的瓜州、沙州一带。瓜、沙二州治所分别在今甘肃省安西县东和今甘肃省敦煌市。自唐末以来，先后为张氏、曹氏所据。五代末年，瓜、沙二州即已依附于甘州回鹘。到北宋初年，已经崛起并日益强大的党项羌族与甘州回鹘常有冲突，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回鹘“瓜州王以千骑降于夏”，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元吴“遂取瓜、沙、肃三州”。第一阶段石窟的产生与这种历史背景相吻合。元昊立国之初，于1036年置十二监军司，其西境监军司——平西监军司
　　即设在瓜州。榆林窟第29窟窟口南侧所绘西夏装供养人榜题名署“瓜州监军司”，可见当时瓜州地位高于沙州，其与都城兴庆府的关系较一般府州应为密切；又该窟窟口南侧第一身供养僧像题名署“国师”，这样的地位更能接近西夏王室。因此在艺术表现形式中，首先将西夏佛教兼容并蓄的独特风格反映在安西一带，是有其合理之处的，第二阶段石窟的发展当和这种历史背景相关联。
　　莫高窟第一阶段的洞窟中藏密已初露端倪，如佛像高而尖的肉髻，面形腮部突出，着袒右袈裟，画面敷色厚重等，与第二阶段有相似之处；另外，在莫高窟宕泉河东岩的第4号塔婆形制，是平面方形、穹庐顶、正壁设坛的一种仿“蒙古包”形式，与第二阶段的西夏新开窟的形制相近。第一、二阶段之间应有一个过渡。
　　20世纪90年代，学者对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百眼窑石窟进行考察，发现其中有西夏内容，所描述的壁画风格，与我们划分的阶段相类似。“壁画按内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夏早中期，以大量的石绿色打底……佛教壁画为显宗题材。……第二阶段为西夏晚期的作品，内容由显宗变为密宗，出现了十一面观音像、双身明王像、密宗大师说法及礼佛图。”百眼窑石窟所在的鄂托克旗，西夏时期为夏州和宥州地区，是拱卫河西的军事要地。夏、银、绥、宥四州之地，为夏人自拓跋思恭以来最早的根据地。西夏在政治、经济稳定的区域，利用前代遗留的石窟布窟绘画，莫高窟、榆林窟所在的敦煌、安西地处西夏疆域的西端，鄂托克旗则大致位于西夏的东端，这样广泛的空间所反映出来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基本一致性，说明了西夏推广佛教的力度。
　　值得提出的一点是西夏与回鹘的关系。随着对沙州回鹘史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又将沙州回鹘洞窟独立出来，而不仅仅认为是西夏佛教艺术受到回鹘文化的影响。大约在莫高窟、榆林窟及西千佛洞共划分出23个回鹘洞窟，时间大致在11世纪初至12世纪初”。在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之前，瓜、沙实际上已经处于回鹘势力之下，待西夏据有河西走廊之后，沙州回鹘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并同西夏在沙州的统治并存了较长时间。从数量不少的回鹘洞窟来看，回鹘与西夏是和平共处的，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关系，对于研究西夏石窟壁画第一阶段的发展十分重要。